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東外史》簡介|鑒賞
社會小說, 十集一百六十章。向逵著。1916年5月上海民權出版部初版。
本書主要描寫袁世凱纂政期間,流亡日本的官僚政客、辛亥革命的投機分子、以及一些留日學生在日本醉生夢死、荒淫無恥的生活,從一側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和民初社會政治的黑暗。
明治維新以后, 日本無論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各方面的發展,都走在了亞洲各國的前頭,成了中國學習、了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科技文化、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窗口。清朝末年,清政府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曾多次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形成歷史上留學日本的一個高潮。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曾經把日本作為一個海外活動的據點,孫中山本人就多次去日本活動。這些留日學生和革命黨人,大多將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思想和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帶回了中國,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變革,起過重要的影響。然而,無庸諱言,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或借出洋以鍍金,或借革命以謀私,他們品質惡劣,心術不正,在海外過著腐化墮落的寄生蟲生活,引起有識之士的反感。辛亥革命勝利后,袁世凱竊取了政權, 1915年,更悍然宣布恢復帝制,公開與革命為敵。國內各地掀起倒袁運動,又遭鎮壓,一批反袁的民黨成員為躲避追捕,紛紛流亡日本。一些在辛亥革命中撈得了好處的官僚政客,為了保住既得利益,也紛紛卷巨款、攜姨太太而東渡,暫避風頭。到日本后,他們或裝模作樣,侈談革命,或結黨營私,賣身投靠,甚至挾妓飲酒,爭風吃醋,一個個丑態百出,做起荒淫無恥的海外寓公來。作者向逵曾留學日本多年,目睹那些流亡政客、學生敗類的種種丑行,深痛極惡,遂用冷嘲熱罵的筆法,寫下這部《留東外史》,對那些“丑事、惡聲”作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以示“與惡德黨宣戰”(第一章)之心。
《留東外史》對那些在辛亥革命中投機鉆營、謀取私利,得勢時大撈一把,作威作福,失意時投敵賣身、背叛革命的反動政客,作了尖銳的揭露和熱辣的嘲諷。袁世凱篡政后,為了削弱反對勢力,鞏固政權,對革命黨人采取了招降納叛的政策:
“袁世凱因國民黨人物亡命到日本的不少,恐怕留下這種禍根,將來乘時竊發,為害不勝防止,便想了個釜底抽薪之計。他知道亡命客的內容,腰纏富足的,恐怕人家需索,都杜門不出,窮苦的亡命客,莫想見得著他人的影子。窮苦的無奈,一個個怨天恨地,翻悔不該跟著他們鬧,鬧得于今衣食無著,有家難歸。袁世凱便利用這當兒,打發了一個三等走狗,攜帶巨款,到東京來,收買這些窮苦亡命客?!?第六十七章)
“當了一輩子革命黨,同戊戌六君子共事”的章四爺,流亡到日本,混了一陣,漸漸無味起來,早存了個改換門庭的主意。見袁世凱派人專程來日本招降,正中下懷。不過他因為是個“大人物”,降管降,身價還是要搭足,聲稱只降海子輿(袁世凱政府的駐日大使), 不降蔣四立(袁世凱的招降特使), 以示與眾不同。裝模作樣地表演了一番,很快便拍板成交,被袁世凱聘為“總統府顧問”,封為“將軍府將軍”,“月薪三千塊”,一時“得意極了” (第一百零七章)。他為虎作倀, 自己失節不說,還拖人下水,游說“民黨元老”林巨章降袁。他說:
“……只是于今的民黨,說起來真寒心。我總算是個民黨中的老前輩,象他們那種干法,沒得跟在里面嘔氣。人家動輒罵人賣黨賣國,我說中國的國不算國,中國的黨不算黨,都夠不上賣。我要賣,只能賣身。我這身子, 幾十年賣在民黨里,于今民黨沒有了,又拿來賣給老袁, 同是一樣的賣,看那處身價高點,便賣給那處。我問你,也是賣在國民黨里,幾十年了,到底得了多少身價?只怕也得換一個售主,才值得一點?!钡谝话倭惆苏?br>
如此厚顏無恥的賣身“宣言”,真讓人瞠目結舌??墒橇志拚侣犃藚s正中下懷。
這“民黨元老”林巨章,是老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時當過“幾個月的旅長”,后來帶了姨太太陸鳳嬌、秘書周克珂、參謀張修令逃到日本長崎,以避風頭。他有錢可揮霍,有姨太太可作樂,有秘書、參謀可使喚,非那班“三等亡命客”可比。但是寄寓海外,身份地位大不如昔,漸漸地便有遭人冷落之感,看到章四爺投袁得了好處,重又可以回國作威作福,不免心動眼熱起來。不過,他一方面想改換門庭,一方面又礙著一塊“民黨元老”的招牌,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于是乎裝模作樣,故作姿態,半推半就,作了一番令人惡心的丑表演。劉藝舟看穿了林巨章的內心,借著別人的話,當面作了一番熱辣辣的嘲罵:
“……此時(在日本)的革命黨,不大問事了,回國的回國去了,投誠的不再出頭了,只剩下幾個腰纏富足的,擁著嬌妻美妾,過他的快活日子。就是間常發出些革命的議論,也是能說不能行的。甚至還有種革命偉人,想受招安,只慮政府不見重他,故意轟轟烈烈的開幾回大會,編幾回大演說,儼然就要回國去實行革命的樣子。這謂之做身價。招安他的條件,必能優待得很!”第一百零八章
在這里,作者借作品中人物之口,對那些變節投敵的革命黨敗類作了無情的鞭撻。
然而林巨章已經是不顧一切了,你罵歸罵,他投照樣投。他怕錯過機會,急不可耐地找章四爺商量:
“……依你說,將怎么個賣法?”章四爺笑道:“我等肯賣身,還愁不容易嗎?你打定了主意,我明日就去見海子輿,不消三五日,便成交了?!绷志拚峦A瞬?,回身向章四爺拱了拱手道:“明日請老哥去探探口氣,但求不過于菲薄。老哥是知道我的,決不崖岸自高?!?第一百零八章)
作者對這些反動政客丑惡靈魂的描寫,真可謂酣暢淋漓,入木三分。
在《留東外史》中,作者也塑造了幾個正直的革命黨人,其中著墨較多的是吳大鑾。他為人正直,滿腔熱血,積極參加辛亥革命,參加過湖北學生軍,打過仗。袁世凱篡政后,他自費留學來到日本,與拒絕袁世凱的賄賂、不肯當袁政府議員而避難日本的前國民議員許先生等人往來密切,積極參加反袁斗爭。吳大鑾對袁世凱派往日本的招降特使蔣四立的活動深痛極惡,暗中買了一枝手槍,決定單槍匹馬暗殺蔣四立。行刺那天晚上,吳大鑾向許先生、黎五謀兩位民黨前輩告別,慷慨陳詞:
“我是決計不在東京住了。以后盡我的能力,能將袁世凱手下的一般狐群狗黨,斬除一個,中國即少了一個制造惡人的模型。若自己沒有能力,不中用,死在敵人手里,也就罷了……”
許、黎二人慨然為吳大鑾餞行:
“你今夜想干的事,我二人已猜著八九成了。這事我二人早就應該干的,只因為許先生是個羸弱的文人,我更老無縛雞之力,才一任那東西在這里肆無忌憚。你能立此意志,我二人心中不但歡喜,而且很感激你能替我們亡命客爭臉,使國內國外的人士聽了,也知道我們民黨中還有人。”(第六十八章)
蔣四立后來被吳大鑾打傷,雖未斃命,卻也在日本的“亡命客”中引起了震動。正直者拍手稱快,附逆者心虛膽寒,人心向背, 自不可逆轉。
不過,象吳大鑾這樣的正面人物,在《留東外史》中實在是太少了,堪稱是鳳毛麟角。作者在這部一百多萬字的長篇巨著中,筆端所向,主要是對反動政客、騙子、流氓、嫖客、無賴這些“惡德黨”的揭露和批判。這些人既不講忠孝節義的封建道德,又歪曲平等自由的民主思想,一切從私欲出發,是一些典型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可以罵爹娘、倡淫亂、設騙局、謀財物,可以投敵附逆,賣國賣身,他們少廉寡恥,無惡不作,實際上是寄生在逐漸死亡腐爛了的封建社會尸體上的蟲蛆。這些人的存在,反映了中國歷史上二十世紀初新舊社會交替時的特定的社會現象,暴露了民初政治社會的黑暗,對讀者了解當時的社會,是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的。
《留東外史》寫了大大小小不下幾十個騙子,其中有政客,有留學生,有袁世凱的外交官,也有國民黨的“元老”。他們有的騙錢,有的騙女人,有的騙官做,有的騙名譽,光怪陸離,無奇不有。
蘇仲武看中了日本少女梅子,請黃文漢幫忙。黃文漢設計了一個大騙局: 自己扮成日本人,在東京借了一間房子偽裝成“中村寓所”,又化錢租了一個日本妓女充“臨時夫人”,設法結識梅子的母親春子,取得她的好感,再把她們母女倆請到東京觀看“萬國博覽會”,然后,又殷勤地要幫助梅子在東京人美術學堂, 留下梅子獨自住在黃文漢家。春子被黃文漢的殷勤、熱情和慷慨騙得暈頭轉向,對他深信不疑, 丟下女兒回了愛知縣老家,蘇仲武于是如愿以償。黃文漢設計騙局如此巧于心計、不惜工本,而僅僅是為了將一個女人騙到手,他們的無聊和無恥,真令人嘆為觀止了。作者尖銳地嘲罵這班行騙害人的社會渣滓,稱黃文漢“曾著《牛皮學講義》萬余言,內載有數十種的吹法。說是若能依法吹得圓熟,象中國這種社會,只須一陣牛皮,就能吹上將壇,吹進內閣?!?第四章)這種熱辣辣的嘲諷,雖然語涉夸張,但也確實是民初黑暗政治的真實寫照。
瘋狂的金錢欲望可以扭曲人的靈魂。在《留東外史》中,為了錢,那班官僚政客、流氓惡棍更是無惡不作。他們當中,有向國內父母騙錢的張孝友,有向日本房東騙錢的王甫察,還有勾結日本奸商,向袁世凱政府騙錢的“大使”海子輿、“參贊”朱湘藩。
騙錢是為了享受,為了滿足卑賤的私欲。他們在日本嫖女人,玩藝妓,拈花惹草,爭風吃醋,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王甫察玩弄了藝妓梅太郎,又去騙梅太郎的妹妹多賀子。林巨章的姨太太陸鳳嬌和秘書周克珂通奸,被林巨章發覺,陸鳳嬌反而乘機發作,大鬧一場。章筱榮、章器鐫叔侄倆搞同性戀,又為了一個寡婦張繡寶鬧翻,形同仇人,甚至鬧到持槍行兇的地步。……
《留東外史》通過對這些官僚政客、流氓騙子在日本的“丑事、惡聲”的諷刺性描寫,揭露了這些人政治上的投機動搖,品質上的茍污卑賤,生活上的腐化墮落,客觀上暴露了民初中國社會政治的黑暗,反映了袁世凱篡政期間“民黨”的分化、變質,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這和作者“與惡德黨宣戰”(第一章)的寫作宗旨是吻合的。
可是,由于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絀善而崇惡”(第一章),對那些行騙、淫亂、胡鬧、毆斗等丑惡行徑,作了過多的渲染和描繪,有流于自然主義的描寫之嫌,因此,為向來的文學評論界所詬病。四十年代,就有人在《萬象》雜志上指責《留東外史》是“謾罵小說”、“罪惡教科書”,雖失于偏頗,但也確實指出了《留東外史》的缺陷所在。不過,和這部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影響比較起來,它的毛病畢竟還是次要的?!读魱|外史》于1916年出版后,就立刻在社會上風行一時,因為“銷路優越”,不但一版再版,甚至出版社還邀作者續寫了《留東外史補》、《留東新史》,以滿足讀者需要。李定夷稱《留東外史》、《廣陵湖》和《新華春夢記》為“民初小說界的巨制,不落恒蹊,各有特長”。李本人為近代小說大家,他的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作為一部社會諷刺小說,《留東外史》明顯地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等晚清譴責小說的影響,采用了類似的松散結構。全書一百多萬言,沒有貫穿始終的主角人物,也沒貫穿始終的故事主線。但作者對故事情節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寫來前后呼應,松而不散,承啟自然,順理成章,沒有明顯跳躍、脫節的毛病。
作者對人物性格的刻劃也是成功的。同樣是投敵賣身的政客,章四爺的明目張膽和林巨章的遮遮掩掩就不一樣,同樣是流氓騙子,黃文漢和王甫察、李錦雞等人也各不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黃文漢這個人物性格十分復雜,他既是一個經驗老到的嫖棍, 又是一個詭計多端的騙子,但是在侮辱中國的日本人面前,又是一個不畏強暴的愛國主義者,他可以當面批駁日本軍官的反華言論,他還可以在比武中略使小計,打敗日本武士,甚至在聽到吳大鑾行刺蔣四立的消息后,他還暗暗為吳大鑾喝彩。這些在道德價值觀念上大相徑庭的思想行為集中在黃文漢一身,使他成了一個既善又惡、既正直又墮落的矛盾人物。從性格多樣化這個角度來說,作者塑造的這個人物是成功的。這種玩世不恭的“愛國主義分子”有其生活的原型,是那種畸形年代里產生的畸形怪物。
作者對諷刺文學語言的運用也十分純熟。大段的對話尤其精采。但是和同時代的其他諷刺小說一樣,《留東外史》也不免有辭浮氣燥的毛病,有些場景、對話的描寫過于刻薄,格調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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