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主要內容,《孟子》導讀

《孟子》是中國儒家學派經典之一。戰國時孟軻及其高足弟子萬章等著，或說是孟軻弟子、再傳弟子的記述。《史記·孟荀列傳》記為7篇，《漢書 ·藝文志》著錄11篇，然現存7篇，另據東漢趙歧 《孟子章句 ·題辭》說： “又存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但 “似非 《孟子》本真”。于是不作注解。久而亡佚。今本《孟子外書》則系明人姚士粦偽撰。至宋，《孟子》與 《論語》、《大學》、《中庸》并稱為“四書”。古今關于《孟子》的著述甚多，較優的是趙歧《孟子章句》，南宋朱熹 《孟子集注》，趙順孫 《孟子集注纂疏》、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焦循《孟子正義》、今人楊伯峻 《孟子譯注》等。

孟軻(約前372—前289)，字子輿，戰國中期儒家學派的代表和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鄒(今山東鄒縣東南)人。早年從師于孔門后學，中年在鄒、魯一帶聚徒講學，后居鄒為士。約40歲時率領弟子游歷齊、宋、滕、魯、梁、任等國，抨擊時弊，宣傳仁政，歷時近20年。其主張不為時主所納，晚年歸鄒，從事著述和講學，終老于鄒。他全面繼承、捍衛、發展了孔丘的學說，曾被尊為“亞圣”，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孟子》現存7篇，凡14卷，260章，3、4萬余字。漢趙歧為《孟子》作注時，以各篇首章文中二、三字為篇名。各篇目依次為《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

本書依據人人 “修其身而天下平” (《盡心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 《離婁上》)和明善、誠身、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即由個體到社會再到天人的邏輯順序，構筑了較完整的儒學思想體系。其中，探討人與自身關系的個體論是本書的第一個重要內容。它闡述了個體的發展、個體的需要、個體的心理、個體的本性和價值，認為個體是既有飲食、男女的自然屬性，又有與犬馬“不同類”的社會屬性、道德觀念和理性思維活動的人。在個體的發展上，將人的一生劃分為幼年、成年、老年三個階段，認為人的形體構造是一個包括耳、目、口、鼻等感官和理性思維心之官的為人“兼所愛”、“兼所養”(《告子上》)的和諧統一體; 家庭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是促進個體發展的重要條件，教育是促使個體發展的重要手段，“明人倫”的教育目的規定、制約個體的發展方向，以仁義禮智信為主的道德教育影響個體的道德認識、情感和行為;在教育過程中，教育者的表率作用和因材施教、適應個性，堅持標準、啟發誘導，由博反約、深造自得，專心致志、學貴有恒等教育方法，能促進個體的道德完善、提高技能和個性差異的發展;個體還要不斷地以“為”、“行”等力行踐履為發展的主要途徑;在個體的需要上，認為人既有飲食、男女的自然生理需要，又有協調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關系的人際交往的需要和心悅理義的追求真、善、美精神生活的需要。上述不同需要根基于人體感官與心官的不同需求和人的各種屬性。在上述需要中，要以高級需要制約低級需要，以心官制感官，以仁義忠信之“天爵”制公卿大夫之“人爵”，不斷協調各需要之間及不同個體之間不同需要的關系，以保持自身需要和人與人之間需要的和諧;在個體的心理活動上，探討了個體在上述需要中的心理活動過程及人們之間在能力、氣質、性格等方面的差異;在個體善的本性和價值上，從人禽之辨立論，認為人具有區別于禽獸彼此“相食”的善的本性。人善的本性包括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四心”、仁義禮智的萌芽“四端”和仁義禮智“四德”彼此相聯的三個層次。其中，四心是人的主觀情緒體驗和心理情感，四端是由四心發展到四德的中介，四德是調節人際關系的規范、準則和個體高度自覺的主體精神。由四心經四端到四德的過程，既是一個由內在到外在的發展過程，又是一個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的發展過程。三個層次之間互相聯系，互相作用，表現人性本善之自然與“人無有不善”( 《告子上》)之必然、人具有四心、四端為善的可能性與重視環境影響、道德教化而將它們發展為完美的仁義禮智四德的現實性、“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的普遍性與現實社會中具有善惡差別的特殊性的統一的基本特征;《孟子》堅持以仁義為核心的個體價值觀，主張人追求物質價值、人際交往價值和精神價值，認為追求理義的精神價值高于生命價值和聲色臭味、富貴利祿的物質價值，主張生與義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告子上》)，以 “天爵”、“良貴”等精神價值制約“人爵”等物質價值，不僅強調個體生存價值、物質價值、交往價值、精神價值的多樣性的協調統一，而且強調個體“獨善其身”、“獨行其道”的內在價值與“兼善天下”、“與民由之”外在價值的統一。

探討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論是《孟子》一書的第二項重要內容。它包括家庭觀、國與天下觀、社會的控制和社會的變遷。在家庭觀上，本書 “身—家—國—天下”系統中的“家”主要指個體家庭。家庭是男女通過婚姻關系“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萬章上》)結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闡述了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婦關系，論述了家庭 “養生”繁衍后代的自然生育功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梁惠王上》)的經濟生活功能、“親其親，長其長”和教以 “孝悌”、“人倫”的教育功能、以血緣、婚姻情感維系父子、兄弟、夫婦關系的情感功能，突出強調了家庭關系中以仁義為準則的重要性，主張 “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 《告子下》);在國與天下觀上，主張諸侯國家施行仁政、德教，得民心，進而實現 “定于一”的封建大一統局面，將“土地，人民，政事”視為國與天下的三個根本要素，主張不斷協調三者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諸侯國家維護財政開支、養育人民的經濟功能、協調君臣、君民關系，使社會成員“皆悅”的政治功能，突出強調君仁臣義，各盡其道，臣要格君心之非，引導君主務于仁義;君民之間上行下效，君民同憂同樂，對危害社稷的諸侯、有大過反復諫之而不改的國君、殘賊仁義和禍害百姓的獨夫民賊，應分別予以變置、易位和誅殺，進而提出了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盡心下》);在發揮國家內部功能的基礎上，還要充分發揮其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圖存自保，與鄰國友好相處，吸引他國之民歸附仁德和抵御他國侵略，征伐不仁等外部功能;在社會控制上，主張以政治、經濟、思想意識等手段，對社會進行控制，以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在政治控制上，居下位者要服從居上位者，任賢使能，罷免不肖，懲罰犯罪;經濟控制上，實行勞心與勞力的社會分工制度和產品交換制度，既實行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的交換，又實行勞心、勞力者內部的產品交換，如農夫“以粟易械器”，“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滕文公上》)，“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滕文公下》)。還要實行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制民之產” ( 《梁惠王上》) 的“恒產”制度和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滕文公上》)的井田制度，實行十分抽一、“薄賦斂”、“取于民有制”的賦稅制度以及撫恤“窮民”和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譏而不征”、“助而不稅”( 《公孫丑上》)等有利于市場交換、促進生產發展的制度;在思想意識控制上，不僅要以堯舜等先圣之道教化人心，而且要以社會習俗、道德教育和社會心理等手段，調節社會成員的精神生活，使人們保持淳樸善良的社會習俗、高尚道德觀念和有利于社會控制的心理狀態;在社會變遷上，《孟子》在區分古今社會不同的基礎上，考察了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變遷，認為從堯、舜、禹，歷經夏、商、周，至春秋、戰國，社會的自然環境、人口狀況、社會物質生產及物質生活條件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精神生活的變遷上，既有朝代更替、政權轉移及各項制度的變化，又有喪葬、婚姻、人際交往等社會習俗的變化，還有是否追求仁義等道德觀念的變化。上述變遷既有由先進變為落后的一面，又有由落后變為先進的一面。在此基礎上，進而考察了社會變遷的原因，認為社會成員物質生活需要是推動社會變遷的基本原因，古圣先賢滿足百姓物質生活需求和以高尚道德化民成俗等功績，是促進社會變遷的重要原因：本書還闡述、探討了社會變遷的方式，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滕文公下》)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公孫丑下》)的著名命題，歷數從堯舜歷經三代至春秋戰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治亂交替，認為天子、國君施行仁政，以德服人，省刑薄斂，任賢使能，滿足百姓的基本物質生活需求而“養生喪死無憾”的社會就是治世;反之，施行暴政，殘害百姓，社會就陷入混亂，并通過總結三代天下得失的經驗教訓，認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離婁上》)，認為賢君圣主的出現是治世的重要標志，他們的出現是必然的，亂世一定要被治世所代替。

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保持兩者和諧統一的天人論，是《孟子》一書的第三項重要內容，包括天人的構成要素、天人的和諧及天人協調的哲學思想三個方面。在天人的構成要素上，認為天包括自然之天、社會趨勢之天、倫理之天等。本書不僅用天表示禾苗、草木、五谷、禽獸、云雨、虹露等自然萬物存在的自然性和認為天是自然萬物產生的本原，人及萬物皆本于自然之天即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滕文公下》)，而且以天表示自然萬物發展、變化的必然性或規律性，認為五谷、禾苗、草木、禽獸的生息有其“時”，日月星辰的運行有其“故”，水之運行有其 “道”，“有物必有則”(《告子上》);在社會趨勢之天上，一方面以天、命表示社會發展、變遷的必然性及規律性，認為“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萬章上》)，“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離婁上》)，又借用農業生產實際活動中的“勢”、“時”概念，將它視為天命的具體表現;另一方面，又以天表示社會發展過程中某種時間上的偶然性;在論述古代堯舜等禪讓時，認為天下政權的轉移是以百姓的擁護、反對為轉移，所謂“天與之”，實際是民與之，繼承、發展了古代君權民授的民本主義思想;在倫理之天上，認為天是人之善性存在的自然性及其發展的必然性，主張“盡心，知性，知天”;還將天視為仁義禮智的最高標準而謂之“天爵”;本書所謂倫理之命，一是指人之生命的壽夭長短，主張“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認為遭巖墻壓覆和犯罪遭桎梏而死皆是“非正命”(《盡心上》);二是指仁義禮智道德觀念對自然欲望、富貴利祿的限制，主張對富貴利祿的追求必須符合仁義忠信之 “天爵”，即“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同上)，認為人對聲色臭味的追求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欲望，能否得到則必須受仁義等道德觀念的制約，君子不因它是人的自然欲望失去節制而恣情縱欲，即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義禮智是調節君臣、父子、兄弟、賓主等關系的道德規范，但它同時又是人所具有的主體意識和能動性，君子不能只看到它的限制作用而放棄人的主觀努力，即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同上)。此外，《孟子》一書在引用《詩》、《書》等古籍和他人所言意志之天，表明作者仍受到傳統天命觀的一定影響。在天人和諧上，主張天人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協調統一，認為禾苗、草木與云雨、虹露之間相互影響而保持一定的和諧狀態，人類順從自然規律和保持天人物質生活的協調，就能獲得較多的物質生活資料，使“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養生喪死無憾”(《梁惠王上》);在天人社會生活的和諧上，人類要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性或規律性，施行仁政，爭取民心，就能達到“順天者存”而國治天下平;反之，違背社會發展規律，暴虐百姓，失去民心，就會破壞社會生活的和諧;在天人精神生活的和諧上，《孟子》繼承了前人的人與自然比德的手法，以牛山之木、泉水、五谷等自然美象征人的精神品質之美，體現了人與自然物之間情感的相通和協調，不斷追求天人協調的審美境界;認為人們以古圣先賢為楷模，經過深造自得、自反于心、反求諸己、艱苦磨煉、力行踐履和正義的經常積累，就能培養出 “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的浩然正氣，攀登上 “上下與天地同流”( 《盡心上》)即與天地同時運轉的圣、神最高境界，展現了人格化了的天地與天地化了的人格相互交融、相配的空前宏大氣魄;在天人協調的認識論上，通過對天、人范疇的界說，將天作為人的認識、體察、反映的對象，進而區分了人的耳目感官與心官的不同職能和作用，認為耳目感官接觸外物能獲得感性認識，心官能認識自然、社會規律和人的本性而獲得深刻的理性認識。在認識過程中，感官是心官的基礎，心官對感官有指導、制約作用，感官不受心官的制約，接觸外物就會蒙蔽而被引向迷途，提出、論述了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和著名認識論命題，全面論述了心能知物理、識天、命、勢、時，辨性命的重要作用，深化了古代人們對心官的認識;在知行關系上，主張由行而得知，反對行之而不知其當然，習慣了而不知其所以然，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的傾向，主張行之而著，習矣而察，終身由之而知其道。同時，認為知不是被動的，它能指導、促進行，堅持了知與行的統一。在先秦儒學發展史上，《孟子》表現出既重視感覺經驗，又強調理性思維，堅持知行統一的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

《孟子》將個體、社會、天人視為一個緊密相聯的系統整體，全面地繼承、發展了孔丘開創的儒家學說，在先秦儒學發展史上是上承孔丘、下啟荀子的一個重要環節和發展階段。本書所反映的孟軻的思想，是在與先秦墨、道、法、農家等學派的相互辯難和吸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保存了先秦諸子的若干珍貴資料，因而又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孟子》繼承了孔丘的 “道統”，在其后長期的社會發展中，影響、滲透于社會政治、經濟、哲學、道德、人生、美學、心理、民俗等社會生活的若干方面，產生了若干重要影響。《孟子》由先秦時代的子書，到東漢時被立為傳記博士，五代被列入十一經，宋代列為九經、十三經，朱熹將它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其政治地位不斷提高，成為宋、元、明、清時代的官方哲學及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孟軻在北宋神宗年間被封為 “鄒國公”，元文宗年間被封為“鄒國亞圣公”，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享盡各種殊譽。同時，《孟子》在后世亦產生了重要的思想影響。從漢代的陸賈、賈誼、司馬遷、高誘、趙歧，到唐代的韓愈，宋代孫奭、朱熹、張栻、程顥、程頤、陸九淵，明代王守仁，明清之際的黃宗羲、王夫之，清代閻若璩、戴震、崔述、周廣業、焦循，等等，歷代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家注孟、解孟、評孟層出不窮。在中國近代史上，《孟子》對地主階級改革派、太平天國領導人、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新儒家、中國共產黨人及史學工作者，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對東方的朝鮮、日本、新加坡、泰國和西方的法國、德國、美國等，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 1.蔣伯潛:《十三經概論 ·孟子概論》,世界書局,1944。
• 2. 楊伯峻: 《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85。
• 3. 王其俊: 《孟學新探》,濟南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