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戶孝允生平簡介,木戶孝允歷史評價,木戶孝允怎么死的？

木戶孝允(1833—1877)，日本近代史上的開明政治活動家，明治維新的元勛，人們稱他為“維新三杰”之一。

木戶孝允號松菊、木圭等，1833年6月26日生于日本長州(今山口縣)萩城。父親和田昌景是藩醫，俸祿20石。幼時曾為桂九郎兵衛養子，稱桂小五郎。1865年改姓木戶，后又名木戶貫治、木戶準一郎。

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國內災荒連年，哀鴻遍野，農民起義和城市貧民暴動此起彼伏。1837年的大鹽平八郎起義，沉重地打擊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與此同時，西方列強的叩關聲一日緊似一日，200余年的閉關鎖國體制行將崩潰。日本的民族獨立受到嚴重威脅。在此形勢之下，尊王攘夷思想在一部分封建武士出身的知識分子中間逐漸興起。1849年，他入當時頗具影響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吉田松陰門下涉獵經史，接受其尊王攘夷、經世濟民的教育。1852年至江戶從齋藤彌九郎學習劍術，頗有造詣，因此曾擔任私塾塾長。

木戶孝允年輕時就具有明確的大義名分、尊王攘夷思想。他珍愛當代著名的水戶藩學者藤田東湖的揮毫“忠義填骨髓”。他曾根據《論語》中“天下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的句子取號“竿鈴”，以表達自己要鼓舞勤王士氣、喚醒海內人士崛起的決心。他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列強要同日本通商貿易，實際上是要逐漸變日本為附屬國。貿易與戰爭雖然方法不同，但目的相同。日本若不注意，必將和中國一樣，陷入被西方列強掠奪、奴役的悲慘境地。所以，吉田松陰稱贊木戶見識弘深，志氣高邁，是最有希望的學生，也是他的“無二知己”。

1859年木戶孝允開始進入仕途。1862年4月受命參與藩政，赴京都輔佐藩主父子。在他的努力下，確定了尊王攘夷為長州藩的藩政方針。1863年8月18日，孝明天皇及其公卿依靠薩摩、會津二藩將長州的勢力趕出京都。木戶化名為新堀松輔潛伏京都，繼續為推進尊王攘夷運動而努力。翌年6月，尊攘派志士在京都池田屋旅館策劃舉事時被幕府勢力捕殺，木戶僅以身免。7月長州尊王攘夷勢力出兵京都，圖謀挽回局勢，結果失敗。幕府勢力在京都大肆捕殺長州志士，木戶化裝成乞丐在三條橋下潛伏數日，經舊相識的藝妓幾松(即后來的木戶夫人松子)的多方庇護，終于潛出京都，擺脫險境。此時長州藩在幕府討伐軍的巨大壓力下，支持幕府的勢力掌握了藩政大權，木戶的先輩或同僚大都被害。木戶沒有回長州而隱藏在出石的但馬，又一次保住性命，因此得到一個“逃兵桂”的綽號。

此后，由于尊王攘夷志士高杉晉作舉兵奪回藩政實權，長州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865年5月木戶歸至山口，得到藩主拔擢，實際上主持藩政。他行事穩健，講究策略。在當時長州藩四面受敵、形勢十分不利的情形下，他主張對外要表示“恭順”，宛如寒夜肅然無聲;對內應上下一致整頓政務，充實基礎，等待再舉的時機。他還認為，在西方列強入侵、國家面臨安危存亡的關鍵時刻，只有首先打倒對外屈辱退讓、對內反對變革的德川幕府，方能實現富國強兵，維護民族獨立。這樣的宏圖大業，僅靠長州一藩的力量是辦不到的，只有聯合以薩摩藩為中心的其他強藩才有可能。這一策略是符合客觀形勢需要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木戶排除了嚴重的干擾和阻力，親自赴京都與薩摩藩代表西鄉隆盛等人談判，終于在1866年1月雙方達成協議，“以誠心相聯合”，“為著皇國的利益，并以早日發揚皇威、恢復皇權為目的，誠心誠意地努力奮斗”。至此，安政年間以來互為反目的兩大勤王強藩聯合起來了，形成倒幕運動中的一支強大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在這個聯合力量的打擊下，德川幕府很快垮臺;在這聯合勢力的基礎上，構成了此后的明治新政府和整個明治時代。這些都與木戶孝允的遠見卓識和豁達胸懷分不開的。木戶對此立下的顯赫功績，使他成為公認的開國功臣之一。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1868年1月木戶孝允進京都參加太政官(相當于內閣)，任總裁局顧問，后改任參與(相當于閣員)。為使日本很快富強起來，木戶提出應該首先確定建國基本方針，并以天皇名義頒布天下，使全體國民能夠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奮斗。明治天皇同意后，木戶和其他參與者一同起草了《五條誓約》。其中“破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一條就是木戶提出的，由此也能看出他的破舊立新進行改革的決心。《五條誓約》成為此后維新改革的根本準則。這是木戶對明治維新事業的又一貢獻。為此，4月12日他得以在大阪行宮謁見明治天皇，成為第一個得到這種榮譽的平民出身的人。

此后，木戶孝允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鞏固中央集權的天皇制政權的問題上。他認為，各藩領主仍舊領有土地和人民，各以兵馬實力割據一方，鞭長莫及、尾大不掉之弊在所難免。只有使300諸侯將土地人民歸還給天皇(即奉還版籍)，天下才有可能穩定，國家才有希望富強起來，并耀皇威于海外。否則，所謂維新不過是徒具虛名而已。木戶首先勸說長州藩主，希望長州率先奉還版籍。但這一以國家統一利益為重的舉動，卻招致許多長州藩志士的猜忌，一時間輿論鼎沸，甚至有木戶將被刺殺的傳聞。但他不顧個人安危，繼續與大久保利通、板垣退助等人共同努力，終于在1869年1月實現了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藩聯合奏請奉還版籍。這是削除地方割據勢力，建立中央集權的天皇制政權，完成國家統一的重要一步。1870年6月木戶第二次參與朝政后，進一步提出堅決廢藩置縣的主張。經過他的不懈努力，翌年7月實現了廢藩置縣，從而完全確立了中央集權政權，達到了統一國家的目的。

1871年10月至1873年7月，木戶孝允作為副使隨巖倉具視大臣巡訪美歐諸國，深切體會到數百年之久的鎖國體制是造成日本知識貧乏、落后于西方文明國家的主要原因。這次出訪，他考察了各國的法律制度、政府組織形式和先進的文化科學，認為許多方面是日本應該努力汲取的。但是他對一些人盲目崇拜外國的卑下態度十分反感。對日本留學生們“輕慕美國之風俗，不知己之自立而漫唱民主共和之說”，認為是“輕薄浮躁不堪聞”，若“不顧善害，只管漫然雜取”，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明治政府剛成立時，為了與海外強國對峙，木戶孝允提出了以國家歲入3/5用于擴充海陸軍并募集國債制造船艦的計劃。但此次出訪使他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他認為，當時的國家方針應以整頓改革的“內治”為主，不能輕率對外起事以貽后患。整頓改革不能單純地模仿歐美，而應“取其所長”，“徐進文明之域”。政府的軍費開支龐大，政令繁出，地稅改革操之過急，這都促成了百姓生活困苦，局勢動蕩不安。他進而建議，政府的整頓措施首先應該裁減軍費，立即撤退侵臺之兵;通過減緩地稅，增加人民收入，緊縮中央與地方的行政費用，特別要停止并非急需的各項建筑等。總之，政府的政策應當求實，國家的資金不能虛耗，應該多用于國民公益事業，以求減輕國民負擔，恢復國民實力，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從而奠定富國強兵的基礎。

木戶孝允在出訪中十分留意各國教育制度，參觀了各類學校設施，深切感到人才和物產是國家賴以存在的兩個基礎。國家的當務之急在振興教育，培養人才，提高國民文化水平。“國家之百年大計在于人才，欲使人才千載無盡唯在于真正之教育”。對于如何發展教育事業，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教育非自千萬人中尋一二杰才，重點在推進千萬人之知識水平。故普及小學乃當務之急，”對首都附近和邊遠偏辟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應給予同等重視。為節約開支，取得好的效果，留學生不能濫派，應在國內學習預科的基礎上，通過逐級考核選拔出成績確實優秀者出國深造。1874年1月木戶同意兼任教育大臣，大力贊助新島襄創辦同志社大學等事，足見他對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視。

木戶孝允出訪的另一個重大收獲，就是認識到只有加強法制，制定國家的根本大法才能實現富國強兵。他驚嘆歐美各國法律制度的進步。通過波蘭亡國的實例，他認為法制是否完備是一個國家興廢存亡的重要因素。但是，國家、法律和人民的關系不可倒置。國家因人民而立，政府為人民所設。羅馬古語曰：有民則有法。可見政規典則是不可缺少的。但人民并不是供政府使役的對象，政府施事應以人民為歸宿，而不能不問民情，僅靠法律來約束人民。人民重于法律，法律貴在適于人民。再完美的法律，如果不適合于人民就毫無價值。日本的當務之急就是通過建章立法，逐步給人民以參政權。雖然木戶所謂的“人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比較開明進步的。所以在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提出建立民選議院建議書時，木戶就表示贊同。1875年1月，他與伊藤博文、板垣退助、大久保利通等約定為逐步推行君主立憲體制而共同努力。3月木戶第三次參加內閣，并任地方官會議議長。后來因為在立憲政治、國家財政等方面與政府其他閣員發生分歧，1876年3月又辭去了政府職務，改任顧問。

1877年1月，木戶孝允侍從天皇赴京都后宿疾復發。2月，聽到西鄉隆盛率兵作亂的消息，木戶“悲嘆痛惜之極”，感到“與其病死于窗下，不如捐軀于征途”，想要不顧病體親赴九州勸說西鄉以休兵革，使人民免于涂炭之苦，終因病勢日漸沉重，未能成行。5月26日，木戶孝允去世，終年44歲。

木戶孝允忠于天皇，是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他比較能夠體察民情，是明治維新運動中有重大貢獻的開明政治活動家。明治天皇在木戶去世前夕親自褒獎他“有始有終”，是“國之柱石”。

木戶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一樣，完全繼承了吉田松陰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他認為“皇統連綿與天壤無窮”，世界各國“實無比我神州(指日本)者”。為了提高天皇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1868年4月，他曾建議表彰古代豐臣秀吉統一天下出征朝鮮的“勛勞偉烈”，復興豐國(指豐臣秀吉)神社的祀典，其意在于“思得如秀吉其人”以耀皇威于海外。早在1863年他就參與過幕府重臣勝海舟的侵朝計劃。1868年12月，為了轉移封建士族對明治新政府的不滿情緒，他和大村益次郎商定了侵朝計劃，實際上是明治初年“征韓論”的倡導者之一。木戶出訪歸國后改變主意，強調搞好內治，堅決反對侵略朝鮮、臺灣，并因此不惜辭職。這是因為他感到當時國內“治效未嘗文明，國步未嘗富強，有獨立之名而無獨立之實”，愿首先“勵我治務，厚我國力，正其名而徐圖二國，數年后亦不遲也”。他曾表白自己的真實心情說：“耀國威于海外，辟版圖于異域，于國人之情豈不喜哉!臣雖懦弱，若取快于一時，亦欲勇躍于鼙鼓之下，奮迅于炮石之間。”而在1875年江華島事件①時他就積極支持侵略朝鮮了。很明顯，在他的思想中日本理應“出萬邦之右”。“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是他一切活動的根本出發點。

木戶孝允一生著述頗多，均收集在《木戶孝允文書》和《木戶孝允遺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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