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

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

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在《飲酒》這一組內容豐富、風格也不盡相同的組詩中，《少年罕人事》是常為人提到的一首。人們之所以重視它，是因為從這首近乎內心獨白的詩里，可以了解到陶淵明思想中的矛盾和苦悶。

陶淵明的歸隱，不是“小隱”，更不是“充隱”，他真正做到了與田園、與農人、與自然的渾然相依，這種率真任性的態度是與他對上層社會的徹底失望互為因果的。理想在官場中受的摧殘愈強烈，在自然田園中的復歸就愈深摯。因此，于氣象融融的田園詩外，陶淵明也有著另一些近似于慷慨悲歌或沉吟低訴的詩篇來回憶過去，咀嚼人生失意的悲劇，這首詩即屬于后者。

詩的前六句可以視作一節。短短的六句詩，濃縮了陶淵明一生的坎坷，也包含了他對個人悲劇的自我分析。

人的少年時代，如同旭日東升，輝煌璀璨。多少青年士子，懷著遠大的理想，發憤讀書。著名文學家左思不無自豪地回憶他的少年時代：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著論準《過秦》， 作賦擬《子虛》。”杜甫在窮愁潦倒之際，一旦憶起少年時代，仍然滿懷著青春得意的飄揚情致：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中國古代受儒家影響的知識分子從來以輔弼人君作為自己最高的理想。他們焚膏繼晷，兀兀窮年，正象韓愈的自我描寫：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這種步著圣賢軌跡的如醉如癡總離不開功利的目的。而陶淵明對少年時讀書的舊事并沒有驚人之語，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輕輕一筆，不見任何懸梁刺骨式的沉重。對于被奉為治國方針和人倫準則的儒家經典，他竟以一種欣賞玩好的態度來對待。這與他《五柳先生傳》中“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輒欣然忘食”的精神完全一致。晉朝人企圖打破經學的桎梏，卻又自愿鉆進玄學的網里，他們傾其全力追求達性通脫，結果反不免有點矯情。而陶淵明則是在人生態度和精神上真正進入“自然”這一境界的不多見的詩人，他的讀書，也只是按自己的情趣與愛好，有選擇地去讀，象蜜蜂采蜜一樣，吸取了不同思想體系中有關道德理想與人格修養的思維精華，融鑄成純凈高潔的品格。他不是書的奴隸，而是萬物備于我的個人思想的主宰。這就不難理解，從入世色彩極深的儒家學說中，為什么他所選擇并奉行的是“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了。在這一點上，他不同于后來的杜甫、韓愈。他悲劇的根源在于美學化的理想與腐敗的門閥社會的尖銳沖突。

詩的后六句為一節。獨特的性格，獨特的悲劇，帶給他的是不被理解的孤獨感。詩中以悲風荒草抒寫自己內心極度的孤寂與凄涼，又以東漢張仲蔚和劉龔(孟公)的友誼來表達對得到知音的渴望。在另一首詩里，他寫道：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鐘子期死，伯牙終生不復鼓琴;惠子死，莊周無以為質。兩人失去知音的痛苦，不正與陶淵明相同么!在陶詩的許多篇什中，都流露出這種沉重的嘆息，使我們在溫婉清淳的田園風光后面，感受到了那詩人靈魂的孤獨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