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倫

一、殿試奪魁

宣德五年(1430)，羅倫出生于永豐(今江西廣豐)一個普通農民家里，自幼深受封建禮教的熏陶，謙讓溫和，孝仁恭敬。他5歲那年，曾跟隨母親去一處果園，滿園飄逸著花果的芳香，地上也落了不少成熟的果子，許多人紛紛搶奪落在地上的果子吃，唯獨羅倫不去搶，等到人家給他，他才接受。家境的貧寒使他過早地成熟起來，他上山砍柴放牧，總是帶著書去誦讀，從沒有中斷過學習。考上縣學以后，他立志于從事對圣人學說的研究，他說： “學習知識不能使一個人變壞，壞人都是自己學壞的。”吉安(今屬江西)知府張宣對他家的貧困深表同情，有時周濟他家一些糧食，但是，羅倫總是滿懷感激地將他的糧食退回去。人窮志不短的羅倫，就這樣磨煉了自己的意志。家庭的貧困使他的雙親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羅倫為喪失了雙親而悲痛欲絕。

功夫不負有心人。明憲宗朱見深成化二年(1466)，他在考完會試之后，參加了殿試。洋洋萬余言的答卷使他高中榜首，成了明帝國又一個狀元。

二、關于“奪情”的奏疏

三月的北京，春天已悄悄來臨。被授為翰林院修撰的羅倫更是意氣風發。不久，內閣大學士李賢奔喪之后，就奉詔回朝了，沒有守3年的孝。羅倫針對此事，寫信給李賢，勸他不要這樣做，但是，李賢不聽他的勸阻。于是，羅倫上疏言： “我聽說朝廷援引楊溥的故事。”羅倫在此所說楊溥的故事，是指宣宗時，召楊溥入內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后來他母親病死，他辦完喪禮后，朝廷把他召回起用，沒有守3年的孝。羅倫繼續說： “現在又起復大學士李賢。我私下對李賢說，起復乃是大事，與綱常風化密切相連，不可不慎重。過去，陛下的制策中說過： ‘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臣以為，所謂明人倫，厚風俗，沒有比孝更重要的了。在禮中，兒子有了父母之喪，國君應當3年不到其家叫他出來任職。子夏問孔子說： ‘3年之喪，金革(甲、兵)不回避，這也是禮嗎?’孔子答： ‘魯公伯禽(周公的兒子。周公輔佐周成王，留在東都洛陽，封伯禽于魯地。他在位46年，是個有作為的君主)這樣做過。’如今能那樣做的人，我沒聽說過。陛下對于李賢，是因為金革之事而起用他嗎?這是沒有的事。是以重臣來起用他嗎?禮中也從未見過。

“作為人君，應當以先王之禮教導他的臣下; 作為人臣，應當遵守先王之禮來侍奉他的國君。從前，宋仁宗起用大臣富弼，富弼辭道說： ‘臣下不敢遵從舊制，去重復前代的錯誤。當根據《禮經》來行今天正確的事情。’宋仁宗最后聽從了他的請求。孝宗時，曾起用劉珙，劉珙推辭說： ‘身為百姓，國家沒有門外之寇，很難冒金革之名，以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再勉強他。這二位國君，沒有以所謂的舊制強制其臣子; 二位臣子，未嘗以舊制順從其國君。所以，史書上稱贊他們做得好，士大夫也以此為美談。就因為國君能以孝教導其臣子，臣子亦有孝心對待國君。宋代自此而后，就沒有什么禮儀可談了。權臣王黼、史嵩之、陳宣中和賈似道之徒，都援用舊制起用，使天下風俗敗壞，社稷傾危，給國家帶來了大災大難，亦為后代人所譏笑。就因為君不以孝教導臣下，臣下也沒有以孝心忠于國君。陛下一定要李賢肩負國家大事，那么，李賢雖然身不可留在朝廷，口還可以說。應該下詔使他像劉琪一樣雖身不在朝廷，但得以參與國家大事，對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對李賢的建議，聞必行，行必盡力。李賢雖不再起用，就像得到起用一樣。如果他知道而不能盡言，言后又不能盡力推行，即使起用也沒有什么益處。

“況且，陛下并不是沒有廟堂之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如盂，臣如水。水之方圓，取決于盂。臣下是否正直、奸佞，國君要如實獎懲。陛下在退朝之閑暇，應親近直諒博洽的大臣，講圣人之德，崇圣人之學; 詢問大政的得失，體察老百姓的生利病死; 訪求人才，研討考證古今的盛衰之道，舍棄獨斷的偏見，納逆耳之忠言。賢人群策群力為朝廷盡心，又何以等待違背先王的《禮經》，損壞重臣的名節，然后才使天下達到治世呢?

“臣見近年來，朝廷以奪情(喪服未滿，而朝廷強令出仕)為常規，縉紳以得到起用為美名，食稻穿錦之徒一個個出現在廟堂上，不知此種人對國家有多大的干系?況且，婦對于舅、姑之喪，都要服喪3年; 孫子對于祖父、祖母，則要服齊衰(五服之一，次于斬衰，以粗麻布做成，因其緝邊縫齊，故稱齊衰)1年。奪情于夫，最初不干于其妻; 奪情于父，最初不干于其子。如今，有的家庭如故，妻子兒子不回來，于是號稱天下曰： ‘本想守完喪期，但朝廷之命不允許。雖是三尺童子，我知道他也不信這樣說。’為人父者，都盼望其子之回報，怎么能像現在這樣呢?為人子者，都應有回報父母之心，怎能容忍像現在這樣呢?自己理虧，不能教別人正直，忘掉了雙親的人，不能做忠臣。陛下為什么要選這種人并起用呢?

“如今，大臣被起用，群臣不以為是錯事，而順從稱贊他; 群臣的起復，大臣也不以為錯，而且從中促成其事。這樣，上行下效，形成風氣，混然同流，天下人都有無父而不歸的思想。臣下不忍看圣明之世，綱常廢壞，風俗淪落。誠愿陛下秉禮行事，允許李賢回家服喪。其他已經起復的人，再令他們奔喪; 未起復的，全部允許他們守完服喪期。倘若有金革之變，也應從墨衰之權宜(墨衰是黑色喪服。在家守喪制，喪服用白色，如有戰爭或其他重大事件不能守喪制，要以服墨色服喪代替喪服)，使之對外勇猛作戰，對內盡心守喪。這樣會使朝廷端正風俗，天下大一統，大臣重視法規，群臣效仿。人倫由此而得明，風俗由此而得以純厚。”

他這篇長疏宏論一上報，像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大臣們驚慌失措，憲宗也氣憤至極，下詔將羅倫從北京趕到福建任市舶司副提舉，管對外貿易去了。御史陳選上疏為羅倫開脫，憲宗不聽; 御史楊瑯上疏為他申辯，也遭到憲宗的嚴厲訓斥。不久，李賢病逝，羅倫的事才有了解決。

三、閉門研讀圣賢之學

在羅倫貶為市舶司副提舉時，御史涂棐到福建巡按考察。司禮監太監黃賜求見涂棐，涂棐拒絕了。泉州(今屬浙江)知府李宗學因為收受賄賂被涂棐按察，于是，他攻訐涂以自解，黃賜從中主張其奏為實。涂棐、李宗學被征發，在審訓中，其詞牽涉到羅倫，應當一起被逮捕。鎮撫司某個人卻說： “羅先生怎會至于此呢?”當即審問之后，羅倫才得以幸免，涂棐也復了官職。

李賢死后的第二年，大學士商輅上言，勸皇上要善于納諫，對于敢于上諫的言官要支持，因上諫而被冤枉的言官應該平反。羅倫的事情才算有了了結，官復原職，后改任南京。不管怎樣，總算是名義上給了答復。任職2年后，羅倫因病歸鄉，從此沒有再入仕途。

羅倫為人剛正，嚴于律己，只要是大義所在，就會毅然決然地去做，視名利富貴淡如水，這和他自幼的教育及家庭的貧困都有關系。當他歸鄉安居時，提倡節儉，鄰里人都遵從，沒有反對的。他雖為朝廷命官，但衣食粗淡，有的朋友實在看不下去，就送給他一些衣服，結果，他看到路邊有挨餓受饑者，又將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他們穿。更有甚者，一次，有個朋友來訪，早上留客吃飯，一看家中竟無米，他妻子只得向鄰居家借，到中午才開始做飯。但羅倫都不以為然。

他不追求富貴名利，專心于研究圣賢之學。金牛山是人煙稀少之處，他便在此建一小陋室，閉門讀書、著書。因他才學淵博，慕名而來求學的人很多，在學者中，有“一峰先生”之稱。

成化十四年，因貧病交加去世，年僅48歲。嘉靖初年，世宗皇宗聽從御史唐龍的建議，追贈羅倫為左春坊諭德，封謚號為“文毅”。一代剛正不阿的封建衛道士就這樣去了。他在福建時的所作所為為福建百姓所尊敬，在他死后，福建百姓專門為他建立了祠堂，以紀念這位清正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