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語林》簡介|鑒賞

志人小說集。十四卷。作者吳肅公，明末清初人。據作者書前凡例和自序，知本書初稿作于康熙元年(1662)，后擱置篋中二十年，經新安吳仲喬慫恿，刊刻于康熙辛酉(二十年，1681)年。本書有碧琳瑯館叢書本、芋園叢書本。書中仿《世說新語》體例，全襲舊目，共三十七門，記明代士大夫軼聞舊事。

遺民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殊現象，它是民族問題在封建社會改朝換代后的反映。中國歷史上元代和清代的遺民意識尤為集中、強烈。文學作品則是抒發這種遺民意識的理想途徑。清初以顧炎武等人為代表的遺民詩，便集中反映了當時知識階層的這種意識。與這些遺民詩人不同，清初一部分志人小說雖然也表現了這種遺民意識，但非常隱晦、曲折，它不是直接描寫清兵的殺掠，人民的流離失所，明代河山的破碎，而是以追念明代人物事跡，揚彼抑此，間接表達作者對清政府消極的不合作態度。它與清初以頌揚當時所謂升平政治為主的志人小說形成鮮明對照。如果說清初遺民詩是清初遺民意識主旋律的話，那末清初遺民型志人小說則是其伴奏合唱中的一個聲部，而《明語林》則是這個聲部中的一位歌手。

在對明代官僚士大夫生活的追憶中，作者首先把理想的執政官員形象展現在讀者面前，如：

況鐘知蘇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請署，鐘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乃大喜，謂太守愚。閱月，集諸吏， 詰之曰：“某事應行，若故止我;某事不應行，若故誘我行。是皆有賄!”縛諸吏投庭下。諸吏皆大懼，謂太守神明。(卷三《政事》)

封建社會賴以運轉的機器樞紐是以等級制度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人們把社會的希望寄托在自己信任的理想官僚身上，是可以理解的。而這種理想官僚的標準，則又是傳統的德才兼備的模式。這個故事，就通過況鐘擺脫吏員的左右，掌握了領導主動權的故事，表現況鐘干練的才能。然而，與德行相比，才能在人們理想的人才設計中只能占有次要位置。因為才能只是對為官者的要求，而德行則是全社會的人都要遵循的準則。所以在孔門四科中，德行居首位，政事只能放在第三位。同是一個況鐘，作者并不滿足于只表彰他的才能，而且也不吝筆墨地突出他的品德，如卷一《德行》“況伯律守蘇”條寫一個小吏不慎遺火，致使府中為燼，文書簿冊無存。況鐘只是檢討自己的過失，而不施罪于小吏。這表現了一個為官者虛懷若谷的為官之德。作者對這種為官之德落筆最多的還是他們廉潔奉公的品行。如;

張恩齊藩臬山右。長子紀徒步省覲，道于曲沃。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問驢何自得，紀不敢隱，具以實告。公怒棰紀，驅驢還令， 且切責之。 (卷一《德行》)

同卷中“楊繼宗遣妻”條寫楊繼宗妻子受部下肉食之賄，楊誤食之。后得實情，升堂告諸吏以治家無方， 口服皂莢而吐之。又備舟遣妻還家。在作者看來，政權只要掌握在這些既有才能，又能清廉如水的官員手中，人民的安定生活就會有所保障。可是，江山換代，異族當政，這一切美好的設計和愿望都成了痛苦的回憶。所以，盡管清初統治者能夠注意網羅人才，發展生產，但目睹過明末戰亂和清初殘酷統治的作者，無論從感情上，還是切身利益上都難以與環境形成默契。這不僅是他以寫此書抒發其潛意識的原因，或許也是他不曾入舉的直接緣由。

從橫的方面看， 《明語林》是作者遺民意識的曲折表現，從縱向來看，作為這種遺民意識的載體——追念明人事跡的故事，其思想根基又不能不受到傳統思想的規范。也許作者主觀上沒有這種企冀，但他的思想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傳統觀念同化，傳統觀念以無意識的方式積淀在作者的靈魂深處。況鐘引咎自責，是儒家“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的倫理哲學;楊繼宗遣妻和張思齊還驢，則又是儒家“大公無私”思想的圖解。遺民意識的不自覺流露和傳統思想遙控式的規定，這兩種無意識碰撞的結果，便是這些遺民型志人小說產生的思想源頭。

作者還把筆觸伸向人的精神世界，探估人們精神水準的價值和魅力，這顯然又是受《世說》影響的結果。如：

王康僖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三置三藏之，乃不復置，亦終無慍色。諸老嫂相與笑曰; “七叔量如海，可鼻吸五斗醋。” (卷五《雅量》)

故事通過對王承祐氣量的描寫，反映出人們對自身氣質直觀層次的深化，這是有意義的。可從思想性來看，它與《世說新語》中阮籍與嫂同室眠而不亂的行為比，則遜色不少，因它仍未超出《禮記》 “叔嫂不通問”的戒律。由此可見傳統思想積淀濃度之深。但另一篇寫氣量的小說，風格卻直逼晉人：

熹廟時逮者至吳縣。令持牒見周吏部。 吏部慨然曰： “吾辦此久矣!”顧左右曰： “一僧庵額未應。”因命筆書“小云樓”三字，擲筆笑： “了此別無余事矣!” (卷五《雅量》)

周順昌被捕前從容不迫的氣質，給人以悲劇式的壯美之感。這種美感的核心是作為人的氣質表現的臨危不俱的膽略和氣魄。而東林黨人在與魏黨斗爭中所表現出的正義性和進步性，則更加增強了這種美感的力度。 《世說》中嵇康臨刑前索琴彈曲，嘆“廣陵散于今絕矣”，正與此同趣。

從周順昌被捕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作者對明代社會雖然肯定，但卻不是全盤頌揚，而是褒中見貶，揚中見抑。透過周順昌的無畏氣慨，映示出魏閹一伙的無恥和殘忍。這也是作品中超出作者本人構想的社會效果， 又如：

劉瑾慕康德涵才名，欲招致，康不肯往。及獻吉系獄，康慨然詣瑾。瑾大喜過望，延置上坐，急趨治具。康曰： “仆有所言，許我乃得留!”瑾曰： “唯先生命!”康曰： “昔高力士為李白脫靴，君能之乎?”瑾曰： “請即為先生脫之。”康曰： “仆何敢當李白?李夢陽之才，百倍于白，一不當公，遂下之吏，亦安肯屈白乎?”瑾從屈謝。明日夢陽得釋。 (卷十《企羨》)作品要表現的是劉瑾對康海思之若渴、唯命是從的仰慕和康海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摯情，但它卻從側面反映出明代中期政治的黑暗，表現了宦官當權的弊端。卷十四《仇隙》“蔚鐘”條通過蔚鐘因任職期間造怨、離職后被怨家派人設計謀殺的故事，寫出明代政治斗爭的尖銳、殘酷。

本書表現手法上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借鑒白話小說的一些手法，不滿足以往志人小說直接的速寫勾勒，而是嘗試用一點側面描寫來達到自己的藝術目的。卷三《文學》“借火”條尤為明顯：

吳趨之里有娶婦者。夜而風雨，燭滅。無與乞火，哄然驚謂曰： “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在。”叩門，果得火。

作者沒有寫少卿如何懸梁刺股地讀書，卻從鄰居滅燭后齊想向他借火，把一個數年如一日發奮于燈下的讀書人形象、活生生地展現于讀者面前。這是作者視角度變化的功績。

書中缺點有二，一為體例不嚴，常有一文互見同書中者;一則抄錄它書不少內容。 《四庫提要》已經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