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定錄》簡介|鑒賞

傳奇小說集。唐·鍾簵撰，鍾簵，今本皆作鍾輅。疑為一人。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一卷，今本附有《續錄》一卷。今存《百川學海》本、《學津討源》本、 《說郛》本、 《唐人說薈》本、 《唐代叢書》本等。

《四庫總目》說“是書所錄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則，與《書錄解題》所言合……《續錄》一卷，不題撰人名氏， 《書錄解題》亦載之。觀其以《唐明皇》與《唐玄宗》列析兩條，知為雜采類書而成，失于刪并。又《柳宗元》一條，乃全引《龍城錄》語， 《龍城錄》為宋王铚偽撰，則非唐以前書明矣?！?br>
這是一部談命定的書。作者在《自序》中說：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圣人固常言命矣。至于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彼J為，人生壽命或長或短，地位或貴或賤，都屬于“命”，而且“莫不有前定”。所謂“前定”，就是在生前即由上天安排好了的，既然如此，那么人在后天為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勞的、毫無意義的，因為“或逢一時，或偶(遇)一事”， “其不在我明矣?！?br>
為了證明這種事皆“前定”的思想，作者“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凡是有關“前定之事”，則“提筆記錄”，于是就寫成了此書。他相信故事本身具有的勸戒和教化作用，可以使“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竟奔之徒，亦足以自警”。

但是，這種“事皆前定”的思想，既有對現實利祿之徒的針砭，又有其不可忽視的消極一面。既然世間一時一事莫不有前定，那么人們盡可以碌碌而無為，完全聽憑命運的擺布，它實際上起到了麻痹人們的思想和精神，維護統治階級的地位和利益的作用。因此，統治階級特別欣賞它，認為“較他小說為有勸戒”。 (《四庫總目》)

全集共收入四十七個短篇(包括《續錄》二十四篇)，其內容無一不涉及“事皆前定”這一主題，它們或寫術士看相預言日后貴賤，或說鬼神投夢卜測將來歸宿，或講魂游地府先看異日玄機，或言交結仙人早知以后行藏……總之是無言不驗，無夢不靈，無書不巧，無事不合，把“事皆前定”這一思想可以說是表達得淋漓盡致了。

《李敏求》和《袁孝叔》是作者闡明前定思想的綱領性作品。前一篇寫李考試失利而神游地府，遇到泰山府君柳十八郎，柳出書一卷，李一生命運全載此書。柳對他交底說：

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于農耳。

后一篇寫一老父用“九靈丹一丸”治好袁孝叔母親之病，臨別之際又贈書一編給袁，并囑咐袁說：

君之壽與位，盡具于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

這里，作者反復強調了“事已前定”、 “無不前定”這種思想，并要求君子、小人各安本分，不必“躁求”，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創作意圖。

但是，作者的這種主觀意圖與其作品反映出來的客觀現實，有時卻是捍格的、抵牾的。他的作品里寫了那樣多的人世間的不平， “大凡物不平則鳴”，處在這樣一個不平的社會，人們又怎能安貧守命而不鳴呢?

《鄭虔》一篇就寫了一個貧士的失職之鳴。鄭虔的侄子鄭相如是一個命運多舛的讀書人，五十多歲了還在應“明經”考試，他非是無才無能，請看他向叔父的自詡：

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蹦骋嗍鼛子诖恕Ｈ粼诳组T，未敢鄰于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

但是，才高命蹇，又七年后才選授了“縣尉”這樣一個小官。“廉頗老矣”，上任后才數月就“暴卒于佛寺”，其命運真堪叫人一哭!

《薛少殷》亦寫得傷心至極。薛舉進士“久未成名”，一日忽然“暴亡于長安”。薛之暴亡非他，原來是他的亡兄見其在人世不能成名，就“假追來”在陰間“分主公事”。如此“成名”之法，用心不可不謂良苦，薛生真千古之傷心人也。

有才者只能老死、屈死和假死，無德者卻可官運亨通，連連升級。張寶藏原是唐太宗的“金吾長”，因為獻了一個藥方治好了皇上的病，于是就被授以三品文官，封鴻臚卿。一個偶然的機遇，由于最高統治者的好尚，一個并無治國之才的衛隊長竟然平步青云，統治者就是這樣憑一己恩怨用人。(《續錄·張寶藏》)

上行下效，君上可以憑恩怨啟用庸才，臣下亦可以按親疏舉薦僚屬。宰相趙憬因與王蒙有“布衣之舊”，就向德宗保舉王與另一人為御史監察。當德宗問到趙憬： “卿何以知此二人?”趙憬是怎樣回答的呢?他說：“一是故人，一與臣有微親，諳熟之?！?(《續錄·王蒙》)這就是統治者的用人!他們哪里還講選賢授能和唯才是舉。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科舉制伊始的時代，它一開始就暴露出無窮弊端。一部《前定錄》，如果剔除其講命運，說前定的那部分說教，剩下的則是一部唐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史、求仕史。這些知識分子，大都仕途坎坷、寂寞，有的白首不得封侯，有的至死未能及第，有的忍痛丟棄愛情……為了求得一官半職，不知出現了多少啼笑皆非的故事和可堪一哭的悲劇。

陳存是一個“能為古歌詩”的進士，盡管他才高八斗，但命運卻十分不濟： “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焙髞硭呐f相知許尚書知舉， “萬方欲為申屈”，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考試的前一個晚上，陳卻已經中風不能說話了(《續錄·陳存》)。

《李涼公》(《續錄》)是一篇頗有點諷刺味道的作品。李未作官之前，聞說家中老婢“好言夢”，于是就求老婢為其夢“除官”之事。當老婢第二天大清早告訴他做夢不祥，夢見有人抬了一口棺材時，李聞言非但不悲，反而“竊喜”，因為“棺者，官也”。這真是對那些官迷心竅者的辛辣諷刺。

《武殷》是一個為官丟妻的愛情悲劇。武殷與從母之女鄭氏自小相愛而訂有婚約。武為求官赴舉，與從母約定三年后完婚。哪想就在武殷赴舉的兩年后，從母因貪財竟將鄭氏改配郭紹。鄭氏在“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這時，武殷在京師：

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嘗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言訖，相對而泣。

故事悲痛，哀婉，讀來叫人嘆息，這都是求官不得而釀成的苦酒!

這樣多的不平，這樣多的悲劇，作者都一并地歸咎于“命運”和“前定”。其實，不管是“前定”，也不管是“命運”，它們都麻痹不了有識之士的精神，安慰不了仕途失意者的靈魂，因為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客觀形象的意義，已經遠遠地超過了作者的主觀思想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