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詩小札·“一順邊”的七絕及其它

杜甫是個勇于嘗試的人。除了寫過拗體七律之外，在他的詩集中，還有若干首近于拗體的七言絕句，如《絕句漫興》等。如果照我個人的意見，那種所謂的“七絕”，實際上就是七言四句的古詩，因為它們已不具備格律詩的特點了。所以這里不再細談。現在要談的，乃是另一種七言絕句。這種絕句，從每一句的平仄看，它是合律的;但從整首詩來看，卻又不完全合律。我戲稱之為“一順邊”的七絕。如王維的名篇《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照理講，“平起”的七絕，其第三、四句的平仄安排本應與第一、二兩句是相反相成的，應當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即第二、三兩句相近，而第一、四兩句相同。而此詩的第三、四兩句的平仄卻與第一、二句相同，仍為“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其實等于把第一、二兩句的平仄重復一遍(惟“勸”、“一”、“西”、“無”四字屬于“一三五不論”的可通融之列)，所以我才稱之為“一順邊”。再如杜牧的《贈別》第一首也是名作，同樣是“平起”的七言絕句：

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

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詩中的第三、四句與第一、二句的平仄也是“一順邊”的。近人柳雨生(筆名“彤齋予亦”)在1937年抗日戰爭初起時曾引詩云(是否柳氏自作不得而知，但確見于他自己的文章)：“煙雨荒涼劫后姿，鐘聲遠寺夜清奇，出入豪門無限客，憂時未必盡男兒。”乃是一首“仄起”的七絕，其第三、四句的平仄同第一、二兩句也屬于“一順邊”性質。這樣的詩算不算合律呢?我以為是不合的，至少是不完全合律的。但既然有人破例，加上作者是名家而作品又是家喻戶曉的名篇，人們自然也就“約定俗成”，無形中予以認可了。后人偶一效之(如柳雨生所引之作)，自然也無可非議。不過從我個人學寫舊詩的態度來說，我既非名家，也不會因學寫舊詩而成為名詩人，所寫之詩更非名篇佳作，所以還是恪守格律、循規蹈矩的為好。同時我也不主張由于古今著名詩人寫了一些破格破例的不完全合律的近體詩，便以之為借口，自己也任意破格破例，要求不嚴。正如有人犯了錯誤，不但不自我反省，卻說某人所犯錯誤有例在先，或甚至說他的錯誤比我還嚴重，那么我犯點錯誤也無所謂云云，好像犯錯誤也有了正當理由。我看那只是找借口為自己開脫，并非真正作人之道。作人有原則，作詩同樣也應當有準則。古今詩人按格律辦事寫出來的好作品車載斗量，你不去效法遵循;卻只找一些例外又例外的作家作品為自己所寫的歪詩壞詩辯護，我看這多少帶有一點自欺欺人的味道。反正就我本人來說，無論作舊詩也好，作人也好，寧失之拘謹迂闊也要按原則辦事，決不愿強做解人或自欺欺人，借口標新立異或打破框框來嘩眾取寵。

說到這里，我想還是把話題引回到學詩作詩上來。常言道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我國最偉大的詩人無過于李白、杜甫，但李、杜詩集中并非沒有壞詩。杜詩中就有失粘和出韻的作品，前人已舉過不止一例。而李白的名篇《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應當說是一首難得的好詩，可也有不合律的地方。全詩如下：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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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第一句的“人”字肯定“失粘”，我們正不必“為賢者諱”。又如他有名的五律《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八句詩竟無一對仗，如果根據律詩的準則對它嚴格要求，顯然是不夠標準的。我的態度是：這樣的詩只許李白作而我不應該作，因為他是李白，而我比起李白來不知要相差多遠，姑且說十萬八千里吧。我想這并非自己過于墨守成規，也更非盲目迷信古人而妄自菲薄，而是多少有點自知之明。

拙作《學詩小札》寫到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所寫的內容，主要是自己學寫舊詩過程中的點滴體會。有些觀點和意見，雖然我自己始終堅持，卻不想強加于人，只供愛好這一門的同志們做個參考。當然，凡我認為錯誤的我也一直持反對態度，絕對不予遷就。我感到，現在最危險的不是真外行而是假內行，尤其是有些假內行帶有某些權威性，經常自我感覺良好，不僅愛指手劃腳，動輒“指導”、干涉別人，而且往往愛發號施令，唯我獨尊。夫然后學問之道不絕如縷矣。作舊詩本雕蟲小技，微不足道，尚且不免此厄;其大者遠者之令人憂心忡忡，就更不必說了。

附 記

右《學詩小札》凡十則，既無驚人之筆，又非刻意之作，然而從第一則至終篇，前后竟寫了近三年。可見著書立說，實非易事。至于創一新見，立一新說，更非咄咄可辦，此人所共知者。如果從經濟效益考慮，則曠日耗精，所得幾何，遠不如不學無術的小販之豐衣足食，歲贏萬金。但愿在有生之年，能見到這種不正常風氣能幡然改變，則知識分子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