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丹子》簡介|鑒賞

軼事小說。大約成書于東漢末年。舊題燕太子丹撰，顯然是假托的。此書最早見于《隋書·經籍志》著錄：“燕丹子一卷。”《漢書·藝文志》未錄，故可推知班固時尚未成書。東漢王充《論衡·感虛篇》、應劭《風俗通義·正失篇》有關太子丹受質于秦、逃歸燕國的怪誕記載，與今本文字有異，可見此時尚未形成定本;而西晉張華《博物志·史補》中的文字，除個別字句外，卻與今本相同，在魏晉以前寫定，當屬無疑。今本三卷，系從《永樂大典》中抄出，內容與一卷本完全一致。

衛人荊軻刺殺秦王贏政事，發生在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年)。這個驚心動魄、反抗強暴的事件，必然會在秦漢之際引起巨大反響，經過“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的編造、附會，內容不斷豐富，情節也更加曲折，主要人物也由荊軻變為燕太子丹。司馬遷在《史記》里取其較為可信的材料，編寫《荊軻傳》，排除了怪異和傳說的內容。他說：“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刺客列傳》)豈不知傳奇性正是“閭閻小論”的特點，是民間傳說的生命。在司馬遷之后，有關燕太子丹和荊軻的故事，繼續豐富、發展和完善，甚或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傳說，經文人加工寫定的一個本子，這就是我們目前見到的《燕丹子》。明代胡應麟說：《燕丹子》“其文彩誠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京類，蓋漢末文士，因太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為此書。”(《少室山房筆叢》)，是很有見解的。

現在通行的版本，是據清孫星衍校本刊刻的《平津館叢書》本。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程毅中的點校本，是目前較好的本子。

《燕丹子》是以燕太子丹為中心線索，從他“質于秦”寫起，寫他逃歸、報仇、失敗的故事。其中著重刻劃了燕太子丹和荊軻兩個人物形象。燕太子丹是一個禮賢下士、報仇雪恥又急于求成的年青統治者的形象。燕太子丹在秦思歸，秦王跟他說：必得烏鴉生白頭，馬長出角，才能放你回國。丹仰天而嘆， 果然烏白頭，馬生角。在回國途經的橋上，秦王設計了陷害的機關，但燕丹走過時， “機橋不發”;到了城門，城門未開，丹學雞鳴，引眾雞悉鳴，于是才得出城而逃。燕太子丹逃歸的奇特、怪異的故事，神化了燕丹，也表現了對弱小者的同情。小說突出描寫了燕丹的禮賢下士。他尊重鞠武、田光，更待荊軻“為上卿”，親身為之駕車、陪同出游和“置酒高會”。小說通過黃金投蛙、殺馬進肝、玉盤盛手三個細節，進一步刻劃了這一點。一次出游時， “軻之東宮，臨池而觀”，偶拾瓦礫投蛙，太子丹即令侍者送上黃金，用金子來代替瓦片，以示對荊軻的重視;只因荊軻偶言“闖千里馬肝美”一句，太子丹即把自己的千里馬殺了，把馬肝烹了送來;又因他贊操琴美人為“好手琴者”，太子丹即斷美人之手，盛在玉盤，進獻荊軻。小說對太子丹的刻劃是多角度、多層次的。如在善待荊軻的同時，就寫了太子丹因個人受辱，急于復仇，不善忍耐和氣量偏狹的缺點;又寫了他不愿用危難中投奔燕國的秦將樊于期的頭去行刺秦王，表現了他的深謀遠慮。

小說中另一個重要人物就是荊軻。他既是勇士，又是“士為知己者死”的典型。他有感于太子丹“遇軻甚厚”，故欲“當犬馬之用”，為之人虎狼之國，行刺秦王。為了強調荊軻是個見過世面、喜怒不行于色的大智大勇之士，小說運用了夸張和反襯的手法，來加以刻劃。如田光薦荊軻時說： “臣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用夏扶、宋意、武陽等人的不足，來襯托荊軻的大勇大智。因此他才能在易水之上，唱出：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之曲，義不反顧;他才能在去咸陽路上，不與屠者爭肉的輕重，頗識大局;他才能在秦廷之上，鎮定自若，掩飾了武陽的失措，從容行刺。有趣的是，在小說中荊軻行刺秦王成功，秦王乞聽琴聲而死。秦王從姬人琴聲中悟出“負劍拔之”、“奮袖絕屏風而走”之理，荊軻遂拔匕首擲秦王不中，功虧一簣。東晉大詩人陶淵明《詠荊軻》詩中贊嘆說：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

明代胡應麟稱《燕丹子》為“古今小說雜傳之祖”。 (少室山房筆叢》) 《燕丹子》與隋以前的其它古小說相比，藝術上確有許多長處，如篇幅宏大，情節生動，注意刻劃人物;脈絡細密，結構嚴謹，與“粗陳梗概”者較，特點是顯著的。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燕丹子》屬雜傳性質， 歷史事件本身就比較曲折，經過長期的流傳以后，故事不斷完善、豐富;而在寫法上，又直接或間接地借鑒了《戰國策》、《史記》中的有關描寫。應該說， 《燕丹子》是秦漢之際集體創作的一篇杰出的軼事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