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致光

史致光，字葆甫，一字漁村，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為官40余年，曾任知府、按察使、巡撫、總督，晚年回京，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官至一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史致光在京察中列為一等，次年授以云南大理府(府治太和，今云南大理)知府。嘉慶元年(1796)調云南府(府治昆明)。10年后(1806)升鹽法道，分掌督察鹽場生產與鹽商之行息平鹽價、管理鹽運等事宜，這為他以后在閩省任巡撫時整頓鹽務打下了基礎。嘉慶十九年(1814)五月，史致光被擢為云南按察使，隨后調任貴州按察使，十一月升為布政使。至嘉慶二十二年(1817)升為福建巡撫，總攬一省的軍事、吏治、刑獄等。任職兩年，體恤民情，特別在鹽務管理、整頓方面用力較多。初任巡撫時，即逢直隸天津水師初設，其總兵許松年奏請調撥福建軍營中善駕船泅水之人200余眾，攜帶家眷遷至天津水師，以充伍事。史致光考慮到，閩津兩地氣候水土皆不同，兵士為國事之急理應前往，但舉家遷徙，難免瞻前顧后。且家眷生長于南方，不耐北方的寒冷冰凍。致光偕同總督董教增、提督王得祿上奏，提出較為妥善的解決辦法，即從天津就近招募水師訓練，閩省調撥來的水師，可留在天津教習3年，不帶家眷，等新兵熟悉駕船操練之后，再將其撤回福建，愿留者聽其便。如此可免去許多不便，此奏得以批準。閩省鹽務存在不少弊端，對此，史致光出力最多，幾次上奏，陳請整頓、精簡機構，妥善處理納課征稅，使官商均受其利。在健全關口檢驗方面，史致光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偕同總督董教增奏言，提出因前督臣汪志伊上奏裁去各關檢驗大使，其職由他官兼管，造成驗關拖延、草率、偷漏，致使私販充斥，額引滯銷，弊端頗多。奏請恢復舊制，補齊大使缺額，提高驗關效率。在鹽場設置、管理問題上，提出設場過密，機構重復，冗員過多，產量降低。建議合并較近的鹽場，改繁為簡，提高鹽的產量。針對課稅拖欠，商人力不能勝的情況，他又奏言： 閩省鹽務自雍正七年(1729)裁商之后改為水客辦運，至今70余年，課稅虧損。查其原因，一是制定的鹽務章程過于苛刻，致使官商各幫備感資財匱乏; 二是不加給耗，虧折很多;三是折蓬擔又收回代額，賠累難以勝任。這幾項若不改革，運鹽各商幫解散，鹽課延誤的情況即會出現。過去百余年，之所以官民相安無事，是因為官幫稅輕，商幫稅重，官可撥給商代銷，雙方均可得利，國課亦無短缺。代額使官商得以調劑，今裁去，于商不利，許多商家倒閉，政府5年亦顆粒未銷，各官都視鹽缺額為畏途，多不愿承擔。虧損的另一原因是運輸中的折耗。閩省依山濱海，鹽分東、西、南三路運出，海耗、河耗、倉耗，包括搬運中的損耗等等，估計每石的折損至少有30余斤，路越遠折耗越多。加上勻代勻銷，先課后鹽，鹽雖沒運課須先賠，這些完課賠累的實情，均須改革整頓。他調查了廣西、臨倉等70余埠，發現這些地區在本埠額引之數上分別加一至三酌兌; 而平樂、柳州則因水險灘高，于每1000包鹽加買耗鹽120包，以補沿途折耗，此法甚好。他奏請閩鹽、粵鹽亦照此辦理。至于勻代勻銷請嗣后官幫收回，代額之鹽酌情改撥變通，使國課按期交納，官商均得其益。此奏得部議準行。

嘉慶二十四年(1819)，史致光調任云南巡撫。次年，他針對管區內井鹽代煎征課問題上奏，提出應酌情減輕原增產代煎而今減產鹽井的課稅，對無力納課之井的虛課應責成產量較好的鹽井捐解，以解決因產量減少應征課項遞年短少出現的欠課現象。此奏得準。同年十月，提出增加騰越廳(廳治騰越，今云南騰沖)等地的官學學生名額，并將永北廳(廳治永北，今云南永勝)等地的考試改為一年一次。報可。隨后入京進見皇帝，升為云貴總督。

據載，史致光的祖母同太夫人，早年守寡，喜行善事，曾和解族人爭紛，救活人命。故致光入京會試時，夢見一神仙托夢告之： 因其祖母的陰德，可名列榜首，如再能謹慎順承家德，則前程不可限量。揭榜，果然中為狀元，而后累官云貴總督。這當然是文人附會之說，并不可信。

道光元年(1821)，史致光為解決永北、大姚等地漢夷因典地引起的矛盾，多次與成都將軍呢瑪善、滇省前督慶保會議上奏，提出對漢民夷人較為公平的解決辦法，并請免去嘉慶二十五年(1820)加派給永北、大姚等州的部分銀兩，欠收州村的稅額亦請免去。獲準。道光二年(1822)，史致光對所轄區部分年邁庸劣、不能勝任的知州進行彈劾，建議免去其職務，補以省為之人。對永善(今四川大關西北)、金沙(今屬貴州)銀丁多年來無力納課的情況上奏，請免征道光元年(1821)加派銀兩，只納正課。準奏。不久，史致光接到皇帝諭旨，體恤他年邁力衰，不適邊疆總督之任，調回京都。道光三年(1823)正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職。同年七月，史致光因病奏請開缺，得允許。次年回原籍，道光八年(1828)卒。道光皇帝體恤他為官多年，加恩恢復原職，賜祭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