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

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

我向秦人問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

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云生。

正當今夕斷腸處，驪歌愁絕不忍聽。

李白于唐代天寶元年 (742)，應唐玄宗之召，入長安，供奉翰林，由于受到權貴的毀謗和迫害，功名難立，遂于天寶四年 (745) 離開了長安。這首詩大約作于在長安遭到毀謗和迫害之后。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起首兩句點明了送別的地點，同時也定下了全詩沉郁、蒼涼的氣氛。“灞陵”在長安東，漢代即在這里折柳送客，至唐代蔚為世俗風氣，故在唐人送別詩中灞陵、灞上、灞橋、灞水等常常出現，于是這些詞就具有了傷別的意味。時值春季，河水當不至“浩浩”，可詩人偏偏要用 “浩浩”來形容春季的灞水，說明詩人的離愁別緒，十分濃重，塞滿了心胸，正如浩浩的波瀾在翻動。因此在詩人的眼里，那歷經代代送客別親的灞水，也載著憂波愁水浩浩而去。

“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這兩句開出一個蒼涼的意境。古樹在自己漫長的生命中，已付盡了一切，已無花可發，沒有什么再可付出的了，只能木然地對著春天、對著眼前的一切；與此相映，萋萋春草，雖然年年新綠，可它卻總是多愁善感，總有傷不完的心。這兩句相對而出，一方面在寫景中表露出友人惜別時，不忍分手，上下顧盼的傷心情態；一方面在寫景中抒發了人事難全，“相見時難別亦難” 的深沉的人生慨嘆。

前面四句，雖然是寫傷今之情，但由于點到“灞橋”、“古樹”，因而暗含了懷古幽情，于是詩人自然而然地推出了“我向秦人問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王粲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東漢末年，由于董卓部將作亂長安，于是他南行避亂荊州，離長安時作 《七哀詩》，中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之句。歷史是如此相似，今日友人欲登之路，正是當年王粲避亂“南登之古道”。詩人將古今相聯，不僅表明了友人離別帝都的不得已，也暗示了自己未來的命運。懷憂去國，壯志難酬，前人如此，友人如此，自己也會如此！

“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云生。”這兩句緊承上兩句而來。“南登之古道”，就是“走西京”的連綿古道。這古道印有多少人滿懷希望奔赴長安的足跡，也印有多少人一腔失意、郁郁離京的足跡。這樣相矛盾的情形，就是由于“紫闕落日浮云生”。這句除寫實的一面而外，更重要的是象征朝廷的政局。詩人滿懷希望應召赴京，本想一展宏圖，“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李白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然而他看到皇上被一伙小人所包圍，不問國事朝政，沉迷于酒色歌舞之中，自己不被重用，處處受到排擠與陷害，終不過是宮廷生活中的點綴而已。在這里詩人運用象征的手法來鞭刺朝廷中奸佞當道，腐敗黑暗的現實。至此，詩人通過傷今懷古及自身仕途的遭遇，將郁懣在心中的不平和仕途失望后的感悟，表達得十分鮮明。

最后兩句“正當今夕斷腸處，驪歌愁絕不忍聽”，直抒胸臆，收束全詩。驪歌，即 《詩經》 逸詩《驪駒》，是告別之歌。《漢書·王式傳》 卷八十八注：“文穎曰： 其辭云：‘驪駒在門，仆夫俱存；驪駒在路，仆夫整駕’也。”在依依惜別之時，離愁別緒、仕途的失意和對朝廷政局的憂患，這些足以令人愁腸寸斷，恰恰在此時，那催人上路的驪歌又響在耳畔，此情此景，又有誰能忍心諦聽？詩人的送別之情達到了最高潮，這后兩句與開篇兩句相呼應，使全詩意脈連貫，渾然一體。

李白詩向以意氣飛揚著稱，但這首詩卻以沉郁蒼涼見長。詩人在寫景中，點到灞陵、灞水、古樹、春草、古人、古道、落日、浮云、斷腸、驪歌等，這些無不帶有沉郁凝重的色彩。惜友人離別遠去，上下顧盼，萬語千言無從說起，用“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 來表達；懷國憂世，感慨今昔，以 “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云生”，來透露，借景抒情，層層深入，構成了強烈的沉郁氣氛。詩人寫景抒情，向著歷史和現實多方面擴展；意境蒼涼，給人以世事茫然的感受。詩的語句和節奏，隨著詩人的感情發展而變化，或長或短，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詩中有五言句、七言句和九言句，有對句有散句，回環往復，抑揚頓挫，充分體現了詩人的感情波瀾。詩人以詩的語言，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難得的灞陵傷別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