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律》的主要內容,《曲律》導讀

《曲律》是明代戲曲理論專著。作者王驥德(?-1623)，字伯良，號方諸生、玉陽生，別署秦樓外史、方諸仙史。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出身書香家庭，家藏元人雜劇即有數百種之多，祖父王爐峰曾作《紅葉記》傳奇。王驥德受家學熏陶，從小愛好戲曲，青年時開始創作劇本。他先頭得到徐渭的指導，后來受湯顯祖的影響，聲韻方面曾經孫礦和孫如法指授，音律方面接受沈璟的成規而糾其拘滯，還經常和呂天成一起切磋琢磨，并同屠隆、葉憲祖等劇作家保持交誼。可以說，他與當時不同流派的劇壇名家幾乎都有師友關系，曲學造詣很深，寫《曲律》時故能做到廣開視野，博取眾長，立論公允，發議精辟。此書在1610年寫成初稿，又經十多年增刪修改，方成定本。臨終前將手稿郵付毛以燧，托其刻板印行。他一生書劍飄零，功名不振。其他著作尚有： 傳奇 《題紅記》 (據 《紅葉記》改編)、《雙環記》2種，雜劇 《男王后》等5部，曲韻 《南詞正韻》，詩文集 《方諸館集》，散曲集 《方諸館樂府》等。現僅存《題紅記》、《男王后》及若干散曲與詩文，還有他校注的 《西廂記》。

《曲律》的版本主要有： (甲) 明天啟四年(1624)原刻本。(乙)清錢熙祚刻 《指海》本。其它版本都據它們翻刻排印。今人有陳多、葉長海校注本。

王驥德作《曲律》，是有感于唐詩技法宋人不傳，宋詞技法元人不傳，金元北曲技法明人不能悉傳，從而憂慮到南曲技法將來也會失傳。故此他要寫出一部內容完整，體系精嚴，闡明南曲作法的專著。定稿時他滿意地聲稱：“平日所積成是書，曲家三尺具是矣”，足可為后世立一規范。全書共4卷，40章。開頭是緒論，介紹曲源，概述北曲與南曲的同異;主體部分分論南曲的聲律、詞章、散曲、劇本;結尾是雜論，散評作家作品;末后附帶說明唱曲演戲的場境氣氛怎樣是適宜，怎樣就不適宜。

在聲律部分，他用了很多篇幅，論述了宮調、腔調、務頭、板眼等音律規則，說明了各個宮調自有獨特風味，填寫曲詞要根據感情色彩之不同而選擇使用。字音則要懂得 “聲分平仄，字別陰陽”，用得確當，方能與曲牌音樂協調。曲韻，當時曲學大師沈璟主張南曲亦完全遵照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許多著名傳奇作家也都奉行。王驥德從吳地方言和中原有別的實際情況出發，指出南方有入聲，北方沒有入聲，故不應受北音分韻所拘限，認定“南曲之必用南韻，猶北曲之必用北韻”，“從其地也”。于是拋開《中原音韻》，而根據《洪武正韻》另編一套《南詞正韻》，表現出過人的卓識和勇氣。

在詞章部分，他特別強調詞采的重要，專門談了字法和句法。論字法說：下字為句中之眼。要極新，又要極熟;要極奇，又要極穩。務頭(按：指做腔處)須下響字，勿令提挈不起;押韻處，要妥貼天然。論句法說：宜婉曲，不宜直致;宜藻艷，不宜枯瘁;宜新采，不宜陳腐;宜芳潤，不宜噍殺;又總之，宜自然，不宜生造。”一調之中，句句琢煉，毋令有敗筆語，毋令有欺嗓音，積以成章，無遺恨矣。”對文詞的優劣指明了界線，要求作者須下艱辛的錘煉工夫。他具體舉出高則誠的《琵琶記》作范例：小曲能語語本色，大曲的引子和過曲又能綺繡滿眼，故是正體。又評湯顯祖的 《南柯記》與《邯鄲記》： “布局既新，遣詞復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即使幾乎完全不用典故，亦顯得明艷秀發。這兩種寫法，皆臻上乘。施惠的《拜月亭記》是本色之作，他評價此劇“語似草草，然時露機趣，以望《琵琶》，尚隔兩塵”，成就不算很高;但像鄭若庸的《玉玦記》;“句句用事，如盛書柜子，翻使人厭惡，故不如《拜月》一味清空，自成一家之為愈也。”相比之下，本色派的樸素較之駢綺派的堆砌，還是優勝得多。不過像宋元南戲《王祥臥冰》、《風流王煥》，曲文庸拙俚俗，太乏意趣，簡直不成藝術品，沈璟賞之為“質古之極，可愛可愛”，王驥德就提出異議，說它們是打油詩型的下等之作，批評沈璟認錯路頭。他既反對浮華而堆砌，又反對樸拙而干枯，指出問題在于“純用本色，易覺寂寥;純用文詞，復傷雕鏤”，而雅俗深淺的界線又不十分確定，須靠作者自行斟酌。因此他向劇作家提出兩個要求，其一是認清路頭，不要再走駢綺派的斜路;其二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須多方學習自《國風》至元曲歷代作家的創作經驗，掌握豐富的詞匯典故，下筆時注意把握分寸：“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須奏之場上，不論士人閨婦，以及村童野老，無不通曉，始稱通方”，使文詞既有藝術性，又有通俗性，追步王實甫、高則誠等先輩的水平。但如果不是經過自己一番融洽工夫，僅從故紙堆里搬取現成典故，橫垛直堆，像攤賣古董，補綴百家衣，用來嚇三家村人，又成了種種惡道。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其詞、格俱妙，大雅與當行參間，可演可傳，上之上也。詞藻工、句意妙，如不諧里耳，為案上之書，已落第二義。既非雅調，又非本色，掇拾陳言，湊插俚語，為學究，為張打油，勿作可也!”這是揭破時弊，切中肯綮的。

在“音律”和“詞采”哪個重要的問題上，當時沈璟和湯顯祖之間有過激烈爭論，各執己見，相持不下。王驥德評論說：“臨川之于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咋舌。”客觀公允地分析了雙方的優缺點。僅就音律這范圍來說，他很推崇沈璟的成就，稱之為“詞林之哲匠，后學之師模”。但也看到沈璟拘執的毛病而加以糾正，認為“各調有宜遵古以正今之訛者，有不妨從俗以就今之便者”，能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承認革新變化是容許的。當四聲與曲調不協時，沈璟主張“寧協律而詞不工”，王驥德也不贊成，說若強為避忌，造成上下文生拗不協，甚至文理不通，那還是順其自然為好。進而判定：“曲之尚法，固矣;若僅如下算子、畫格眼、垛死尸，則趙括之讀父書，故不如飛將軍之橫行匈奴也。”申明正確表達思想內容，比嚴守格律更重要，這顯然是受湯顯祖的影響而形成的合理意見。

傳奇作者，一般著力于曲詞雕琢，對賓白不大講究，王驥德鄭重指出：“諸戲曲之工者，白未必佳，其難不下于曲。”但是像《浣紗記》那樣純用駢體文的四六句法，他也覺得可厭，主張語言須要明白簡質，不可深晦，并要求“字句長短平仄，須調停得好，令情意婉轉，音調鏗鏘，雖不是曲，卻要美聽”，使曲與白的感情能夠貫串，節奏得以協調，藝術效果達到統一。此外還要注意到，說白“多則取厭，少則不達”，應求恰到好處，見解都很高明。

劇本結構的問題，王驥德也很重視。他以“作曲猶造宮室”作比喻，說明要把全篇各個段落的起承轉合、發揮收束，醞釀成熟了，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結撰，意在針對南曲往往有句無篇的缺憾，強調整體結構的有機性和完整性。在專談戲劇的地方，又進一步闡明：要“貴剪裁，貴鍛煉，以全帙為大間架，以每折為折落，以曲白為粉堊、為丹艧。勿落套，勿不經，勿太蔓，……毋令一人無著落，毋令一折不照應。傳中緊要處，須著重精神，極力發揮使透，如《浣紗》遺了越王嘗膽及夫人采葛事，紅拂私奔、如姬竊符，皆本傳大頭腦，如何草草放過!若無緊要處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厭憎。皆不審輕重故也。”在要求完整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突出主要人物、主要情節，并初步談到了立主腦(本傳大頭腦)、減頭緒(勿太蔓)、密針線(有著落、有照應)、脫窠臼 (勿落套)、戒荒唐 (勿不經) 等重要方面。

有些地方，王驥德已經接觸到人物個性化的問題，比如談到寫“引子”時說：“須以自己的腎腸，代他人之口吻。蓋一人登場，必有幾句緊要話說，我設以身處其地，模寫其似。”這就有寫一人肖一人的意味了。可惜他只是對引子，而不是對整個劇本提出這個合理要求，顯得還不夠徹底。

《曲律》一書，總體說來，是內容宏富，體系完整，持論允當，見解精深。雖然有些論題還有待后人作進一步的研討，作更深透的闡述，亦確已取得高度成就。它一問世，就廣得好評。呂天成說此書“功令條教，臚列具備，真可謂起八代之衰，厥功偉矣!”馮夢龍說它較之沈璟的《南九宮譜》，“法尤密，論尤苛：厘韻則德清蒙譏，評辭則東嘉領罰。洵矣攻詞之針砭，幾于按曲之申、韓。”它給清代李漁的戲曲理論很多啟發，近人吳梅著《曲學通論》，大體亦以《曲律》作藍本，兼采明清各家之言寫成，可見它對后世影響之大。

參考文獻

• 1. 葉長海: 《王驥德〈曲律〉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1983。
• 2. 陳多、葉長海注釋: 《王驥德曲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