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愛新覺羅福臨 

幼年登基

崇德八年 (1643) 八月十四日黎明，后金皇宮內紛紛嚷嚷，門外，兩黃旗精兵張弓挾矢，層層設防，一派兵戎相見之勢。五天前，清太宗皇太極突然病死，此時，諸王大臣們正在為王位繼承一事僵持不下。

競爭主要在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和皇太極的弟弟睿親王多爾袞之間展開。豪格有兩黃旗及正藍旗作后盾，有多年征戰立下的卓著功勛作資本，對他特別有利的是，漢族皇子繼承的正統觀念已逐漸為滿州貴族接收。多爾袞的勢力也不可小覷，他得到兩白旗的支持，還有一母同胞的阿濟格和多鐸作他的左膀右臂。“朕愛爾過于諸子弟，賴爾獨厚，以爾勤勞國政，恪遵朕命故也。”皇太極生前對多爾袞的重視和信任，更是他爭奪皇位的一張王牌。

豪格一派劍拔弩張、咄咄逼人，多爾袞兄弟輪番上陣、毫不示弱，一場流血沖突眼看就要發生。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多爾袞提出擁立皇太極的第九子福臨繼位，由鄭親王濟爾哈朗和自己共輔國政。這一招確實厲害：將勁敵豪格甩在一邊，另選福臨作幼主，堵住了要求立皇子的兩黃旗大臣的嘴; 提議濟爾哈朗作輔政，又攏住了其統轄的鑲藍旗人的心; 據有兩紅旗的禮親王代善本沒有參加角逐的打算，自然順水推舟地表示贊同。多爾袞的折衷方案被各方通過了。

福臨就這樣被推上了皇位。從表面上看，他的登基很有些偶然性。但是，皇太極身后有七個兒子，福臨恰被選中，多爾袞自然有他的考慮： 只有立幼帝，他才有理由掌握輔政大權，這樣，年齡較大的皇子葉布舒、碩塞就被排除在外。幾個年幼的皇子中，福臨的生母——永福宮莊妃是皇太極晚年最得寵的皇妃，子以母貴，福臨承繼皇位當最合先帝心意，諸王大臣對此自然也沒有什么異議。

莊妃即后來的孝莊文皇太后，她不僅是福臨得以繼嗣的重要因素，即位之后，福臨初能穩坐皇位，后又能有所作為，皇太后的輔佐之功也是不容忽視的。孝莊文皇太后頗具謀略，皇太極在世時，她贊助內政，很是得力，皇太極暴病身亡后，她悲痛欲絕。由于她的子女都很年幼，離不開母親的撫養教育，諸王貝勒大臣又多方勸阻，她才沒有以身殉葬。福臨即位后，為了輔佐幼帝，她非常信任多爾袞，在順治五年多爾袞被加封為皇父攝政王，以至于世傳太后曾下嫁多爾袞，但從現有的歷史記載看并無此事。福臨親政后，她更是鼎力相助。為了籠絡漢官使其為清王朝效力，她破例讓孔有德的女兒在宮中享受郡主的待遇，又將皇太極的第十四女和碩公主嫁與平西王吳三桂之子吳應熊為妻。清初，戰亂頻仍，經濟凋敝，為此，她提倡節儉，幾次將宮中節省下來的銀兩散發給災民進行撫慰。這些都對鞏固福臨的統治起了重要作用。后來，她又輔佐福臨的兒子玄燁當政。她身歷三朝，為大清基業的建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崇德八年 (1643) 八月二十六日，福臨在沈陽正式即位，第二年改元順治。據史書記載，順治懷胎十一個月后才出生，出生前，屢有紅光圍繞皇太后之身，出生后，宮闈中紅光照耀，香氣彌漫。順治生而神靈，志量非常，稍長又聰明英睿。這種帶有神奇色彩的描述給福臨身上罩上了一層不同凡響的靈光。然而，福臨登基時不滿六歲，畢竟還是個乳臭未干的幼童，讓這般年齡的孩子君臨天下不能不說是一種兒戲。同所有滿族少年一樣，他整日醉心于騎射圍獵，從中得到了極大的樂趣，對于其他事情則無心顧及。時刻覬覦著王位的多爾袞對此有意采取放縱的態度。福臨剛剛即位，都察院承政滿達海、給事中郝杰等就多次上疏，請求為福臨選擇博學明經之士，“朝夕論講，及時典章”。后來，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又聯名上疏奏請為福臨“擇滿漢詞臣，朝夕進講”。多爾袞均以皇上年幼為借口，加以拒絕。與此同時，他緊鑼密鼓，迫不及待地將權利集于己身。他先是罷免了諸王貝勒管理部院事務的權利，宣布自己“身任國政”，又將同他一起任攝政王的濟爾哈朗排擠到身后。為了除掉最主要的政敵豪格，豪格的心腹俄英克圖、揚善、伊成格、羅碩等人以 “附王為亂”的罪名被處死。只是由于福臨涕泣不食，豪格才幸免一死，被罰銀五千兩，廢為庶人。就這樣，在短短幾個月內，多爾袞便大權獨攬，成為清王朝的無冕之王。

此時，正值明朝發生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大起義。崇禎十七年 (1644) 三月，李自成的大順軍攻占了北京城，崇禎皇帝用一根繩索在景山了結了自己的生命。在這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降清漢人范文程上書為多爾袞出謀劃策，力勸他要不失時機地攻取北京，取明朝而代之。遇事一向敏捷果斷的多爾袞，也覺察到此乃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數日之內便聚集起大批兵馬日夜兼程向山海關進發。

幾天之后，在古長城的山海關一帶，李自成的農民軍與多爾袞率領的清軍和對李自成降而復叛的吳三桂軍展開了一場殊死搏斗。在清兵和吳軍的夾擊下，農民軍敗退到北京，但所剩兵力已難以據守京城，旋即倉皇撤離北京。大順軍來去匆匆，在北京城僅僅停留了四十余天，在歷史舞臺上留下了一幕令人深思的悲劇。當帷幕重新拉開的時候，古老的京都已再次易主。由于清軍進占北京的最大障礙已不復存在，各地官紳望風而降，多爾袞的大隊人馬長驅直入開進了紫禁城。

順治元年 (1644) 九月，順治在濟爾哈朗護送下由沈陽來到北京。十月初一，舉行了隆重的慶祝開國大典。清晨，在諸王及文武百官的護衛下，順治親至天壇宣讀告天禮文，正式宣告清王朝對全國的統治。隨之是大封開國功臣，順治命令將多爾袞興邦建國的偉業刻于石碑以傳告后世，還封他為叔父攝政王。可以說，盡管在隆重的大典上即位告天的是幼帝福臨，但由此而威權并加的卻是攝政王多爾袞。

多爾袞清楚地知道： 順治在北京登基，遠非真正的中原平定、全國統一。此時，大順軍尚有幾十萬兵馬，各地農民武裝更是出沒無常、防不勝防。在南京，明朝遺臣奉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是威脅清廷的另一支力量。為了清除心腹之患，十月十九日，英親王阿濟格被封為靖遠大將軍率部征討大順軍。緊接著，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奉命揮師南下，征討南明。在清軍的剿殺下，大順軍也曾一度進行反攻，但終于丟棄西安，于次年二月進入河南，阿濟格率清軍緊追不舍。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宮山殉難。此后，堅持抗清的大順軍便大勢已去了。偏安江南一隅的弘光政權，空有富庶的土地和明朝遺留的幾十萬人馬，卻君昏臣奸，大敵當前，還在醉生夢死、自相殘殺。多鐸的大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就于順治二年四月迫近江南重鎮揚州。但是，人民是不屈的。面對異族的屠刀，督師揚州的史可法高呼“吾意早決，城亡與亡”，從容就義。守城兵士和百姓在城破后繼續抵抗，給清軍以重創。多鐸遂下令屠城十日以示報復，至五月初二日“封刀”，揚州百姓死亡人數超過了八十萬，血流成河，慘不忍睹。這就是歷史上血腥的“揚州十日”。攻克揚州后，清軍很快攻下鎮江，兵臨南京城下。此時，弘光帝已倉皇出走，南明大臣趙之龍等人冒雨迎降清軍。弘光帝幾天后被俘，在百姓的唾罵聲中被解回南京。

平定江南的告捷文書傳入京師，這時又傳來了李自成遇難的消息，清廷上下欣喜若狂，似乎天下已盡入清軍之手。多爾袞顯然被迅速得來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他于六月初五日下達了 “薙發令”，命令江南各處軍民盡行剃發，“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薙發令”猶如火上澆油，激起了江南人民奮起抗清的斗爭。“頭可斷，發不可丟!”各階層人民紛紛揭竿而起，打出恢復明朝的旗號。江陰、嘉定先后爆發了規模浩大的反薙發斗爭，市民和四鄉農民群情激憤，守城抗清，在重創清軍后，先后遭清軍血洗。滿清統治者的民族高壓政策激起了反剃發斗爭，又進而引燃了遍及全國的抗清斗爭，這的確是多爾袞和滿清貴族們所始料未及的。

在對付此起彼伏的抗清斗爭的同時，多爾袞將相當一部分精力用于國家的治理。《大清律》的頒行，就是一項重要措施。為此，多爾袞屢頒諭旨，滿漢大臣們也紛紛上書。順治三年，順治作序的《大清律集解附例》編成。次年三月，《大清律》正式頒行。正如談遷所說： “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頒行《大清律》前，處理案例也基本遵循明制; 頒行后，就更有所遵循。有法不依和法外有法在封建專制下本是不可避免的，何況改頭換面的明律—— 《大清律》也不能適應清初的需要，但它的頒行標志著滿清的統治已由習慣法過渡到成文法，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直到多爾袞去世，他所期待的天下大一統的局面也沒有出現。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天下初定的首功的確是非他莫屬。隨著地位愈加尊崇，他也愈加擅權專斷，有恃無恐。他肆無忌憚地排除異己：豪格到底被羅織的罪名置于死地，濟爾哈朗也因“擅謀大事”被削奪了輔政大權。一切政令皆出自多爾袞之手，他甚至將大內的“信符”貯于自己府中。每當他入朝時，諸臣皆下跪行禮，文武百官朝拜順治時，也要同時朝拜多爾袞。多爾袞才是大清國實際上的皇帝，已成為當時朝野皆知的事情。而福臨不過是“惟拱手以承祭祀”而已，凡軍國大事，他既無法干預，也無人向他奏報詳陳，因為滿朝文武只知有攝政王，不知有皇帝。乃至后世，人們也往往大談多爾袞的功過是非，而忽視入主中原的福臨的所作所為。

應該說，順治初年，多爾袞雖然權傾朝野，在君臣之禮上卻不敢稍微越軌。有一次，他乘轎上朝，大臣們一齊在朝門行禮，他自稱于心不安，返轎而還。隨著他的地位日漸鞏固，他已經不滿足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才有了許多僭越之舉。

多爾袞的心腹黨羽們自然深諳其主心思，他們狐假虎威，時常對幼帝不恭不敬。跟隨順治外出打獵，當行至深山密林中時，他們故意刁難順治，把他引上險峻的小道。順治雖愛好騎射，但到底年幼，騎術未精，不得不下馬步行，他們便借機大加奚落，從中取樂。他們所以敢如此放肆，順治當然深知其中緣故。他惱怒不已，卻又無可奈何。這也促使他發憤苦練騎術，終于達到了非常嫻熟的程度，以致在奔馳的馬上能命中各種飛禽走獸。從小養成的對騎射濃厚的興趣，一直持續到他成年之后，有時甚至因此影響政務，受到大臣們的諫阻。南苑是他當時經常游獵的主要場所，他還曾兩次在大隊扈從前簇后擁下出張家口、獨石口圍獵，開日后歷代清朝皇帝舉行“塞外行圍、“秋狝之禮”的先例。

少年親政

幾年過去了，當年的幼帝已步入少年。他不僅騎射之術日精，更關心治國用兵之道。但是，順治的叔父、攝政王多爾袞并沒有絲毫歸政的意思。歷史常常因偶然事件而改寫。順治七年 (1650) 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墜馬受傷。他夙患風疾，入關后的過度操勞更使病情日漸加重，這次受傷后他臥床不起，于十二月初九日在喀喇城去世，年僅39歲。不久，多爾袞的靈柩運到了北京，順治一直出迎到東直門五里之外的地方，“跪奠三爵”，極度的悲痛哀悼之情，簡直難以言狀。他在詔書中追述了多爾袞扶立自己、平定中原、統一天下的豐功偉績，追尊這位功德無量的攝政王、皇叔父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照此看來，多爾袞雖中年早逝，但他生前威比天子，富過君王，死后又恩義兼隆，榮哀備至，可以稱得上是善始善終、結局圓滿了。但是，形勢很快便出人意外地急轉直下。多爾袞死后兩個月，蘇克薩哈、詹岱首告多爾袞曾 “謀篡大位”。以鄭親王濟爾哈朗以首的諸王大臣也紛紛上奏，追論多爾袞獨擅威權、挾制皇帝、逼死豪格、納其妃子等一系列罪行。順治皇帝下詔削奪了多爾袞的爵位，沒收了他的財產，又命令毀掉他的陵墓。人們挖出他的尸體，棍打鞭抽，然后砍掉腦袋，暴尸示眾。通過這些處置，順治感到出了一口悶氣，多年來他容忍多爾袞的僭妄之舉所郁積的種種不快，一下子發泄出來。同時，安撫了諸王大臣的憤怒情緒，并給予那些想繼續預政的諸王大臣們一個暗示： 想覬覦皇位、欺罔圣上是沒有好下場的!

十四歲的順治此時才成了真正的一國之主。順治八年 (1651) 正月十二日，他御太和殿親政。

由于宮廷中良好的學習條件，順治六歲時就對讀書頗具興趣，到了8歲，對滿文俱已熟習。但由于多爾袞的一再阻攔，他失去了接受漢文化教育的最佳時機。到他14歲親政時，對漢文十分陌生，每當閱讀諸臣的奏章，便感到茫然不解。

為了學習中國歷代帝王的治國修身之道并提高自己的漢文水平，順治親政后便發憤攻讀。他以少年人所特有的熱情和勤勉，閱讀了大量漢文書籍，左史莊騷、先秦兩漢、唐宋八大家、宋元著述，都在他的閱讀之列，連剛剛刊印出版的金圣嘆所批的 《西廂》、《水滸》也不曾遺漏。后來，他還曾回憶起這段讀書生活。他說，那時除了處理軍國大事，便是讀書，但因當時頑心尚在，多不能記牢，就五更起來再讀，到天大明便能背誦了。勤奮讀書使他擺脫了先輩那種落后民族的草莽之氣，而頗具文人學士之風，給他的政策以十分深刻的影響。從此，他不再象自己的先輩一樣單靠 “武功”治天下，轉而以 “文教” 作為治國之本。

由于漢文化的薰陶，順治將《四書》《五經》奉為最高教義，把儒教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大力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對苛政和嗜殺，來緩和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他接受了儒家的 “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等思想，用來為自己統一天下的事業服務。當時一些明朝降官提出了 “惟有忠于明朝，才能忠于清朝”的觀點，他也表示認可。順治十年 (1653)，他為范景文、倪元璐、王承恩等明末殉難忠臣立碑旌表，賜地供祭，以之作為忠臣的楷模。他對誓死不降的史可法給予很高評價，并親自著文贊頌。

孝道也是順治所大力推崇的。他命大學士馮銓為總裁官，編制《孝經衍義》，還下令編寫刊印 《范行恒言》、《幼善要言》、《順天大戒》等書，要求使諸書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范文程曾對多爾袞說： “治天下在得民心。知識分子是最優秀的民，得了他們的心，所有民的心也就得到了。”多爾袞聽后就馬上跑到孔廟去行禮，還規定以后每年三月、九月都一定要派官致祭。順治對范文程的見解顯然也深信不疑，順治九年(1652)，他也親自到孔廟祭奠，并撥了三萬兩銀子修繕孔廟。他還組織明朝文人修明史、編儒書，通過《順治大訓》、《資政要覽》等書大力宣揚忠孝之道。

順治力主以文教治天下，而他親政后從多爾袞手中承繼下來的天下又是什么樣子呢?順治十年(1653)，定南王孔有德、敬謹親王尼堪在李定國于華南發動的強大攻勢中雙雙戰敗身亡。消息傳來，朝野震驚。吏部在上奏的題本中，十分沮喪地承認這是開國以來所遭到的最大挫折和恥辱。財政上則出現了阮囊羞澀的窘迫局面，當時僅官俸一項，就需用銀六十萬兩，而國庫的存銀只有二十萬兩，順治不得不動用內庫支付這項開支。但最使他憂心忡忡、焦慮不安的是，多爾袞攝政時期實行的一些弊政，導致了民族矛盾的極端尖銳，各地抗清斗爭此起彼伏，大清江山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一切都使年幼的皇帝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他生性暴躁，但特殊的環境和地位又使他遠比同齡人成熟穩健。經過與大臣們反復商討，他決定在軍事上首先采取以撫為主的懷柔政策和先西南后東南的戰略措施。

當時，江、浙、閩、粵一帶有鄭成功的水師出沒，滇、桂、川、黔的大部又被李定國等分據，清軍窮于應付，疲于奔命。因此，集中兵力于一隅，改變兩個戰場同時作戰的被動局面，是盡快結束戰爭、再造一統的上策。八旗勁旅嫻于騎射，“固習于陸戰”。鄭成功指揮的三千多艘船只云集在廈門附近的港灣河口，令清兵望而生畏。根據當時清軍的實力，惟有采取先西南后東南的戰略最為適宜。為了實現這一戰略部署，順治采取了兩項措施： 一方面極力爭取招撫鄭成功，以便集中兵力對付西南戰場; 一方面任命洪承疇為五省經略，直接負責西南的戰爭。他還諭令兵部，對各地小股農民武裝，不管人數多寡，罪行大小，只要能真心改悔，主動投誠，全部赦免其罪，由當地政府安置。命各級官吏將告文遍布通衢要道，使之家喻戶曉。

早在順治九年 (1652) 十月，順治即敕諭浙閩總督劉清泰，令其加意招撫鄭氏，明確指出： “若成功等來歸，即可用之海上……今已令鄭芝龍作書，宣布朕之誠意”。次年五月即封鄭芝龍為同安侯，鄭成功為海澄公，并特令滿州章京碩色賚賜鄭成功海澄公印一顆，敕諭一道，前往福建與鄭氏談判。同年七月又頒諭催促鄭成功盡快受封歸附。至十一月再次敕諭鄭氏，如其歸順，依然允其駐防泉、漳、惠潮一帶地方，“其管民文官，俱聽部選，爾原轄武官，聽爾酌量任用……”前后僅一年就給鄭氏下了四道敕諭，足見順治用心之良苦。

與此同時，西南方面的軍事活動也在加緊進行。順治十年 (1652) 五月，洪承疇出任湖廣、廣東、廣西、云南、貴州五省經略，總督軍務，兼理糧餉。順治給予他節制升遷地方文武官員、決定進兵時機的大權，特令他遇到緊急情況，可以 “便宜行事，然后知會”。這種知人善任、事權劃一的作法，有利于指揮者主動靈活地捕捉戰機，為西南戰局的根本改觀提供了重要保證。洪承疇對皇帝的意圖自然心領神會，他謀略很深，又十分熟悉西南的山川形勢，到任不久便有了起色。他先是控制了湖廣，在南下時機業已成熟之際，適逢孫可望為權欲所驅襲擊李定國，后來又走投無路投靠清軍。孫可望“開列云貴形勢機宜”作為進見之禮，使洪承疇盡知義軍內情，遂大舉向西南進軍。清軍相繼攻克貴陽、重慶、遵義等地，于順治十六年 (1659) 一月進入云南，在永昌磨盤山一帶殲滅了李定國主力，桂王朱由榔逃入緬甸。至此，最后一個維系明朝遺民的南明政權已經名存實亡。

西南形勢出現根本好轉后，鄭成功仍在堅持抗清拒不受撫。這時，順治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順治十四年 (1657)三月，他下令對鄭成功“當一意捕剿，毋復姑待”，一個月后又將鄭芝龍及其親屬子弟等“俱流徙寧古塔地方，家產籍沒”。在順治的招撫下，鄭氏部將黃梧、施瑯、蘇明相繼降清，抗清形勢趨于低潮。在這種情況下，鄭成功率師東渡，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了臺灣。持續了近二十年的大規模武裝反清斗爭已接近尾聲，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終于在刀光劍影中完成了草創。

順治深知 “帝王臨御天下，必以國計民生為首務”，為了迅速改變國窮民匱的局面，他十分重視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順治十年 (1653)，他采納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議，設立興屯道廳，在北方推行屯田開荒。在四川等地，則實行由政府貸給牛犋種銀，任兵民開墾的鼓勵政策。由于當時清政府自身財政困難，無力籌措大量牛種銀兩，因此收效不大，也未能推行全國。此后，他先后頒發了督墾荒地勸懲則例和官員墾荒考成則例等，鼓勵墾荒。順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以明代萬歷年間的賦役額為準，免除天啟、崇禎年間繁重的雜派，編成《賦役全書》頒行天下。政府還向稅戶發放“易知單”作為繳納賦稅的憑據，以防止各級官吏的加征和私派。第二年，河南巡撫賈漢復就遞上了清查墾荒土地九萬余頃、每年可增收賦銀四十萬八千余兩的報告。鼓勵墾荒的措施立見成效，使順治十分喜悅，他對賈漢復大為稱贊，并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圈地，這是攝政王時期一項很大的弊政。這一時期曾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圈地。開始聲稱只圈無主荒地和明朝勛貴的土地分給滿族官兵，實際上隨意將民地指為官莊，把私人熟田硬說成是無主荒地，后來索性不論土地有主無主，一律圈占。田地一旦被圈，田主也馬上被驅逐，家中一切財物都被占有。許多百姓被搞得傾家蕩產，無以為生。被圈的土地中只有少量分給了八旗旗丁，大部分落入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員之手。由于兵役繁重，旗丁的土地往往拋荒不能收成。鑒于圈地所造成的嚴重后果，順治親政后便下了嚴禁圈地的諭令。他認為，田野小民全仰賴土地為生。聽說各地都在圈占土地作為打獵、放鷹的往返住所，便迅速令地方官將以前所圈土地全部退還原主，使其抓住時機耕種。后來，他再次重申，永遠不許圈占民間房屋和土地。以后，雖然零星圈占土地的行為時有發生，但在順治統治期間再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圈地，這種危及千家萬戶的滋擾總算暫時中止了。順治還多次賑濟京畿一帶因圈地而流離失所的漢民，于順治十年、十一年和十二年在京城廣設粥廠，用以緩和廣大漢民的不滿。

滿族的習慣是薙發梳辮，清軍入關后接連下達薙發令，強迫漢民薙發。在他們看來，漢人只有改變自己的習慣，服從滿族的習俗，才是真心歸順，因此實行了 “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 的政策。這就引起了漢族人民的強烈義憤，他們紛紛起而反抗。一位目擊當時情景的外國傳教士曾這樣寫道：剃發令宣布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為保衛他們的頭發拼死斗爭，比為皇帝和國家戰斗得更英勇”。清軍相繼占領西南諸省后，順治接受了漢臣的建議，暫免剃發，允許這里的人民照舊裝束。命令下達后，西南百姓歡欣鼓舞，紛紛爭先出山貿易和耕作，運交糧米，與多爾袞占領南京后強制推行剃發所造成的后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清初大量圈占土地后，滿族貴族為了補充莊田上的勞動人手，強迫當地漢人 “投充”，使之淪為滿族貴族和八旗官員的莊丁和奴仆。這些莊丁遭受殘酷的經濟剝削，沒有人身自由，甚至被主人任意買賣。為了跳出火炕，他們紛紛逃亡。為此，清政府頒行了嚴厲的逃人法，對逃亡者嚴加處罰，窩藏逃者、鄰居不告都要治以重罪。親政后，順治也一度放寬了對逃人法的實施，將處窩主以死刑改為充軍，還規勸滿洲貴族說： 你們也應當想想這些莊丁奴仆為什么要逃亡而去，這其中肯定不會沒有原因。如果你們平時能使他們衣食俱足、不過度勞累，對他們不任意刁難侮辱和嚴刑拷打，他們只會感恩效力，哪里還會考慮逃跑呢?你們如果能容他們之身，他們自然能體諒你們的心思。如果只是依靠嚴刑峻法禁止逃亡，對他們全不體恤，逃亡者必然很多，這又有什么好處呢! 短短數語，足見順治對于逃人法的弊害看得一清二楚，而且頗有些統治之術。

清朝初年，多爾袞對文武官員的燒殺擄掠、貪污行賄多持放縱態度，造成吏治腐敗。這些人奸淫劫掠、刻剝民財、強買強賣、占產索食、私受民詞、草菅人命……可謂無惡不作。吏治驚人的腐敗威脅著清政權的鞏固和穩定，也影響著與南明的對峙。順治十分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說，朝廷要治理國家、安撫百姓，首要任務就是懲處貪官污吏。他下達了懲治貪官的諭令，明示臣下。諭令督撫對所屬官員嚴加甄別，對那些擾民的官吏立行參劾。他又派出權力很大的監察御吏巡視各地，對違法的總督、巡撫、總兵進行糾舉。臨行前，順治親自召見了他們，對注意事項一一作了指點。不久，漕運總督吳惟華、江寧巡撫土國寶、云南巡撫林天擎等人就因貪污不法苛派累民被革職。巡按御史顧仁辜負圣上重托，執法犯法，“違旨受贓”，被立即處死。據記載，僅順治九年被革職的貪官污吏就達二百余人。

清初的大小官僚有一大頑癥，就是遇事內外觀望，滿漢互相推諉，辦事效率之低，令人驚嘆。順治為此十分頭痛。為了扭轉這種狀況，他令各部制定了許多規章制度和處罰條例，明確各自的責任職守，賞勤罰惰。定立了《違限處分例》，以此督促和限定被任命官員赴任的時間。為了改變各部門辦事拖拉的積習，分別規定了各衙門議覆本章的時限，對延誤時日者處以重治。地方督撫對皇帝交辦的事務，按路程遠近，近的限三個月，遠的限半年，必須回復。遇有災荒，各地必須迅速層層上報，超過期限一月以內的，均施以罰俸，超期限一月以上的，降職一級。根據地方官隱瞞田地的情節和錢糧完欠的情況，還定有 《朦隱田地議處例》、《錢糧考成則例》等，依此分別給予升級、罰俸、降級、革職等不同處理。

順治的這些努力，雖沒有從根本上革除封建官僚機構的弊病，但對穩定清朝初年的統治確有作用，使之在與南明的爭戰中占據了優勢地位。

重用漢官

順治很明白，要加速統一中國的進程，鞏固大清江山，就必須依靠漢官。在他親政后，清廷中漢官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原來清廷有一條舊規，漢官在各衙門中不能掌印。順治規定，誰的官銜在前，誰就掌印。順治十二年 (1655) 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額真卓羅奉命出征，順治即命漢官承政龔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龔鼎孳聞命后，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以一向以滿臣掌印上疏推辭。但順治仍堅持讓他掌印。從此以后，漢官掌印才正式作為一種制度確定下來。內閣大學士，起初滿人是一品，漢人只是二品，順治十五年 (1658) 改為全是一品。六部尚書起初滿人一品，漢人二品，順治十六年 (1659) 也全部改為二品。

漢族大學士洪承疇、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老謀深算、富有政治斗爭經驗。順治對他們都很信任和重用。親政不久，他就任范文程為議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漢人從未得到的寵遇。他與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討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范文程告訴他統治者所實行的政策，要順乎民心、合乎潮流，并提出興屯田，招撫流民，舉人才不論滿漢親舊、不拘資格大小、不避親疏恩怨等重要建議，大多被他采納。他與范文程過從甚密，常在其陪同下“頻臨三院”，“出入無常”，內之院幾乎成了他的“起居之所”，連朝中一些漢官也為之不滿，順治卻毫不在意。范文程在他手下屢屢加官進爵，當范文程年老體衰、上疏乞休時，順治仍戀戀不舍，命他養好病后再加召用。左都御史魏裔介是明崇禎十五年 (1642) 的舉人，入清后，逐步升至兵科都給事中，得到順治的寵信。他多次被召見，賜宴行宮，談經論史。魏裔介在順治朝“言路最久，先后二百余疏”，在農政、圈地、財賦、吏治等方面均有建言，其中不少奏議如舉行 “經筵日講”、“月逢王視朝”，順治都立行其說。漢人大學士馮銓，雖因多種過失曾遭到順治的申斥和革職，但最終還是得到了順治的重用和信任，與他有著一種非一般朝臣可比的君臣關系。馮銓母八十七歲時，順治特命畫師繪其母像并鈐印頒賜馮銓。馮銓的次妾死后，順治封之為一品夫人。馮銓治喪歸來，順治又遣人給他送去財物。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任用漢官上，順治從多爾袞那里承繼了這一特點。無論東林還是宦黨，他都兼收并蓄。馮銓本是宦黨骨干，清朝一入關就被錄用，官至禮部尚書。御史吳達曾經告發他，說他是魏忠賢的干兒，攬權受賄等等，多爾袞壓而不發。順治十年 (1653)，順治也說： “國家用人，著眼于叫他立功，而不是叫他再犯錯誤。……馮銓本來沒有什么明顯的錯誤，且博通典故，熟悉政事，因此特地召用，以使他自新”。遂任命他做了宏文院的大學士，第二年又加“少師”銜。順治十六年(1659)，以太保、中和殿大學士銜離職養老。洪承疇被派任江南五省經略，順治明確授權：“撫、鎮以下聽其節制，兵馬錢糧聽其調撥”，“吏、兵二部不得擎肘!”洪承疇對皇帝的知遇之恩感恩戴德，隨軍南下后，攻城勸降，含辛遭辱，日夜操勞。洪承疇特地派人到家鄉福建接來母親，母親見到他便揮動手杖出來，怒罵道：“迎我來，將使我為旗下老婢么?我打死你，為天下除一害!”隨后便買船返回福建。洪承疇叛降清軍，眾叛親離，但由于清廷的信任，他干到幾乎雙眼失明，只混了個三等輕車都尉的官銜，卻死而無怨。

順治重用和寵遇漢官，就是要“圖賢求治”，使清王朝長治久安。但是，在他內心深處，仍存在著滿洲貴族對漢人本能的一種猜忌心理。他最擔心漢官結黨，因此時時加以防范。順治十年 (1653) 四月，大學士陳名夏、戶部尚書陳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二十七名漢官聯名上疏，要求重治殺害妻妾的總兵任珍。順治立刻警覺起來，認為陳名夏等人是黨同伐異，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員云集在午門外，對陳名夏等人議罪，結果，陳名夏等人分別受到降級、罰俸的處分。后來，大學士寧完我又以痛恨剃發、鄙視滿族衣冠、結黨營私、包藏禍心的罪名彈劾陳名夏，使他終被處決。類似的猜忌、防范乃至加害漢官的事時有發生，但總起來看，順治對漢官還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正是這些人在他統治期間助他一臂之力，使這位年輕的皇帝尚能有所作為。順治不以因襲前代為嫌，使各派漢人為其所用，這也正是他的開明之處。

禮遇洋人

作為一個中國皇帝，順治對天主教卻頗感興趣，這不能不歸功于湯若望的特殊影響。湯若望是德國耶穌會傳教士，是明末清初影響較大的傳教士之一。人們常把他與利馬竇相提并論，稱為“利湯”。湯若望來到中國后，由于修歷造炮方面的功勞，得到了崇禎皇帝的賞賜。但是，他真正的黃金時代還是在入清之后，更確切地說，是在福臨親政之后。

順治八年(1651)，由大學士范文程引見，福臨與湯若望相識了，這位年已五十九歲、學識高深的外國傳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輕皇帝的好感和敬仰。這一年，湯若望被誥封為通議大夫，他的父親、祖父被封為通奉大夫，母親和祖母被封為二品夫人，并將誥命絹軸寄往德國。不久他加封太仆寺卿，接著又改為太常寺卿。順治十年 (1653) 三月，又賜名“通玄教師”。順治皇帝不僅使他生前尊貴榮耀，連他的身后之事也打算到了。順治十一年 (1654) 三月，就將阜城門外利瑪竇墓地旁的土地賜給湯若望，作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來，順治親筆書寫“通微佳境”的堂額賜給他懸于宣武門內的教堂內，還撰寫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門前，贊揚他“事神盡虔，事君盡職”。在順治的恩寵下，湯若望真可謂是爵位連進，尊榮有加。

順治對湯若望這種不同尋常的恩寵，究竟原因何在? 他曾經對左右大臣這樣說過：“汝曹只語我大志虛榮，若望則不然，其奏疏語皆慈祥，讀之不覺淚下。”又說：“瑪法為人無比，他人不愛我，惟因利祿而仕，時常求恩;朕常命瑪法乞恩，彼僅以寵眷自足，此所謂不愛利祿而愛君親者矣!”因順治的母親孝莊皇太后認湯若望為義父，他便按滿族習慣尊稱湯若望為瑪法，即漢語的爺爺。

當時不少傳教士不僅傳教，而且通醫術，湯若望也不例外。順治八年，皇后博爾濟吉特氏有病在身，孝莊皇太后便派侍女向湯若望求醫。當時并未說明患者身份，只說是某親王的郡主。湯若望從來人敘說的癥狀斷定，患者病情并不嚴重，便將一面圣牌交與來者，叫他將此牌掛在患者胸前，并斷言幾天后就會奏效。皇后果然痊愈了，太后為了表示感激，賜給湯若望大批物品，并言明患者是自己的侄女，而且是當朝皇后，希望湯若望對自己以女兒相待。自此，順治與湯若望的往來更加頻繁，后來干脆免去進宮的繁禮，特許湯若望徑入宮廷。順治本人也不拘君臣禮節，常常親臨湯若望的寓所，在教堂、花園里游覽，有時逗留時間稍長，便在那里共進便餐，其歡樂融洽的樣子儼然家人父子一般。順治十三年至十四年間，順治曾二十四次就訪湯若望的館舍。尤其使湯若望受寵若驚的是，順治在19歲生日時，竟向拜賀的群臣當眾宣布，要在瑪法家慶賀自己的壽誕。

對皇帝的知遇之恩，湯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諫，為順治執政出謀劃策，充當著心腹顧問的角色。順治皇帝臨終時議立皇嗣，專門征求湯若望的意見。湯若望以玄燁出過天花為由，主張立玄燁為皇位繼承人，順治最后一次尊從了他的意見。

順治寵遇湯若望，使天主教也得以在華風靡一時。湯若望在中國與西方傳教士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大批傳教士涌入中國，獲得了傳教的自由。自順治親政到康熙初年的十幾年中，全國至少有十萬人領洗入教，而在此之前的七十多年中，總共才有十五萬人入教。

崇尚佛事

如果說，順治對天主教的興趣主要是緣于對其“瑪法”湯若望的尊寵的話，那么，順治對佛事的崇尚，的確是心向往之。

清初，臨濟宗著名禪僧玉林琇年僅23歲就做了湖州報恩寺住持，這在禪門實屬罕見，遂為佛子們看重。順治耳聞玉林琇的大名后，便詔請他入京說法。不料，玉林琇竟然擺起清高的架子來，接到詔書后，他先是臥床不起，后來又以先母未葬為借口婉言謝絕。直到第二年，他好不容易啟程赴京，誰知走到天津又稱病不行。順治對此深為不快，應允他問道完畢立即送歸。經過一番周折后，玉林琇終究還是到了北京，得到了順治十分優渥的禮遇。順治將他以禪門師長相待，請他為自己取法名為“行癡”，自稱弟子，還時常親臨玉林琇的館舍請教佛道。玉林琇也極力以佛教影響順治，時常講得皇帝喜悅異常，并因此授給他黃衣、紫衣、銀印、金印等，還先后賜予他 “大覺禪師”和 “大覺普濟禪師”的稱號。玉林琇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威望，并借助皇權擴大自己宗派的勢力，而順治則從佛教中找到了某種慰籍自己心靈的意念。盡管目的不同，卻殊途同歸，皇帝和禪僧被佛教緊密聯系在一起。

臨濟宗的知名和尚木陳忞，也受到了順治的寵眷。順治十七年(1620)，木陳忞應召入京，在京八個月，深受禮遇。順治多次到他下榻的萬善殿就見，兩人山南海北，說古道今。不僅談本人身世、佛門法道，還涉及古今人物評價、八股對文、詞賦書法等等，話題極為廣泛。木陳忞盛贊順治“虛懷好學”，來博取皇帝的歡心，擴大禪宗的影響。順治也對他推崇備至，讓他不要把自己當作天子，只當佛門弟子看待。命他為自己取 “慧橐”為名，“山臆”作字，“幻庵”為號，題“師堯堂”作堂名。順治則賜給木陳忞“弘覺禪師”的封號，還賞賜了法衣、字畫、佛像等物品。順治十七年 (1660) 四月，南苑德壽寺落成，順治竟費金五百多兩在玄靈宮宴請木陳忞。一個月后，木陳忞要南歸了，順治戀戀不舍，要他留下兩位弟子，早晚說話。他親自到北苑門為其送行，贈送御書“敬佛”條幅和山水、蒲桃畫各一幅。木陳忞南歸后不足半年，順治就兩次派官前去探問。

順治對禪學的皈依和對僧侶的深情的確有些異乎尋常。如果僅僅歸之于個人的志趣，似乎難以令人信服; 但若了解了當時的政治形勢，便不難找出問題的另一部分答案。明清鼎替之際，一些士大夫為功名利祿所動，欣然投入了清王朝的懷抱。但還有相當一些人與滿族統治者勢不兩立，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輩便是其代表人物。此外，還有許多詩人、學者、畫家也都斷然拒絕了清政府的招撫，削發為僧，寄身禪門。明清之際的著名畫家八大山人、石濤、漸江等人就是這樣做的。況且，禪宗自唐以來在士大夫階層中就有廣泛的影響，許多名士常常棲身寺廟，形成了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順治提倡禪學，除了個人信仰上的原因外，還以此作為聯絡地主階級在野派的重要途徑，以爭取漢族士大夫的合作和支持，消融他們的敵對情緒，擴大滿漢上層人物合作的基礎，可謂用心良苦。他也因此成為清朝歷史上唯一公開皈依禪門的皇帝。

順治十七年 (1660)，順治的寵妃董鄂氏死后，多情的皇帝陷入了極度的悲哀之中。他痛苦得不能自已， 情緒異常消沉， 隨之更加篤信佛說， 以求解脫。 他整天與高僧溪森廝守在一起，說佛論經，徹夜長談，最終竟決意超脫塵俗，遁入空門。后來經玉林琇反復開導，勉勵他以帝王之尊扶持佛教，加上孝莊文皇太后的堅決阻攔，他才稍釋出家之念。

廢后寵妃

福臨剛滿十四歲，皇太后便根據已故攝政王多爾袞之意，選定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之女博爾濟吉特氏為皇后。順治八年(1651)八月十三日舉行了隆重的大婚禮，奉迎皇后入宮。這一天，京城內外一派萬民同慶的景象。宮內各處御路用紅氈鋪地，各宮門雙喜大字高懸。但是，隆重熱鬧非凡的婚禮，并沒有給皇帝帶來美滿的婚姻。皇后天生麗質，乖巧聰慧，但是婚后不久，就與皇帝產生了裂痕。順治對皇后的所作所為很快就發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兩年后將其廢黜，降為靜妃，改居側室。博爾濟吉特氏為什么被打入冷宮?順治本人認為，自古帝王都以皇后作為自己的內助并使其母儀天下。而他的皇后是年幼時因親戚關系而定婚，而且從冊立之時起，就與自己志意不協調，兩年的時間證明，改變她已沒有什么希望。據順治說，她處心不端，非常刻毒，妒忌之心很重，見到容貌稍微出眾的人就十分憎惡，必欲置之于死地。對皇帝的一舉一動，她無不猜防，以致皇帝別居他處，不與之相見。皇帝一向愛慕簡樸，她卻癖好奢侈，所穿服裝皆以珠玉綺繡綴飾，不知珍惜，進膳時，有一件器具不是金制的，便十分不高興。對她的所作所為，皇帝忍無可忍，憂郁成疾。皇太后得知其中原由之后就讓他酌情裁奪，皇帝由此決定廢黜皇后。但是，廢后一事并非一帆風順。順治雖居一國之尊，但受禮法約束，也不能輕易行廢立皇后之舉。當廢后的打算為大臣們所知后，大學士馮銓、陳名夏等人先后上奏，請皇帝深思熟慮、慎重行事。他們認為皇后正位以來沒有什么明顯過失，這樣輕易廢黜，不能服皇后之心，也不能服天下后世之心。假若皇后確實不合皇帝心意，可仿效舊制選立東西二宮。但順治決心已下，難以更改，經過一番周折后，最終還是廢了皇后。從諸大臣當時的奏書看，皇后也未必就如順治所斥責的那樣狠毒不仁，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兩個人沒有緣份吧。

順治十一年 (1654) 五月，順治聘科爾沁鎮國公綽爾濟之女為妃，還未入宮，又奉皇太后慈諭，冊立此妃為皇后。六月份行大婚禮，正式冊立為順治的第二個皇后，這就是孝惠章皇后博爾濟吉特氏。清代皇帝中一生行兩次大婚禮的，也只有順治一人。

新皇后又不合順治的心意，他一度又要行廢后之事，但因皇后實在沒有什么大差錯，大臣們又齊聲反對，此事只得作罷。順治十五年(1658)，因皇太后病中皇后有失定省之儀，諸王大臣等遵諭議奏：只存皇后之號，冊寶照舊，停其箋奏。許之，后來又下諭，著箋奏照舊封進。新皇后就這樣又被打入了冷宮。

順治一生共有后妃十九人，但他最寵愛的大概就是董鄂氏了。據說，董鄂氏原本是順治的異母兄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之妻，卻受到順治狂熱的愛戀。博穆博果爾為此對董鄂氏大加申斥。順治聞知此事后，竟打了弟弟一個耳光。不久，博穆博果爾怨憤而死，年僅16歲。等董鄂氏二十七天服滿，順治便冊立她為賢妃，時為順治十三年，皇帝19歲，董鄂氏18歲。一個月后又被晉為皇貴妃，頒詔天下。清朝冊封妃嬪原來并不頒詔天下，順治的破例之舉足以證明他對董鄂氏的寵愛。皇貴妃之父也極受寵遇，連升三級，并得到大量賞賜，死后被追封為侯。

董鄂氏曾為順治生了個兒子，即皇四子，子因母貴，據說皇帝曾準備將他立為皇太子。但不幸的是，他生下三個月后還未命名就夭亡了。事過不久，皇帝眷之特厚、寵冠后宮的皇貴妃也因憂傷過度玉殞香消，時值順治十七年(1660)。她僅僅陪伴了順治四年就匆匆離去了。董鄂氏之死使順治陷入了無法擺脫的痛苦之中。

據湯若望回憶錄中說，皇帝為此竟尋死覓活，不顧一切，人們不得不晝夜看護著他，使他無法自殺。為了使貴妃在另一個世界有人服侍，有十三名太監和宮中女官被賜死。全國為她服喪，官吏一個月，百姓三個月。殯葬物品耗費了巨額錢財。順治還將兩座裝飾一新的宮殿專供自遠鄉僻壤召來的僧徒作館舍。后來，根據滿族的習俗，這兩座宮殿和其中珍貴的陳設，連同皇妃的尸體及棺槨一起被焚燒。皇貴妃死后，皇帝用藍筆批本達四個多月，而清朝定制，皇帝及太后之喪，藍筆批本也僅以二十七日為限。順治既然不能與他心愛的貴妃共享永年，只好以這些殊遇來表達和寄托自己對她的無限愛戀和懷念。他親自為董鄂妃書制的《董妃行狀》洋洋灑灑數千言，追念兩人朝夕相處的恩恩愛愛。為了撫慰順治，太后同意追封董鄂氏為皇后，即孝獻皇后。

盡管順治以種種特殊的待遇來對待死去的寵妃，卻沒有使他哀痛至極的心情得到慰藉。此后，他的情緒日益消沉，本來就很孱弱的身體，越發顯得力不能支了。

福臨之死

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日深夜，大清皇宮萬籟俱寂，在燈光慘淡的養心殿內，奄奄一息的順治皇帝躺在御榻上。四天前，福臨親往憫忠寺觀看親信太監吳良輔的削發出家儀式，回宮后便臥床不起，原來他染上了可怕的天花。立嗣頓時成了當務之急。孝莊文皇太后一向對皇三子玄燁刻意培養，寄予厚望，堅持立他為皇太子。福臨派人征詢湯若望的意見，他的意見與太后相同，本想立次子福全的福臨只好同意了這個意見。自知死期將近，福臨召諸王貝勒和眾臣前來宣布遺詔。在遺詔中，他歷數自己親政以來的多種 “罪行”和 “過失”： “漸習漢俗，于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信事，精力懈馳”等等。福臨為什么要在臨終之際完全否定生前的所作所為，確實令人費解。如果說，遺詔經過滿洲貴族們的篡改，發泄了他們長期積郁的忿懣情緒，倒是合乎情理的。遺詔同時宣布由八歲的玄燁繼承皇位，由異姓功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輔政。

遺詔念罷，順治也一命歸天，年僅24歲，他在位18年，親政11年。四月十七日，溪森按皇帝的遺命來京， 在景山壽皇殿為順治舉行了遺體火化儀式。 后來， 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孝陵。清朝入關后的第一位皇帝、頗具個性的福臨被謚為“章皇帝”，廟號世祖。

福臨幼年登基，少年親政，又不幸英年早逝。前有多爾袞以文治武功奠定大清基業，后有一代英主康熙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相比之下，福臨不免有些黯然失色。但是，他在國家初創、百業待興之時，極力以文教治天下，革除弊政，促進統一，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作為清朝入關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福臨的歷史地位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