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的主要內容,《文史通義》導讀

《文史通義》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探討文史理論的專著。清章學誠撰。此書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嘉慶六年(1801)方大體定稿。作者生前恐此書論點 “驚世駭俗”，僅選印了部分 “近情而可聽者” 向有關人征詢意見。全書正式刊刻于道光十二年(1832)，是章學誠之子章華紱在大梁(開封)刊刻的，故稱 “大梁本”，共8卷，分 《內篇》5卷，《外篇》3卷。其后，杭州書局、成都志古堂、廣州粵雅堂以及貴陽王秉恩等又據“犬梁本”翻刻了幾種。光緒間，江標有 《文史通義補編》1卷，收入 《靈鶼閣叢書》之中。光緒二十四年(1898)豐城余氏寶墨齋又合刻《文史通義正補編》9卷。民國初，劉承幹嘉業堂據舊抄本及章學誠故友王宗炎所編舊目重刻《文史通義》9卷，較之“大梁本”增 《內篇》1篇、《補遺》8篇，這是舊時的善本。目前通行本為1956年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劉公純標點本以及1961年中華書局重印的劉公純標點本，二書底本皆為嘉業堂刻本，并增益了1922年《四川省立圖書館集刊》所載的 《章氏遺書逸篇》，作為 《補遺續》 附書后。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巖。清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歷史學家、方志學家。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曾任國子監典籍。自以迂拘，不合世用，乃窮畢生精力于治史、修志、講學。先后主講定州定武、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又應南北方志館的邀請，先后纂修或參修了《天門縣志》、《和州志》、《永清縣志》、《大名縣志》、《亳州志》、《麻城縣志》、《石首縣志》、《常德府志》、《荊州府志》、《湖北通志》、《廣濟縣志》等方志。同時，著有 《方志辨體》、《方志立三書議》、《修志十議》、《記與戴東原論修志》等論文，總結前人編纂方志的得失，對方志理論進行深入探索，建立了一整套方志學體系，成為中國古代方志理論的集大成者。《文史通義》是繼唐劉知幾 《史通》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學理論專著，書中兼及詩文、經學，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他主張史學應著眼“經世致用”，既反對空談義理，束書不觀，又反對一味尋章摘句，煩瑣考證;他提倡 “六經皆史”，并進一步指出 “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這不但擴大了史學研究與應用范圍，而且沖破了昔日俗儒人為設立的神圣藩籬——經學;他在劉知幾史才、史學、史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 “史德”，認為史家不但應具才、學、識三長，還應講求職業道德，唯四者有機結合，方能成為良史;他還辨明了 “記注”與 “著述”二種體裁的本質區別，認為前者不過是排比史料，述而不作，而后者則是一家之言，獨斷之學。此外，章學誠還在校勘學、目錄學上有較大貢獻，所著《校讎通義》、《史籍考》等書皆是各自領域中的重要著作。

《文史通義》 9卷，約24萬字。正文分為： 《內篇》，含易教上、中、下，書教上、中、下，詩教上、下，禮教，經解上、中、下12篇;《內篇二》含原道上、中、下，原學上、中、下，博約上、中、下，浙東學術，朱陸 (附書朱陸篇后)，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15篇;《內篇三》含辨似，繁稱，匡謬，質性，黠陋，俗嫌，鍼名，砭異，砭俗9篇; 《內篇四》含所見，言公上、中、下，說林，知難，釋通，申鄭，答客問上、中、下，橫通12篇; 《內篇五》含史德，史釋，史注，傳記、習固、士習(文闕)，詩話(附書坊刻書話后，題隨園詩話)，婦學(附婦學篇書后)8篇; 《內篇六》含文集，答問，篇卷，天喻，師說，假年，博雜，同居，感遇，感賦，雜說11篇。《外篇一》含立言有本，述學駁文，淮南子洪保辨，論文辨偽，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史學例議上、下，史篇別錄例議8篇;《外篇二》含三史同姓名錄序，史姓韻編序，藉書園書目敘，為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唐書糾謬書后，皇甫持正文集書后，李義山文集書后，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后，書貫道堂文集后，書孫淵如觀察原性篇后，書郎通議墓志后，朱先生墓志書后，說文字原課本書后，鄭學齋記書后，讀史通，駁孫何碑解，駁張符驤論文，評沈梅村古文，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墓銘辨例，通說為邱君題南樂書舍21篇;《外篇三》含報黃大俞先生，報謝文學，論文上弇山尚書，與吳胥石簡，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答邵二云，與邵二云論學，與邵二云，與邵二云論文，與邵二云論修宋史書，與邵二云論文書，與邵二云論學，與邵二云書，與史余村，又與史余村，與史余村論文，與史余村簡，與汪龍莊書，與胡雒君，與胡雒君論文，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答沈楓墀論學，與陳鑒亭論學，報孫淵如書，與周永清論文，又與永清論文，答周永清辨論文法，答周筤谷論課蒙書，再答周筤谷論課蒙書，與喬遷安明府論初學課業三簡，與林秀才，與劉寶七昆弟論家傳書，答某友清碑志書，與族孫守一論史表，答大兒貽選問，家書 一、二、三、四、五、六、七，雜說上、中、下45篇。《補遺》含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上朱大司馬論文，評沈梅村古文，與邵二云論文，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與史余村論文，又與史余村，答陳鑒亭8篇。《補遺續》含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又與朱少白論文，又與朱少白，與史余村，答邵二云5篇。

《文史通義》比較全面、綜合地論述了經、史、詩、文幾大領域的理論問題，對古今學術思想幾乎作了一個總的批判，故它不但是史學批評的名著，而且也是文學評論中的佳作。書中許多論點，如“六經皆史”，“史德”，史著義例等，都對后人有頗大影響，此書在中國史學史、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舉世公認的。

《文史通義》在未正式刊布之前，就已引起有關學者的注意，如邵晉涵對此書極為推崇，認為“探其胸中所言”。但由于此書至章學誠死后31年方正式問世，故人們對其價值的比較廣泛、深入的認識與研究已是清末民初了。首先是江標、劉承斡等人對《文史通義》的校訂、增刪，從而為后人提供了此書較完整的版本。其后，日本的內藤虎次郎，以及胡適、姚名達又分別為章學誠撰了年譜，其中尤以姚名達的訂補本為佳，譜中比較詳盡地考證了譜主撰《文史通義》的有關史事及思想。對 《文史通義》進行過專門研究的主要有呂思勉《文史通義評》專文及附錄《章學誠之史學思想》，張舜徽《〈文史通義〉平議》，二文的特點均是逐篇評點，闡發其要點大義，同時也指出其不足。倉修良有《章學誠與 〈文史通義〉》專著，主要是概括分析、考證章氏撰《文史通義》的活動、目的及本書的內容、版本、學術思想與地位等。此外，隨著近八、九年來我國新修方志活動的廣泛、深入開展，有關學人從方志學的角度研究《文史通義》(特別是“大梁本”)的學術活動大為深入，出現了一批數量可觀的學術論文。

參考文獻

• 1.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訂補》,商務印書館,1931。
• 2. 呂思勉:《史學四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3. 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中華書局,1983
• 4. 倉修良:《章學誠和〈文史通義〉》,中華書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