談《〈紅樓夢〉評論》之文藝思想:
美在形式論
《〈紅樓夢〉評論》是王國維在文學批評方面的代表作,開近代中國以西方文藝理論解讀古典名著之先河,同時它也是“第一篇評論式小說研究論文,它打破了傳統文藝批評的學術范式”。作為中國學術界第一篇運用西方文藝理論思想評價中國古典名著的經典之作,《〈紅樓夢〉評論》的思想價值極高,在學術史上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外,這篇文章本身在形式方面的結構藝術價值,也是值得稱道的。
在西方思想和理論的影響下,《〈紅樓夢〉評論》與以往文藝批評有所區別,其批評思維、批評方式、批評視角都和傳統不同,分析它的結構藝術特征,有助于人們重新認識《〈紅樓夢〉評論》的藝術價值。
批評思維的巨大轉變
縱觀整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我們會發現,我國的古典文論對文學作品進行評價,都是用評和點的方式。評、點的論述方式通常建立在評論者本身的隨感、頓悟之上,而且,古人的文學評論多是散見于手札、序跋、評點之中,內容多半是集鑒賞和批評于一體,由內心感受出發而得到的經驗性的總結,少有結構完整和體系嚴密的專門性論著。傳統批評這種帶有感悟性質的評點方式,雖然也可以為讀者帶來豐富多樣的藝術啟迪,然而這種批評方式最大的弱點就是缺少邏輯分析與推理,所以通常無法理性把握批評對象和與其相關的要素之間的關系,于是這樣的“批評就帶有一種強烈的主觀色彩,也只能局限于經驗技藝的水平層次,難以實現由直覺感悟向系統的理論層次的轉變。”而《〈紅樓夢〉評論》并沒有采用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思維,而是在學習借鑒西方美學的基礎上,以極強的邏輯與思辨的來對《紅樓夢》進行分析,并由此形成了一個清晰的結構和嚴密的框架體系,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極具開拓性的創新。
《〈紅樓夢〉評論》開篇引用老莊思想表達了對于人生憂患色彩的認識,這一方面為整個文章奠定了感情基調,同時也為下文所要論述的人生本質、藝術本質和悲劇等問題做了有力的鋪墊。第一章是《人生及美術之概觀》,這章主要對人生和藝術的本質進行了闡述和論證,為后面的內容做了一個先導。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根據前一章所提出的人生和藝術的本質問題,引出《紅樓夢》是“提出此問題,又解決之者也”,繼而又論述了《紅樓夢》所體現的人生和藝術的本質精神。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精神》先提出《紅樓夢》是一部“徹頭徹尾之悲劇也”,然后借用叔本華對悲劇的分類,來對《紅樓夢》進行具體的分析、評價,得出《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后又用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價值的理論來對《紅樓夢》的美學價值進行論述。在第四章《〈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中,王國維從世俗的倫理價值和普世的倫理價值兩個方面,辯證地對《紅樓夢》的倫理學價值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論述。最后的余論部分,主要是針對紅學研究中“考證派”“索引派”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批判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紅樓夢〉評論》有著清晰的理論框架體系,使得整篇文章顯得格外的嚴密并富有層次感,是富有邏輯的,更是藝術的。在王國維之前,歷代的大部分文藝理論批評家,還沒有能這樣完整而嚴地構建起一個評價體系,可以將哲學、美學、倫理學以及文學整合起來,并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深層次批評的。可以說,這是王國維的獨創。
科學理性的批評方式
自古以來,我國的文學評論主要以評和點作為批評方式,但是這種感悟和體驗性的批評方式缺乏體系,難以很好地建立起全面、系統的批評理論,這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思維方式的創新產生了極大的限制。近代的一些學者發覺傳統文學批評方式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開始大力倡導注重推理和演繹的現代批評方式。于是一股借用西方美學、哲學理念從事文學批評的風潮在中國興起,王國維便是其中的踐行者之一。
西方文論的批評思維大多具有強烈的思辨色彩,邏輯結構也頗具整體性,在批評方式上注重縝密、系統性歸納演繹,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就是其中的典范。王國維學貫中西,西方美學的思維模式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把這樣的美學思想嫻熟地將其運用到《〈紅樓夢〉評論》的論述和寫作中。
王國維首先論述了人生以及藝術的本質,而后由此引出了《紅樓夢》所蘊含的人生和藝術本質精神,接著說明《紅樓夢》的美學價值就在于這是一部悲劇,而之所以成為悲劇,又源自它本身體現出來的精神本質。對此,王國維援引叔本華和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來作詳細的論證。后又將《紅樓夢》的倫理學方面的價值又結合了美學價值來論述,形成了一個縝密的邏輯體系。最后又立足于文學,并借助美學和倫理學的觀念來批判以往的紅學研究。
就整個《〈紅樓夢〉評論》而言,貫穿其整個體系的中心即“生活之本質?欲而已矣”,這既是全文的感情基調,也是整篇文章的理論基點。王國維對人生欲望和痛苦本質有著深刻的認識,并由此形成了對《紅樓夢》悲劇本質的認識,整篇文章層層深入、環環相扣,極盡演繹推理之能事。
美術與人本的批評角度
長久以來,中國始終秉承著儒家溫柔敦厚的詩學觀念,文人信奉原道、征圣、宗經的文學本質,于是文學淪為政治統治和人倫教化的工具和載體,所以,我國古代文學評論主要是從“文以載道”的角度,來對文學作品的內在意蘊以及社會功能進行評價。這些文學批評將文學與政治制度、倫理思想等結合,形成了如“思無邪”“文道合一”“詩言志”的基本批評觀念。但是,這種以道釋文、以文載道的文學批評觀,極大地忽視了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本身的特征,束縛了人的才能、個性和思維。
然而在西方,從遙遠的古希臘開始,始終對人本化的哲學思想十分重視,這樣的思想隨著歷史的發展又不斷被賦予新的解釋和內涵,所以在西方文論中有著深厚的人本化的內涵,特別注重提倡個人的自由發展和精神解放。中國古代文論中也有人本化的內容,但卻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政治的附庸和工具,失去了自己的個性。
到了近代,隨著西方哲學思想的迅速傳入,中西文化激烈地碰撞與交匯,人本主義的思想逐漸在中國學人的心中生根發芽,而且王國維此時深受叔本華和康德“審美無功利”學說的影響,非常贊同“純粹美術”的審美觀念,認為應當重視藝術本身的價值。“審美無功利”“審美無利害”才是藝術最根本的特性,也是之所以能給人美感和快樂的根本原因。《〈紅樓夢〉評論》對批評視角的轉變與革新,使這篇文章成為完整的現代意義上的純美術論,堪稱中國近代文學評論現代轉換的顯著標志。
因為富于思辨性的邏輯思維、科學性的批評方式、人本化和無功利的批評視角,《〈紅樓夢〉評論》有了獨特的藝術結構。這些新的特質,令《〈紅樓夢〉評論》成為首開先河的近代文學理論批評著作,也開創了現代文學批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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