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寧》是《聊齋志異》中的經典名篇，歷來研究者對它有著超乎尋常的解讀熱情，魅力非凡。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故事內涵仍未闡釋到位，尚可再論。蒲松齡在小說中兩次用到“黠”字：一處是嬰寧用以形容丫鬟小榮“是亦狐，最黠”；另一處是作者用以點評嬰寧“其黠孰甚焉”，足見此字甚得蒲氏之心。以本文之見，最黠者并非小榮、嬰寧等美狐，而是作家本人！蒲松齡小說創作上的靈心慧性，在《嬰寧》篇中施展得酣暢淋漓。“顯”“隱”兩條邏輯線索中的嬰寧，行止處世既出人意表又情理皆合，小說內涵亦豐富而雋永，甚耐咀嚼。故讀《嬰寧》而不明異史氏筆墨之黠，實未得其三昧也。

雖然嬰寧是此篇毫無爭議的第一主角，但小說的顯性線索是通過男主人公王子服的際遇展開的：逢艷、求美、得偶、生子的婚戀經過，敘事脈絡十分清晰。可細讀小說，很難不驚嘆于王子服的好運氣。上元節巧遇美人后相思難耐，表兄虛言其人乃“我姑之女”，即真有這么一位戚屬存在；表兄誆曰美人住在“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王子服即真能找到這么一個小里落；且一尋即至姨母家，姨母主動認親，最后還極信任地以女相托、讓其攜歸……這份好運氣的吊詭亦不能視而不見、不作深究：表兄吳生幾日后復尋至西南山中的“小里落”，卻是“廬舍全無”。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讓吳生謊話成真，且又讓說謊者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為的是制造懸念。蒲松齡在小說中沒有正面解釋，而是提供充足的線索，讓讀者通過敘事邏輯來“自明”、介入小說情節的推理：一定是有那么一個人，故意借吳生之口來鼓勵王子服鍥而不舍地“求美”，讓嬰寧獲得幸福；這個人既需神通廣大又需為嬰寧作“長久計”；符合條件者只有一人——嬰寧的嫡母、王子服去世多年的姨媽秦氏。

嬰寧是丈夫與狐仙所生，雖非己出，于秦氏而言，亦是夫家唯一骨血。且兼嬰寧身世悲苦，父亡母棄，秦氏憐而厚待，更是良善。然嬰寧畢竟有著一半的人類血統，自是不可終老鬼蜮，故從長久打算，必須讓其進入人間。在“進入”方式上，秦氏選擇了“嫁娶”，實現終身有托的同時，還捎帶改換門庭：嬰寧身世中“狐生鬼育”的部分，難以恕于悠悠眾口。

故此可知吳生復訪西南山中時，蒲松齡“吳憶葬處，仿佛不遠；然墳垅湮沒，莫可辨識”的敘事用意：點明秦氏的墳塋就在西南山中是提醒讀者，王子服當時所見“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墻內桃杏尤繁”的廬舍，實際是秦氏運用神通變出的幻景。嬰寧被王子服“攜歸”的目的達到后，廬舍即無存在之必要，事后吳生不復尋見乃理之必然。由此也可豁然開朗于王子服拜訪時的種種便利，秦氏對王子服百般體貼、言行皆中其懷的原因，乃在于“求美”與“托女”之目標一致耳。故而，小說的顯性線索是王子服“得美”的經過，隱性線索則是嬰寧從“鬼蜮”到“人世”的入世歷程。這條隱性線索安排高明，使得小說結構呈現出復調之美：雖各自獨立但又協調統一。另外，小說內容過半時雖然“顯”“隱”已經會合，但因隱性線索已經確立了小說的敘事邏輯，所以它的效用在后半部分仍在發揮。

嬰寧從“鬼蜮”進入“人世”的故事邏輯是蒲松齡精心設計且巧妙遮蔽的，他不僅讓幕后推手秦氏深藏不露，更讓當事人嬰寧也處于被保護、特無辜的境地，因而為嬰寧形象刻畫留下了巨大空間。讀小說者不妨細忖：將嬰寧送入人世難道只是鬼母秦氏一廂情愿的安排嗎？嬰寧可能全然不知嗎？當然不是。愛女甚深的秦氏不可能不考慮嬰寧的意愿；況且，缺少嬰寧的配合，計劃亦不可能順利實施。

蒲松齡在嬰寧的刻畫中以“愛花”“愛笑”立其形象，論者已多有闡發。如在“愛花”的討論中，唐雪凝先生從時間線索、情節線索、神異色彩三個角度分析花之刻繪的精彩，所言甚是（《〈嬰寧〉中的花》，《蒲松齡研究》2009年第1期）。尚可補充者，“花”意象在文中亦含隱喻色彩。嬰寧初見王子服時“拈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梅花固為初春佳物，但因“梅”與“媒”諧音，由嬰寧“自執”，乃有“自媒”之意。見生注目，嬰寧乃“遺花地上，笑語自去”，惹得王子服“拾花悵然，神魂喪失”，則是非常明顯的招惹。山中重逢，王子服第一眼所見乃“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俯首自簪”，女郎即嬰寧，所執為杏花。“杏”與“幸”同音，隱喻此乃嬰寧之幸運，二人親事將諧。將“梅”與“杏”相連來看，蒲松齡此處亦為用典。據明人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所錄，有老翁問解縉：“何緣得佳偶？”解縉答：“有幸遇良媒。”老翁贊其機智，于是聯姻。至清初張貴勝《遣愁集》，又略有不同：“明程敏政號敦篁，以神童至京。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因留款，指席間果曰：‘因何（荷）而得偶（藕）？’程即應云：‘有幸（杏）不須媒（梅）。’李大稱賞。”從明至清流播不斷，足見這一典故為大眾所喜之甚。蒲松齡信手拈來的同時更翻出新意。畢竟前人只用來形容男性，特別是才子在婚配時的自信，從未有人將它用在女子身上。作者亦借以暗示：《嬰寧》篇中婚戀上的真正主動者與幸運兒，乃嬰寧也，而非王子服也。

嬰寧“愛笑”讓讀者印象深刻，蒲松齡著重刻畫了三個場景：山中正式見面、后花園巧遇、攜返王家，它們共同渲染了嬰寧嬉不知愁、嬌憨活潑、殊少拘束的表面形象。此為王子服所見之形象，亦是鬼母“呆癡如嬰兒”評價之印證。但僅從嬰寧能夠隱忍身世之謎，直到完全信任王子服后才和盤托出這一點來看，嬰寧的真實個性絕非如此。而從故事情節的角度，前言三個場合，嬰寧的“笑”都起到了實際功效——進一步吸引王子服、掃除旁人的戒心與疑慮，遮掩身世調查中的尷尬、能夠在王家立足等等。尤其是王子服攜嬰寧返家，王母、吳生、嬰寧三人對質，此時最能弄清事件原委，可是，“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致使吳生無法正常盤問，使得身世調查徹底告吹。在以上描繪中，嬰寧以嬌憨善笑而成了無辜者，王家母親則被逼至不能動怒的無奈境地：對這樣的“天真派”窮追猛打，兒子眼中的慈母形象豈不轟然倒塌？可事實是，這難道不是一種確確實實的利用嗎？利用王母的“投鼠忌器”與“不忍之心”，嬰寧既掩蓋了身世真相，同時又順利被王家接納、成為王門之媳。

故此，嬰寧的“笑”具有很強的目的性，說它是狐女嬰寧借以進入人世的工具，亦不為過。當然，作者此處的描寫并無貶義，畢竟除了王子服的一往情深之外，嬰寧沒有更多的依仗與憑藉。選擇世人普遍接受的“笑”作為突破人心壁壘的“工具”，是明智的，更是無害的。尚可舉出作者的另一逗漏之筆。“西鄰子事件”后，看似因為婆母的一番教訓而使嬰寧“竟不復笑”，實則是因為“笑”的工具效用已經實現：在夫家立穩了腳跟，從此不笑也無大礙。作者唯恐不盡意，下文“雖故逗之，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則是明示：只有當“笑”不是不可控的天性，它被外力扼殺時才不會介懷、悲戚。

蒲松齡對嬰寧真正戚容的描繪，是對人物復雜個性的進一步開拓。因遷墳之事“對生零涕”，見母尸后更是“撫哭哀痛”，這時的嬰寧哪有憨傻之相？完全是一位情感深沉、心思細膩的孝女！讓故去的父母合葬，嬰寧履行了人子的應盡之責，這既是對鬼母養育之恩的回報，同時也是對鬼母送其入世的最好感激。

至此，異史氏所謂“我嬰寧殆隱于笑者”可解矣：嬰寧的笑，確如但明倫所評是“裝呆”而非真傻。笑不過是其韜隱策略，是其進入人世的工具與憑藉，真實的嬰寧是隱藏于笑容背后的：她情感細膩豐富，行事有心機有權謀，對犯其意者毫不留情——讓見色起意的西鄰子一命嗚呼可為證據。因此，在“入世”與“報恩”的邏輯推動下，嬰寧由“狐女”到“人妻”再到“孝女”，不僅實現了“身份置換”的不露痕跡，更有“形象轉變”的順理成章。由此來看嬰寧形象，那些認為她是天真無邪化身的說法，如“近乎童稚無知”（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之論，大有推敲之必要。

嬰寧由“愛笑”到“矢不復笑”再到“哽咽哀泣”的情緒變化，是《嬰寧》主旨研究中“批判了封建禮法對婦女健康天性的壓抑與窒息”（徐中玉、金啟華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說的重要證據。但就本文事實來看，嬰寧的笑啼皆與秘密相連，并非全然出于天性，以此來清算禮教之貽害，乃明顯的聚焦失準，故而立論中捉襟見肘、難以周全之窘并不鮮見。如怎樣理解嬰寧不笑以后的“竟日未嘗有戚容”？再如嬰寧的哽咽悲泣是為鬼母遷墳，怎么就算到“禮法戕害”頭上了呢？其實，從《嬰寧》篇中的隱性線索入手，可以在小說主旨解讀上有更合理的邏輯尋繹。

先看小說命名。“嬰寧”二字究竟是何出處、是何意思，學界討論甚多。如張泓《嬰寧名字來歷研究綜述》（《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17年第5期）一文所述，即有《韓非子》《莊子》、李贄“童心說”三種源頭。本文同意小說命名與《莊子》有關，但在詞意理解上尚有不同看法。《莊子·大宗師》有言：

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后成者也。（郭慶藩撰《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版）

這段話的言說背景是女偊向南伯子葵釋“道”：道是什么，道可不可學。在女偊的觀點中，“道”不可習，但進階之路可述，“道”在萬物中將、迎、毀、成無所不包的狀態更是應明。“攖寧”是“道”之名，“攖”之意，《辭源》解釋為“擾亂”；“攖寧”之釋，唐人成玄英“道無動靜”說歷來被采最多，但亦非不刊之論。如錢穆先生注釋《莊子》時即不取上說，而引明人陸長庚“攖寧，言世棼擾擾之中而成大定”之論，且又以近人楊文會“攖者，煩擾也，寧者，沉靜也。兩門相反，適以相成，所謂‘八萬塵勞，即解脫相’也”之說相呼應（錢穆《莊子纂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足見“攖寧”乃從“亂”到“定”之意，亦是較多學者的看法。本文認為，這種觀點抓住了“攖”才是莊子“攖寧論”的重點，是更符合《莊子》上下文原意的。

則“攖寧”一詞隱含了老莊哲學中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辯證思想，至少可備一說。聯系到《嬰寧》篇的文本內容，認為“蒲松齡創造與‘攖寧’諧音的形象，本意大約想宣揚‘攖寧’式得失不動于心的精神狀態”（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聊齋人物論》，中華書局2002年版）的觀點，應該受到挑戰與質疑。因為蒲松齡筆下的嬰寧形象，體現的不是“道無動靜”，而是“動靜成道”。

對應于“攖寧”一詞的辯證內涵，《嬰寧》篇的主題豐厚而不單一。蒲松齡筆下的嬰寧，表面上明媚灑脫、爛漫天真，但實際上身世悲苦、心酸暗藏。前者是小說淺表敘事中有所掩飾的嬰寧，后者是隱性線索下更為真實的嬰寧。通過顯隱兩條線索的共同構架，嬰寧形象塑造得層次豐富、個性飽滿。她由鬼蜮而至人世的種種慧黠，如自媒自薦，嬉笑無度，隱瞞不告，色誘而懲等等，以婦德規范而論都可指瑕，是對男權社會下女德規范的突破與挑戰。但是，作者對嬰寧恰恰是全然的肯定。在歌頌女性心機與韜晦的同時，更真誠地贊揚她們主宰自我命運的美好。這一主旨傾向，在小說結尾的“異史氏曰”中有集中體現：

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墻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凄戀鬼母，反笑為哭，我嬰寧何嘗憨耶。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并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上文之前半所論乃嬰寧之不憨，前文已經作出闡述，此處不再贅言；后半以“笑矣乎”草與解語花比喻嬰寧，則尚需作進一步闡明。首先“笑矣乎”實為一種菌類，宋人陶穀在《清異錄》中記載：“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干笑疾，士人戲呼為‘笑矣乎’。”此處有兩點應予留意：一是干笑不止實為食物中毒的現象，二是得名源于文人的玩笑——之所以稱作“笑矣乎”而非其他，從“士人”這一角度推測，當與李白《笑歌行》中“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的歌哭怨憤有關。至蒲松齡筆下，“笑矣乎”有三點改變：一是從菌類變成了草類，二是通過呼吸進入人體，三是無害而有益。這是作者信筆由韁的改寫嗎？恐未盡然。蒲氏將“笑矣乎”改造成一株草、一株可以賞玩的小草，不僅體現出對其“害”的淡化，更反映出對其“益”的強化，或許正隱含了對李白筆下“笑矣乎”曾代表了激烈的憤世精神的某種肯定。如嵇康《養生論》所說：“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則“合歡”與“忘憂”因太過平和，已經難入蒲松齡之法眼，所以他更抬舉“笑草”之桀驁。“解語花”之典在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中有載：“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于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所指乃李隆基、楊玉環事。但篇中蒲氏持否定意見，認為像楊玉環那樣為博帝恩而矯揉造作、不付情者，并不可取。

作者用“笑矣乎”與“解語花”兩典對舉，也是提醒讀者：此篇非平常文字，乃隱含寄寓深意。“深意”是通過典故的文化層累傳達的，復為隱性表達。它們一正一反，關合出作者對嬰寧的態度：既肯定她不受命運撥弄、不肯逆來順受的倔強與反抗，同時又贊揚她與王子服真心相愛、最終坦誠相待的美好。在蒲松齡的筆下，女性的心機與韜晦不僅不可怕，而且還很可愛。但欣賞的同時作者似乎也有隱憂，畢竟這種女性觀的反叛性太強，難以大張旗鼓地宣揚，而用曲筆、用隱性線索來勾勒嬰寧性格中深沉而復雜的一面，則是更為合適的處理方式。從這一角度而言，作者的“黠”亦是無奈。但這一無奈，卻逼迫他在小說構架、人物塑造上作更新的嘗試，創造出全新的經典。

作為經典的《嬰寧》，藝術魅力除表現為內涵開掘的巨大可能性外，還反映在對后世文學的深遠影響上。《紅樓夢》小說中，人物刻畫上不難看出曹雪芹的承繼之意，如王熙鳳之“笑”同樣讓人印象深刻，僅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中，她的八個笑，就個個耐人尋味，次次富含深意。又如她對覬覦之徒賈瑞的懲治手段，與嬰寧對待西鄰子之方式，亦存共通之處：都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結構方式上，《紅樓夢》亦善用顯隱交替。如對江南甄家的刻繪，基本處于隱性狀態，只在小說的第二、十六、五十六、七十一、七十五等幾處簡筆勾勒，以其榮枯盛衰之變，暗示賈府家族命運頹敗的不可挽回。因為長篇小說的跨度大、線索多，《紅樓夢》在隱線處理時，較之《嬰寧》明顯一些，但其創作方式，卻頗多一脈相承之處。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