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沉帝王夢·京城之旅·陶然亭·菊黃佳釀熟一醉一陶然
陶然亭在北京的南城偏西,是一個有山有水、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的地方。園中的湖泊東與龍潭湖相對,北與三海相望。全園占地面積59公頃,近300畝湖面占公園面積的三分之一。
湖泊從園北一個叫窯臺的地方,向南分東西兩面伸展,構成一個不規則的長橢園形,環抱著一個葫蘆形的小島,陶然亭就在這小島的西南端。現在,挖掘湖底的泥土堆成的七座連綿起伏的小山早已是郁郁蔥蔥,一派盎然生機。陶然亭聲名也因人們的吟詠而遠播全國。
陶然亭的歷史頗值得咀嚼。
問江藻:是亭還是軒?
江藻字魚依,又名用侯,湖北漢陽人,懂建筑,且長于詩文。清康熙時曾任工部官員,監修過紫禁城中太和殿。有《太和殿紀事》、《龍巖縣志》、《陶然亭詩草》等著作問世。陶然亭就是他建的,因此,又稱“江亭”。陶然亭是三間敞軒,為什么是軒卻名亭?對此,有兩種說法。我國歷史上有十里一亭的制度,建亭供路人休息。封建士大夫自稱為“宦海游人”,到這敞軒中聚會,就是在宦海中的臨時休息,故以亭名之。江藻在《陶然吟》序文中說:京城南隅有慈悲庵,居南廠之中。康熙乙亥歲,余以工部郎官監督廠事,公余清暇,登臨覽觀,得至其地。庵不數楹,中供大士像,面西有陂池,多水草,極望清幽,無一點塵埃氣,恍置身于山溪沼沚間,坐而樂之,時時往游焉。因構小軒于庵之西偏,偶憶白樂天有一醉一陶然之句,余雖不飲酒,然從九衢塵土中來此,亦復有心醉者,遂名曰陶然,系之以詩。另一說法云:先有亭,后改亭為軒,而名稱依舊。
遼金石幢自安詳
陶然亭在慈悲庵西廂。慈悲庵是一座創建于元朝的古剎,曾叫“招提勝境”,也稱觀音庵。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殿前階下有一石碑,上刻“創于元,沿于清”字句。陶然亭未建之前,慈悲庵只是一座靠近葦塘的孤廟,正如翁方綱楹聯所說:“煙籠古寺無人到,樹倚深堂有月來。”
慈悲庵的院落南北向,山門上有一塊長方形的石額,上刻“古剎慈悲禪林”。門內檐掛著一塊橫匾,有江藻手書“陶然”二字。入山門是三間南殿、三間北殿還有一排后配殿。南殿叫準提殿,供準提菩薩;北殿叫觀音殿,有三大士塑像。陶然亭小軒在庵里偏西處。
慈悲庵有一個著名的金代石幢,為金太宗完顏晟天會九年(1131)的遺物。這是一座有5尺來高的八面形的石塔,上面刻著間錯排列的五尊佛像,還有三段梵文咒語。金幢上的佛像,個個螺髻袒胸,腦后有火焰紋圓光,盤腿而坐,神態安詳,各佛手勢不同。
庵東跨院有文昌閣,閣前還有一遼代石幢,全名叫“慈智大德師佛頂尊勝大悲陀羅尼幢”。它立于遼壽昌五年(1099),幢文記載慈智大師壽昌四年三月九日圓寂、五年四月十三日葬于遼南京城的東郊,石幢就是慈智大師墳上的紀念物。
文昌閣閣下原供奉梓潼帝君(道教所奉主宰功名、祿位之神)、魁星(奎星,主宰文章興衰之神,其形頭似鬼,一足后翹、一手持筆、一手持斗,筆點中之人便會中舉)。閣上奉祀玉皇大帝,故清朝年間進京應試的舉人入試之前蜂擁而至,求神佑護。
陶然亭在慈悲庵最西,是一三間敞軒,外加游廊,南墻是江藻《陶然吟》和其族兄江臬《陶然亭記》兩塊嵌于墻上的石刻,北墻原有樊增祥《彩云曲》、《后彩云曲》和張大千的《彩云像》。
諸公袞袞皆才彥
元明時陶然亭水泊錯落,為一蕭索荒野。至清代,蒲渚參差的窯臺成為京都士人登眺的勝地。一些詩人以窯臺有傷清雅,改稱“瑤臺”。幾百年來,秋雨春風中流傳著不少文人佳話。
窯臺西有古廟稱龍泉,寺旁有野鳧潭,極其清幽,明英宗正統年間智林和尚重修過這座小廟,后來在清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又幾經修繕。這小小的龍泉寺當年香火頗盛,也留下許多故事。龔自珍有一首七絕:“朝借一經覆以簦,暮還一經龕已燈。龍華相見再相謝,借經功德龍泉僧”。記述了他向龍泉寺住持僧借經閱讀之事。寫有長達二十卷的《國策地名考》的史學家程春海,清嘉慶年間就長期借住龍泉寺編撰此宏篇巨制。為此,學者阮元曾邀著名畫家戴熙繪制了一幅《龍泉寺檢書圖》紀念他,許多同代名人都在圖上題詞。清末許多維新人士都到過陶然亭。變法失敗以后,譚嗣同、劉光第、楊深秀、楊銳、林旭、康廣仁六君子被西太后下令殺害于宣武門外菜市口,康有為胞弟康廣仁犧牲后,靈柩就曾存于龍泉寺。變法重要人物譚嗣同出生在離陶然亭不遠的爛漫胡同里,長大后在北半截胡同瀏陽會館的“莽蒼蒼齋”寫下許多著述。他從小就在兄長帶領下到陶然亭游玩,看到的是清末中國的衰敗景象,他十二歲時,瘟疫同時奪去了他母、姊、兄三位親人,他從此隨父在外飄泊十余載,再回陶然亭畔時已是二十八歲。重登窯臺,思緒聯翩,他不禁寫下一篇《城南思舊銘》,深深地嘆息道:“……余于城南,烏乎忘情,又烏乎與言哉!”“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惻愴!”譚嗣同為中國的變法圖強奔走吶喊,年僅三十三歲即為中國血灑城南。
事隔十五年后的1913年,袁世凱欲竊國稱帝,怕著名革命黨人章太炎(炳麟)反對,章太炎從上海一到北京,袁就派憲兵將他監視起來,并不準他發表文章,章太炎只得決定南下。與共和黨朋友們話別時,他們以罵袁作酒令,“一人罵則眾人飲,不罵者罰”。1914年1月6日,章太炎即將南返,卻被袁派出的憲兵押解到陶然亭龍泉寺軟禁起來。章太炎在這里兩次絕食,“以死爭之”,并寫下了《致袁世凱書》。在龍泉寺被監押一百四十余日后,押至錢糧胡同一舊宅,直到袁世凱死去,才重獲自由。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領導湖南公民驅張總請愿團到京,陶然亭是他召集會議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鄧中夏、周長寬、易克嶷等人,在陶然亭討論驅張斗爭的問題,并在慈悲庵古槐下合影留念。1920年8月16日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團”、天津“覺悟社”五團體代表二十多人,在陶然亭慈悲庵準提殿后西配殿中召開了聯席會議,李大釗、周恩來、鄧穎超、郭隆貞、劉清揚等出席了會議,確定了“到民間去”的道路。
國畫大師齊白石曾有一幅《月下尋歸圖》,題詩曰:“草廬三顧不容辭,何況雕蟲老畫師。海上清風明月滿,杖藜抉夢訪徐熙。一朝不見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間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風吹。”詩與畫記下了齊白石與徐悲鴻的一段友誼,徐悲鴻以藝術學院院長身份,三次登門邀白石作藝術學院國畫教授,二人結下深厚友誼。后徐悲鴻因無法忍受保守勢力圍攻,憤然辭職南下,齊白石為他送行并作詩畫相贈。二位大師與陶然亭有深厚感情。齊白石八十二歲重游陶然亭,又購下錦秋墩一塊墓地,打算百年后葬于此。
陶然亭畔錦秋墩北坡前松林中,有兩座合為一體的墓地,就是高君宇石評梅墓。高君宇是中國早期的共產黨人,三十歲時因闌尾炎猝發而去世,人們根據他生前遺愿將他安葬于陶然亭畔。石評梅三年以后也追隨高君宇而去,僅二十六歲。人們將她葬在她一往情深的愛人身旁,為他們豎起兩塊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墓碑。
龍泉寺東南角不遠處曾有一座龍樹寺,因這里曾有一狀如龍爪的古槐,故名。舊名興誠寺,唐代所建。明朝名臣楊椒山彈劾嚴嵩被害,靈柩就曾停放于此。清道光年間,僧人海昌因崇拜楊椒山氣節,特重修寺院,供奉楊的畫像,一時名動京師。張之洞在湖北學政任滿回京后,亦常邀文人名士來此作詩酒之會。張之洞,同治進士,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是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反對過崇厚與沙俄簽訂的《里瓦幾亞條約》,在兩廣總督、湖廣總督任上都有政績。1895年他曾捐五千金列名北京強學會、上海強學會,而次年北京強學會遭禁時,他卻下令查禁上海強學會及《強學報》,并撰《勸學篇》,把當時資產階級維新思潮的傳播說成是“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提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反對戊戌變法,吹捧清朝政府。
張之洞常邀人同游龍樹寺,在此進行學術辯論等黨人的“清議”活動。他們也分南北兩派,張之洞為北派首領,推崇李鴻藻。張曾有《龍樹寺》、《龍樹寺西樓》等詩,并出資在寺內建了一排廳堂,因近倚危樓、遙對葦蕩,故名“蒹葭䔟”,又在“蒹葭䔟”東側建別墅一座,名“抱冰堂”。他死后,其弟子在抱冰堂供奉了他的畫像。
窯臺荒冢千古謎
陶然亭錦秋墩有兩個并排而立的小冢,一曰香冢,一曰鸚鵡冢。這兩個小冢有許多故事和傳說。香冢前曾有石碑一通,上刻銘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銘文之后有絕句一首:“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河。落盡夭桃又濃李,不堪重讀瘞花銘。”這哀婉動人的文字,記述了什么樣的故事呢?有人說曾有一外省舉子來京會試,與歌妓蒨云相戀,舉子卻無力救蒨云出苦海,一富商欲買蒨云作妾,蒨云無奈自刎身亡,舉子悲痛欲絕,用這一抔黃土埋葬了這位姑娘。又有人說,這里埋的不是蒨云而是京師名妓李蓉君,更有說是乾隆寵妃香妃。有些傳說則帶點政治色彩,說清人入主中原,令漢人更衣改冠,一明朝遺老在此設一衣冠冢,并假托美人香草之名祭奠之。也有人說這香冢并非衣冠冢,是清一御史的奏章,因不得皇帝賞識,故弄此玄虛,埋于此地。更有人說,這香冢中埋葬的,不是他物,恰恰是進京應試的書生們把玩了一生的紙墨筆硯、詩文試卷。當中痛楚,何人能體會?
鸚鵡冢與香冢并肩而立。相傳就是那個叫張春陔的清御史,同時作兩小冢,埋下了奏章諫書。又傳說晚清時,一學者名鄧完白,攜一白鶴一鸚鵡到京,鄧對它們十分珍愛。不料,一天他正與好友張惠言閑談,他家的大貍貓卻將鸚鵡咬死,鄧完白痛惜倍至,張惠言建議說:“嘗聞陶然亭有鸚鵡冢,現今已然不存,你何不將此鸚鵡埋入,以續前人故事呢?”于是,這里成了真正的鸚鵡之冢。
錦秋墩還有醉郭墓,醉郭名瑞,北京西郊人,庚子之變中破產,流落街頭,討錢買醉,并沿街演唱“庚子拳變”前因后果。死后,北京報界名人彭翼仲集資將他葬于此,碑陽為彭手書碑名,碑陰有林琴南撰、祝椿年書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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