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音樂藝術與日常生活

陶淵明本人是精通音樂，并通曉古琴藝術的，無論是彈奏，還是欣賞，他都堪稱行家里手。《陶淵明集》卷四《擬古》九首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愿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這首詩對了解陶淵明的音樂藝術修養以及解讀陶淵明的音樂生活是至關重要的。郭平從琴學的角度對此詩作了精到的分析：“‘上弦’即我們現在所說的上準，即四徽至一徽的音；‘下弦’，即我們所說的下準，即十徽至十三徽的音。上弦音距岳山近，彈上弦音時，因為有效震動弦長較短，使得彈出的琴音較為尖利、激越；而下弦音則相反，它們近龍齦，有效震動部分長，琴音較為低沉、幽深。而《別鶴》和《孤鸞》是兩首琴曲的曲名。陶淵明這兩句詩的意思是說，這位彈琴的高人所彈的《別鶴》和《孤鸞》特別有表現力、有特色的內容分別在近岳山的高音區和近龍齦的低音區出現，從而表現出別鶴唳鳴之聲的凄厲和失群孤鸞的幽怨。由此可見，陶淵明對琴的聲音、技法特征以及琴曲的特點都是熟悉的。”這種闡釋是非常嚴謹、科學的。庾信《擬詠懷二十七首》其十九：“抱松傷《別鶴》，向鏡絕《孤鸞》。”實際上化用了這兩句陶詩。陶淵明平日彈奏的是七弦琴。《陶淵明集》卷八《自祭文》曰：“欣以素牘，和以七弦。”上句言讀書之樂，下句敘彈琴之諧。事實上，音樂之學也是潯陽陶氏的家學之一。《陶淵明集》卷八《祭從弟敬遠文》說陶敬遠：“晨采上藥，夕閑素琴。”敬遠是陶淵明的從弟，也是他的知音。

讀書和彈琴是陶淵明日常生活中的賞心樂事。陶淵明平生酷愛音樂，從少至老，彈琴不輟，清歌不絕，音樂伴隨了他的一生，這與他的讀書和創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陶淵明集》卷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陶淵明集》卷一《時運》：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

清琴橫床，濁酒半壺。

《陶淵明集》卷六《扇上畫贊》：

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眄有儔。

琴和書是陶淵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侶，這使他的精神生活極為豐富。

陶淵明喜歡和朋友們相聚，用動聽的音樂淋漓盡致地抒發自己的情懷。《陶淵明集》卷二《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清吹，指清越的管樂，如笙笛之類。《陶淵明集》卷三《述酒》詩：“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南朝宋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其一：“不見栢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南朝齊謝朓《鼓吹曲·送遠曲》：“一為清吹激，潺湲傷別巾。”鳴彈，指弦樂器，如琴瑟琵琶之類。清歌，指清亮的歌聲。晉葛洪《抱樸子·知止》：“輕體柔聲，清歌妙舞。”《文選》卷三零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魏太子》：“急弦動飛聽，清歌拂梁塵。”陶淵明的這首詩描寫了管樂、弦樂與歌唱，在急管繁弦和裊裊清歌中，詩人的情懷如密雨經天，長風過林，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抒發。

陶淵明之彈琴與吟詩有密切的關系，同時又與長嘯密切結合。南朝宋王智深《宋書》載：

陶潛字淵明，宋文帝時人也。好慕山水，恒處幽林，以酒暢釋。有人就者，輒脫葛巾沽酒。畜一素琴，及一醉，一撫，一拍，嘯詠而已。

《全唐詩》卷四百二十四白居易《丘中有一士》二首其二：

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坐拍無弦琴。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木陰。所逢茍非義，糞土千黃金。鄉人化其風，熏如蘭在林。智愚與強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訪其人，將行復沉吟。何必見其面，但在學其心。

此詩完全模擬陶淵明《擬古》九首其五（引見上文）。詩中有“坐拍無弦琴”一句，張隨《無弦琴賦》亦有“振素手以揮拍”之語，與王智深《宋書》所說“一撫，一拍”相合，可見王《宋書》的這段文字唐人尚得寓目，是可靠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陶淵明的吟、詠、琴、嘯常常是以綜合性的音樂藝術形式同時發生的。所謂“嘯詠”，就是用長嘯的發聲方法來吟詩，同時，“嘯詠”還可以與琴音相結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陶淵明集》卷一《答龐參軍》）

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陶淵明集》卷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

詩、嘯、琴三者的結合，確實別具一番藝術情調。陶淵明是喜歡長嘯的。青木正兒在《“嘯”的歷史與字義之變遷》一文中曾將中國古典詩文中的“嘯”區分為“有聲之嘯”和“無聲之嘯”，前者是詩人實際在發嘯，如：

日入群動息，歸鳥趣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陶淵明集》卷三《飲酒》二十首其七）

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陶淵明集》卷五《歸去來兮辭》）

后者則是意象化的文學描寫，或者說是用典，如：

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陶淵明集》卷四《詠二疏》）

“高嘯”既是用典，也是對“二疏”的超曠氣度的歷史想象。《世說新語·棲逸》第一條劉孝標注引《魏氏春秋》曰：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游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

這就是“高嘯”這一歷史典故的出處。

在晉宋時代，許多名流達士都耽愛挽歌，這對陶淵明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世說新語·任誕》第四十三條和第四十五條：

張湛好于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張（注：張湛小名叫，見本條劉孝標注。）酒后，挽歌甚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

張湛的舉動乃是對儒家縉紳禮儀的逆反，溢蕩于其間的任性而動、崇尚自由的精神，充分顯示了當時知識分子對藝術的濃厚熱情和對于人類情感的自在自為、無拘無束的渲染與把握。而挽歌的愛好者，一般都具有出色的音樂修養和深湛的藝術鑒賞力。如袁山松“衿情秀遠，善音樂”；另一位唱挽歌的高手桓伊乃是晉代最杰出的音樂家之一。《世說新語·任誕》第四十三條梁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

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

而尤可注意者為《太平御覽》卷五五二引南朝梁謝綽《拾遺錄》關于顏延之的記載：

顏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

顏延之是陶淵明的摯友，二人交誼甚深，關系極好。《宋書·陶潛傳》：

顏延之為劉柳后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后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陶淵明集》卷三《飲酒》二十首序曰：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這里所說的“故人”可能就是顏延之。筆者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推測，原因有二：第一，顏陶交誼深厚，如上引《宋書·陶潛傳》所述以及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書后所附顏延之《靖節征士誄》所言：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眾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

陶淵明與顏延之討論敏感的政治問題，足見其相與之深。第二，顏延之擅長書法。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九：

謝朓字符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風華黼藻，當時獨歩，草書甚有聲。草殊流美，薄暮川上，余霞照人，春晩林中，飛花滿目。《詩》：“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是之謂矣。顏延之亦善草書，乃其亞也。

也就是說，顏延之的草書，略遜于謝朓，但其藝術水準已入高品，則是確鑿無疑的。陶淵明《飲酒》詩序所謂“聊命故人書之”，可能與顏延之的書法造詣有關。所以，在文化趣味上陶淵明受到顏延之的影響，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陶淵明集》卷四有《擬挽歌辭》三首。這三首詩屬于相和歌辭，其曲調為相和曲，其辭意與漢樂府《薤露》有關，同時也受到了魏繆襲的《挽歌》的影響。“九原不可作，白骨生蒼苔”通常被挽歌詩的作者們視為生命的不幸；而陶淵明的《擬挽歌辭》卻將這種不幸說得自自在在，不落哀境，若非對人生對宇宙大徹大悟，生平有定力定識，豈能如此！晉人在詩中好說死，因為他們留戀生；陶淵明不僅留戀生，在即將離開世界的時候，還能以達觀的態度對待死，以飛動的神思想象死，以抒情的詩筆描繪死。在陶淵明的筆下，死亡構成了存在的另一種方式。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基于這一發現，他超越了時代，超越了人生，超越了自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擬挽歌辭》達到了中古時代挽歌詩最為輝煌的峰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