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字義疏證》的主要內容,《孟子字義疏證》導讀

《孟子字義疏證》是對《孟子》字義采用疏證方式的哲學著作。清戴震著。本書初稿為 《緒言》，修訂稿為 《孟子私淑錄》，定稿則為本名。戴氏著述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由曲阜孔繼涵刻為《戴氏遺書》，收入《微波榭叢書》，是為微波榭本。《緒言》3卷，孔氏未收，然有《粵雅堂叢書》本：《孟子私淑錄》未曾刊行，然有張海鵬照曠閣等抄本。今有中華書局并收三稿兼收 《原善》 的校點本。

戴震 (1723—1777)，字慎修，又字東原，安徽休寧人，皖派經學創(chuàng)始人，唯物主義思想家。曾問學于婺源江永，與惠棟亦在師友之間，后由紀昀等人舉薦，入“四庫全書館”，任纂修官，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所著甚豐，涉經史、天文、歷法、算學、地理、聲韻、訓詁、哲學。對本書，戴氏曾謂“仆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與《段玉裁書》)。

本書共上、中、下3卷。卷上，《理》15條;卷中，《天道》4條，《性》9條;卷下，《才》3條，《道》4條，《仁義禮智》2條，《誠》2條、《權》5條。并作序一篇。

序曰：后人以其言汩亂孟子之言，因懼怕“知之而不言，是不忠”，“是對古圣人賢人自負其學”，對后世仁人自遠于仁，因而述著本書。他以問答形式，依考據訓詁闡發(fā)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等哲學范疇的根本意義。《理》篇針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欲”之說，提出了 “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張，認為 “欲不可無”，“理存乎欲”。指出 “尊者”、“長者”、“貴者”對“卑者”、“幼者”、“賤者”，以理責之，“雖失，謂之順”，而后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天道》篇否定了程朱 “道即理”、“理在氣先”之說，而認為陰陽二氣的運動，使事物不斷生成、變化，所以道是氣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物質性的實體。“太極”即指“氣化之陰陽”，“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后”，因而宋儒的“理氣之辨”，實失道之名義。《性》篇對 “性善”解作是 “人倫日用”中的道德觀念，且 “知其限而不逾”、“能不惑乎所行”，即為 “善”。《才》篇認為人的材質與資質是“性之所呈”，而“人與百物各如其性”，這種自然 “形質”就是孟軻所謂的“天之降才”。還認為人才各有所近，有的近于純，有的近于清，但不易 “相兼”，“才雖美，猶往往不能無偏私”，說“性善則才亦美”，但絕不是“無偏私之為善為美也”。《道》篇則認為“人道”是一種人際關系與日常生活的活動，即“人倫日用身之所行”;對天地來說，如同自然界生成、變化，“氣化之不可已”一樣，對“人物”來說，“凡生生所有事”，亦是道，只要努力，增益認識能力，就能達于圣人之道。《仁義禮智》 篇釋“仁”為“生生之德”，“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義” 為 “條理之截然不可亂”，使“親愛長養(yǎng)”合于“正大之情”; “禮”是 “天地之條理”，禮的設立就是為了制約與調節(jié) “天下之情”，“或裁其過，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智”則是通過自己的思維心知，對仁義禮“通乎條理而不紊”。“誠”即“實也”，所充實的是 “智仁勇也”，是“仁也，義也，禮也”。所謂“自誠明”，即是“學以講明人倫日用”，且務求合乎仁、義、禮，“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以至于圣人之德之盛”。《權》篇明確了“權”的涵義是 “所以別輕重也”，而權衡輕重，既要知 “常”，同時又要知 “變”。指出宋明理學的 “天理” “人欲”之說，“凡以為 ‘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則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者也”。還指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從而否定了程朱據老釋 “無欲”、“空寂”之義所倡言的 “存理滅欲”乃是以理殺人。

《孟子字義疏證》繼承了自荀況、特別是張載以來的唯物主義傳統(tǒng)，它的反理學思想產生了廣泛影響。清

代學者焦循針對《原善》及本書曾說“吾謂東原即此二本自足千古”(《雕菰樓集·申戴篇》)，而理學家方東樹卻指責本書“轇轕乖違，毫無當處”(《漢學商兌》)直至五四時期，一些民主主義思想家也曾利用過本書的反理學思想。總之，《孟子字義疏證》是宋明反理學的最重要的著作。

參考文獻

• 1.《孟子字義疏證》,中華書局校點本,1961。
• 2.安正輝:《戴震哲學著作選注》,中華書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