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仙外史》簡介|鑒賞

清代白話長篇歷史小說，揉和神魔成分。又名《大明女仙傳》，石印本題《石頭魂》，一百回。作者呂熊，署“古稀逸田叟”，書寫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參見附錄小傳。初次刊刻于康熙五十年，為釣璜軒刊本，卷首有自序，陳奕禧序，有作者自跋和葉旉跋，又有劉廷璣品題，楊顒評論。此外尚有光緒二十一年上海積山書局石印本，光緒三十年崇實書局石印本，宣統(tǒng)元年上海玉麟書局石印本，解放前有上海新文化書社、全記書局、啟新書局鉛印本，其中石印本脫漏錯訛之處頗多，鉛印本則有刪削。現(xiàn)有百花文藝出版社和齊魯書社整理出版的校點本。

書云天狼星下界為大明天子，即后之永樂帝。嫦娥因被其調戲，憤而下界，投胎山東蒲臺唐氏之家，即唐賽兒。葛仙卿夫人鮑道姑下界為賽兒乳母、師傅。月宮的素英、寒簧及魔道大師曼陀尼亦先后前來輔佐。賽凡得九天玄女授天書寶劍，苦煉成功，并濟貧助弱，賑救災民，結識豪杰董彥杲、賓鴻，又訪求得軍師御陽子呂律，云游各地，觀看山川地勢，欲為起事。洪武崩，建文帝即位，用齊泰、黃子澄策，下令削藩。燕王朱棣兵力最強，以僧姚道衍為軍師，殺北平布政司張昺和都指揮使謝貴，以誅齊、黃為名，起兵南下。建文四年，南京陷落，建文帝僧裝出逃，眾大臣或殉節(jié)，或遭戮。燕王即位，改元永樂。是為“靖難之役”。賽兒起兵勤王，奉建文為正朔，攻陷青州、濟南，眾多建文舊臣、殉節(jié)忠臣之后及各路英雄豪杰聞風來歸，劍仙聶隱娘、公孫大娘亦下界相助。賽兒先在青州建行宮，復建都濟南，遣人尋訪并迎請建文復位， 自稱“攝政帝師”。燕將衛(wèi)青逃至海外，引來倭兵，賽兒東征，斬殺十萬倭奴，復用法術為民滅蝗。遇連年災荒，雙方罷戰(zhàn)數(shù)年，后賽兒率軍渡河北進直取河間。燕王震驚，遣使求和，重禮聘賽兒為正宮，賽兒怒拒。燕王收買鄖陽偽漢劉通助戰(zhàn)，賽兒以柳煙兒為內應，又經幾番鏖戰(zhàn)，降服劉通，復平定西南諸蠻夷。義軍逼近北平，其間數(shù)次神魔斗法，賽兒、鮑師、曼師與剎魔公主、鬼母尊等斗敗助燕之奎道人、張羽士和太孛夫人等。建文帝避居云南，對賽兒心存疑慮，不愿復位。永樂二十二年，燕王征漠北凱旋，卒于榆木川。已兵臨北平城下的賽兒白日飛升返月宮，呂軍師攜劉超歸蜀，隱居成仙。眾將各奔前程，無一降燕者。

唐賽兒是歷史上著名的農民起義女領袖，歷來被封建統(tǒng)治者稱為“女賊”、 “妖婦”。非惟正史，即連《初刻拍案驚奇·何道士因術成奸 周經歷因奸破賊》也將唐賽兒寫成“女妖”、“淫賊”。而本書則一洗潑在賽兒身上的污泥濁水，將其塑造成神通廣大、文武全才、嫦娥轉世的女仙，予以全面的肯定和熱情的歌頌。相反，直指歷史上著名的皇帝為篡權謀位的反賊，給予深刻的揭露和貶斥，這在同時和前代的小說中是罕見的。同眾多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作品相比，不難看出，作者的文膽如鐵，歷史觀無疑也是進步的。小說主要取材于兩件史實，即“靖難之役”與唐賽兒起義，但卻進行了較大的加工改造，把相隔十八年毫無內在聯(lián)系的兩件事拉到一起，將反抗朱明王朝剝削壓迫的農民起義處理成維護封建正統(tǒng)、反對篡逆奪位的起兵勤王，從而使起義的性質由尖銳的對立階級的矛盾變?yōu)榉饨ńy(tǒng)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這又暴露出作者的歷史局限。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褒忠殛叛”的創(chuàng)作主旨;二是作者企圖借歷史影射現(xiàn)實，曲折隱晦地發(fā)泄對清軍南下入主中原的不滿，此正作者“尋以舊著《外史》觸當時忌” (乾隆朝《昆山新陽合志》)的根本原因。作品對“靖難之役”的描寫較為符合歷史真實。而唐賽兒起義部分則有很大虛構成分，然而這些虛構、特別是唐賽兒建國立制的描寫，深深寄托著作者的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小說一反幾千年男尊女卑的傳統(tǒng)觀念，沖擊了封建社會以男子為中心的傳統(tǒng)格局，肯定了婦女在社會生活和歷史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鮮明獨特、有血有肉的巾幗英雄，唐賽兒、鮑道姑、曼陀尼、聶隱娘、公孫大娘、滿釋奴、女金剛、范飛娘……，還借公孫大娘之口喊出：“如今是女人的世界!”這對后世小說如《紅樓夢》、 《鏡花緣》等頗有影響。

該書人物性格刻劃很有特色。主人公唐賽兒從一個鄉(xiāng)間民女成為開國立制的女主，名為帝師，實則皇帝，這是中國小說史上還不曾有過的人物形象。作品著力表現(xiàn)她非凡的政治膽識、杰出的組織能力和過人的軍事才干，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呂軍師也寫得十分傳神，富有政治遠見，講究斗爭藝術，知人善任，通古鑒今，運籌帷幄，指揮若定，治軍有方，賞罰分明，是繼諸葛亮、吳用之后小說史上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的形象。反面人物塑造也跳出了臉譜化、概念化、庸俗化的窠臼，摒棄人物的外在丑化和人格詆毀。如在揭露燕王朱棣篡權奪位、翻云覆雨、狡猾殘忍的同時，并未掩蓋其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寫他多謀善斷，處變不驚，指揮有方，用人不疑，善于聽取臣屬意見，甚至在義軍壓境之際，還親征漠北，抗擊外族進犯。從而使這一人物性格具有一定的深度。姚道衍的描寫也同樣如此。本書的戰(zhàn)爭描寫也很成功，大大小小數(shù)十次戰(zhàn)斗場面，少有雷同者，而且相當程度上擺脫了千篇一律的“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俗套，寫出了戰(zhàn)爭中事先預料不到又完全合乎情理的突然變化及雙方將帥的緊急應變，從而使作品的戰(zhàn)爭描寫更符合戰(zhàn)爭實際和軍事辯證法，既真實可信，有所創(chuàng)新，又多姿多彩，生動曲折。小說結構亦較為縝密謹嚴，敘述當而有序，頭緒多而不亂，主線貫穿統(tǒng)攝全書，副線配合呼應，緊密交織。懸念、鋪墊、伏筆等表現(xiàn)手法的運用都很嫻熟，不露斧鑿之痕。人物語言(包括人物詩詞)頗有個性，敘述語言亦見功力。結尾處理很有特色，既浪漫雄奇，又悲壯慷慨，匠心獨運，新穎不俗，令人掩卷長思，慨嘆不已。作品的不足首先表現(xiàn)在強烈的封建正統(tǒng)思想傾向;其次是“雜以仙靈幻化之情，海市蜃樓之景”的神話描寫，雖使作品具有了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卻落入宿命論、因果報應的陳腐舊套，且同現(xiàn)實社會的描寫油水難融。既失之于荒誕，又有枝蔓之嫌，更重要的是降低了作品的歷史真實感，如天狼戲嫦娥、抗倭、滅蝗及數(shù)次仙魔斗法等。如果說《三國演義》大體為“七實三虛”的話，那末，該書至多算做“三實七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