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符經(jīng)》的主要內(nèi)容,《陰符經(jīng)》導讀

《陰符經(jīng)》是道家道教的經(jīng)典著作。舊托黃帝撰，《新唐書·藝文志》始著錄。關于此書的出世年代，有多種推測：北宋程頤認為非出商末即出周末。邵雍以為戰(zhàn)國時書。明胡應麟說即《戰(zhàn)國策·秦策》載蘇秦所讀之《陰符》，出戰(zhàn)國以前。近人梁啟超說成書于戰(zhàn)國末年，今人李養(yǎng)正亦持此說。清姚際垣斷為北魏道士寇謙之所作，蓋據(jù)唐末道士杜光庭《神仙感遇傳》所載神仙傳說，其說唐玄宗時人李鑒于嵩山虎口巖得此書，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近人余嘉錫推測為東晉道士楊羲所作。宋黃庭堅、朱熹則又說是李鑒所為。今人王明推測此書約成于531—580年之間，理由是：題稱“大魏”云云，在531年改魏為大魏之后，唐初褚遂良有寫《陰符經(jīng)》帖傳世，歐陽詢《藝文類聚》亦引其文。則《陰符經(jīng)》為隋唐以前著作無疑。此文主要有兩種傳本，亦即最早的兩種注本。皆出唐玄宗朝，一為李鑒注本，一為張果注本。李鑒注本300字，得之嵩山。張果注本《敘》稱“偶于道經(jīng)藏中得《陰符傳》”，《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張果《陰符經(jīng)太無傳》一卷”，按太無先生乃張果道號，可知張果注本中“傳曰”云云為原注，注中以太公、諸葛亮、李鑒等人注為是非得失則為后人標識誤入注中，是太公等偽托之注出張果之后，此本較李鑒注本多112字左右。此書以為天地自然的運行之道，可以認識、可以掌握，使行為暗合天道，故名“陰符”。自傳世以來，為此書作注疏者甚多，《道藏》收有解注或集注20余種，數(shù)十家，自李鑒、張果外，有朱熹、夏元鼎、沈亞夫、袁淑真、俞琰、劉處玄、侯善淵、王玠等人。明清時唐順之、呂坤、焦竑、李光地、徐大椿、董德寧等人亦有注本傳世。

該文或300字或400余字，言精簡而理深弘。首句“觀天之道，執(zhí)天之行，盡矣”，與300字本末句“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時物文理哲”相呼應，為該文大綱，亦其立言之前提。“天之道”即自然之道，是蘊含在自然運動和社會變化中的規(guī)律。對規(guī)律的觀察和運用，具體表現(xiàn)為對時物文理，亦即對時機與條件及其變化必然性的掌握上。自然運行的規(guī)律該文概括為“五賊”，說：“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乎心，施行在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五賊即五行，漢化學術重五行相生，該文則重五行相克，如說“火生于木，禍發(fā)必克”，“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處于運動變化中的萬事萬物，具有此五種屬性，其中包含著矛盾與對立，這五種屬性決定了自然的循序運行與變化，反映出自然運動固有的階段和過程。五行相克亦即“陰陽相勝”，如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陰陽相勝和五行相克所決定的事物運動過程及階段性，既微妙，不同于四季循環(huán)，所以律歷不能反映出來;又非常顯著，比現(xiàn)象世界紛繁復雜的變化更清晰。天地自然是運動著的，運動中有規(guī)律可循可執(zhí)，規(guī)律則可以概括為“陰陽相勝”和“五賊”即五行之相生克，這是該文的基本理論。

其次，該文論述了由天地人構(gòu)成的宇宙系統(tǒng)中的矛盾。如說：“天發(fā)殺機，龍蛇起陸;人發(fā)殺機 ，天地反覆;天人合發(fā)，萬變定基。”“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方既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自然和社會的運動變化，都必由漸變而突變，所謂“殺機”，即突變的矛盾激發(fā)點，這個激發(fā)點兆啟于天地或兆啟于人，都會打破原來的平衡。由天地人構(gòu)成的宇宙系統(tǒng)，是以適宜的盜奪，亦即漸變中的矛盾維持平衡狀態(tài)的。在自然和社會的運動變化將要發(fā)生突變時，如能抓住“殺機”或“盜機”，因應自然和社會突變的矛盾激發(fā)點而起而作，便能底定天下，是曰君子，反之則為小人。

最后，該文論述了運用其理論的一些具體方法，如說：“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竊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擒之制在氣”。等等。并認為運用其理論在于以不神而神，即不落于形跡之神秘而得常見常事中之神妙。另外，該文還論述了①矛盾轉(zhuǎn)化的觀點：如說：“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②內(nèi)在矛盾導致物自體毀滅的觀點：如說：“火生于木，禍發(fā)必克;奸生于國，時動必潰。”③認識論觀點：如說：“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于目。”等等。

后代注家發(fā)揮該文義旨，主要有兵家和道教內(nèi)丹二派，沈亞夫、袁淑真屬兵家，道士解注則從內(nèi)丹修煉出發(fā)。該文自傳世以來，即被視為道教經(jīng)典，其“觀天之道，執(zhí)天之行”等理論觀點，對內(nèi)丹道理論的最終形成，曾起到了確立理性至上而否定神靈至上的作用，內(nèi)丹家多以其說與《周易參同契》丹道流變中“修丹與天地造化同途”的觀點相印證，又以五行顛倒的所謂“逆則成丹”發(fā)揮其“五賊”之義。近代以來，學者更關注該文在哲學理論上的建樹，梁啟超說該文“思想與二書(指《易 ·系辭》和《老子》)相近”。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fā)展史》(魏晉南北朝)評該文“是南北朝時期最高水平的認識論哲學論文”，“是南北朝道家哲學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