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對我說·何為》全文與讀后感賞析

隔了三十多年以后，去年秋末，我又到了滿城園林的蘇州。一天下午，在昔日頗負盛名的城內某大學舊址，一個爬滿藤蘿的石砌大禮堂里，我回顧了自己文學創作的道路，不知怎么，最后竟談到我少年時代的兩位老師。

時近黃昏，幽暗的池座里恍如浮起一層輕霧。臺下人影模糊，落日光帶來一種朦朧的感覺。在座的都是老師和未來的老師們。謝謝他們的耐心，讓我在大庭廣眾之間，追溯漫長歲月里的艱難歷程。我懷著眷念和感激之情，述說四十多年前引導我走上文學道路的兩位老師，無非是要借此向新時代的老師致以敬意。我發覺自己回憶往事的聲音，在這個秋之暮，聽起來連自己都感到是一種獨白，充滿了懷念，充滿了依戀。

可是誰也不知道，當時我對著臺下眾多的老師，忽發奇想，想像當年我那兩位老師，倘若今天也坐在我前面，傾聽一個上了年紀的學生，報告歷年來在重重困難下做了些什么作業，將會在作文卷中批上一個什么分數？也許剛剛及格，或許是至今還不能及格？

我的老師，假如你們今天還在世上，對今天的世界又會說些什么呢？

李致遠先生是我文學上的啟蒙老師。

一九三五年，火一樣酷熱的漢口之夏。我在長江邊上那個繁華的城市里，讀完了小學的最后一個學期。考試結束，學校特地為應屆畢業生安排了一次小小的歡送會。

歡送會設在校舍底層的一間乒乓室里。室內屋頂低矮，如同地下室，整個屋子就顯得更長。從圖書室臨時搬來的幾張長桌排成一字形。桌上整整齊齊擺滿了糕點瓜子和汽水之類。屋子里異乎尋常地安靜極了。這一天，全班四十四個同學之間都謙讓有禮，連說話的聲音都是低低的。是的，對所有被歡送的小學畢業生來說，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誰都珍惜這臨別依依的茶話會。

我們的級任老師李致遠先生不知什么時候進入屋內的，因為我們聽見熟悉的咳嗽聲。他大概三十歲左右，看起來倒像年近四十。有的同學說他當了那么多年小學教員，天天站在黑板前，吸了太多的粉筆灰，因此得了肺癆。這種病在那個年代是不治之癥。他臉色陰郁，戴著一副老式玳瑁邊深度近視眼鏡，透過厚厚的鏡片，那兩只眼睛總是神經質地睜得大大的，好像隨時隨地要拍案而起大聲疾呼的樣子。只是在幾聲咳嗽過后，眼睛里那一縷升騰的火焰似乎又熄滅下去了。

我是從另一個大城市轉學到那個學校的，而且也只讀了半年就畢業了。擔任國文課的李先生也就是級任老師。說實話，我當小學生時的作文成績一直是很差勁的。有一回還得到某老師觸目的紅筆批語：“文不對題”！頗有大喝一聲以示訓誡之意。不過這并不影響我對文學的愛好，開始我隨同可愛的木偶匹諾曹經歷了種種奇遇，旋即又鉆進《水滸》、《三國》和《西游記》迷人的世界里。到了李先生的課堂上，我不勝奇怪，從第一堂作文課直到期終的畢業考試，仿佛一次又一次的奇遇，我的作文忽然都變得優秀起來，幾乎每一篇都名列第一。有幾次，李先生還在課堂上當眾朗讀我的作文，時或即席講述一番，詳細分析為什么要加以贊揚的原因，這時他那瘦削的臉上就泛起興奮的紅光。倘有用辭不當之處也必定加以指正。凡是他批改過的作文，即使一個錯誤的標點符號，在他深度的近視眼下也決不會放過，他于是稍稍停頓片刻，向我投來逼人的眼光。那閃閃發光的視線里既有嚴格的要求，也有熱烈的期望。他無聲的話比說出來的要多得多，末了總是一陣嗆咳，朗讀也到此中止了。這實在使我又感動又難過。

在李先生的教誨和鼓舞下，就這樣結束了我的小學時代。現在一轉眼就要離別了，半年來課堂上的情景又歷歷在目。

一陣掌聲，我從沉思中抬起頭來。

簡單的歡送儀式舉行過后，在鋪著潔白臺布的一字形長桌盡頭，李先生側身站在桌旁。還沒有開口，他用手帕掩著嘴咳了一會，隨后以他銳利的眼光掃視全場。我想，只有一顆真正火熱的心，才能隔著厚厚的鏡片閃射那樣熾熱的光芒。

“哦，畢業了。”李先生說了幾句賀詞，聲調逐漸高昂：“在這個可詛咒的時代，畢業等于失業，擺在同學們前面的道路——不是生路，就是死路；不是新路，就是老路，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停停，他又講下去，幾乎變成憤激的大聲吶喊：“魯迅先生說過，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學們！你們往后走哪條路，由你們選擇，可是千萬別重蹈覆轍，再踏上前人走過的那條自取滅亡的絕路！不！你們要去闖出一條嶄新的路，去，去吧，去走新的路！”

聽起來聲音有點古怪。這臨別贈言有若沉悶黑夜里爆出一聲驚雷，全場的同學無不為之愕然。李先生過于激動，慢慢坐下來，嗆咳著。我近旁一個女同學埋下頭去，一縷長發云彩般披落在肩頭。她閉上眼睛，淚珠滾落在她蒼白的臉上。

我即將離開那個城市，出發遠行以前，同那個女同學最后一次去看望李先生。他目光炯炯，緊緊拉著我們的手，說以后要多給他去信。沉默半晌，他忽然從雜亂無章的書架上，隨手抽出一本墨綠色封面的書，認真地寫上給某某同學留念的字樣。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本美麗的書，一九三一年間陳夢家編選的一本詩選，其中包括聞一多幾首著名的詩作。

那一年秋天風雨如晦，我又回到上海讀初中。過了不久，聽說李致遠先生的病終于不治，溘然長辭，身后蕭條，只留下一堆不值幾塊大洋的文學書刊而已。他是舊時代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學教員，在他平凡的崗位上，耗盡了他全部的光和熱。我引以為憾的是沒有照他的囑咐，給他寫過一次信；可是在那個多雪的冬天里，寫下了我的第一篇散文，那篇文章發表時用了一個有紀念意義的題目：《路》。

如果說李致遠先生指點我應該走什么道路，那么進一步引領我走上文學道路的是孫太禾先生。

孫先生是我在初中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國文女教師。在我記憶的畫廊里，她永遠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身材修長，風姿綽約，雍容大方。有一次她穿一套垂地的天藍色的西式衣衫，又罩上一件深藍色的披肩，遠遠看去像外國童話里的天使。然而在現實生活里，這卻成為幾個淘氣的同學借以嘻笑的話題。她毫不在乎，一笑置之。其實她那時才二十五、六歲，沒有結婚，大學畢業后就在這個中學里當教員。

整整兩年，她給予我精神上的東西是很多的。

由于她的指引，我開始涉獵一些世界文學名著，從童話的幻想天地進入一個引人入勝地展示人類靈魂的精神世界。她的文學修養根底很深，而且有她自己的精辟見解。我們班上除了每周兩小時的作文課以外，還有定期的課外讀書隨筆，先寫內容提要，以后再寫讀后感。往往我做了一篇作文或一篇讀書隨筆之類的作業，她總是在后面寫下一大篇批語，有時長達兩三頁之多。那不是老師例行的課卷批語，而是一種熱情的傾談。她的文字優美，很有文學性，且帶著濃郁的感情色彩。她又寫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她的毛筆字，剛健俊拔，不像出于一個女教師之手。回想起來，每次發下課卷，我是多么熱切地尋找她的批語，又從中得到多少鼓舞和啟示啊！

某次，她寫著這樣的話：“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范圍有多大，文藝的范圍就有多大。”

又一次，她強調指出：“文藝無論如何要站在時代的前列，提出時代的癥結，以感情的力量表現出來，激起大眾強烈的愛憎，震撼千萬人的心靈，知所奮發，那文藝才是時代需要的文藝。”

須知，這都是四十多年前一個中學老師的話，即使在今天聽起來依然親切，發人深思。

一九三七年風云密布的夏天。暑假快要來臨了，正是抗戰前夕。六月里一個炎炎的下午，她約我到學校對門一家小館子里吃冷飲。那天她談了許多課堂上不可能談到的話。談腐敗的社會，談人生和理想，也稍稍談到她自己。她是一個被撤職的法官的女兒，從小生長在北京，經受了生活的磨煉，飽嘗了不少挫折和痛苦。我第一次看見她燃起了一支白金龍香煙，淡淡一笑，若有所思地說：“你將來也會懂的。”

我茫然不解，默默地從她手里接過一本燙金紀念冊，那是我剛剛買來，請她在上面第一個題字留念的。想不到這是我們最后的一面。以后是嚴酷的戰爭來了，學校毀于炮火之中。那兵荒馬亂的年頭，她到哪里去了呢？好像無情的戰爭巨浪一下子把她席卷而去，從此音訊杳然。那年隆冬，一個夜間來客意外地帶來了女老師的消息。一說是海輪失事，一說是她投海自盡，總之，她葬身于大海，被舊社會的茫茫大海吞噬了。大海奪去了她那么年輕的生命。大海成為她最后的歸宿。

然而，這許多年以來，在我走過的這條斷斷續續的文學道路上，這位熱情美麗的女老師始終陪伴著我，時時鞭策著我，不斷鼓勵我努力前進。她批改過的作文簿和讀書隨筆不下二十余本，也沒有一天離開過我。一九七○年我被迫遷居農村，不幸在搬家時輾轉失落了。只是她給我的六、七封信和紀念冊的幾張殘頁，總算還留存下來。不久前，我鼓起勇氣，從舊書箱里找出她寫在我紀念冊里的幾句話，對照一下我自己，便感到一陣惶恐不安。

那是從遙遠歲月里傳來的問詢：

“我們過去兩載的情誼與我對你未來的希望，這里是難言的。我來問問你吧：一個人幼年的愛好，是會支配一生的遭際的，假如遭際不如意，你會不會后悔呢？你對它忠實的程度能發一個什么樣的誓言呢？”

我并不后悔。我對自己幼年愛好的文學事業忠貞不渝，不過對老師的問題很可能要終其一生才能作出最好的答案。

于是又響起她感情洋溢的聲音：

“我以你最忠實的朋友的資格，看你用大眾創造的語言，去對不醒的世界吹喇叭，我等待著為你拍手！”

我的老師，假如我有一支喇叭而又能夠吹響，那是你親手給我的。假如我以前吹得并不怎么響亮，今后我將奮不顧身舉起手中的喇叭，用力氣吹得響亮一些，就像老師在那里等待著我！

深秋黃昏的最后一抹余暉漸漸消逝了。石砌的大禮堂里，驀地燈火燦然。站在那么多的老師面前，我想說，今天的世界是多么幸福，要是我的老師至今猶在人間該有多好！不，我的老師將永遠和我同在！我親愛的老師！

我的話完了。我沒有說的話也許比我說出來的更多，也許在座的老師們能聽得出，也許不。

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下午，充滿了回憶，充滿了希望。

一九七九年一月

童年時期，由于父親的工作變動，何為先隨全家從浙江寧海移居上海，不久再遷四川宜昌，1934年初冬，又到了湖北武漢。在武漢他只讀了半年書，就從小學畢業了，這期間，他幸運地遇上了第一位文學啟蒙老師李致遠，1937年6月，他在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雜志發表的處女作《路》，就是為紀念這位國文老師兼級任老師而作的。1935年秋，何為再度返回上海，進入大夏大學附中讀書，初中一、二年級，他的國文老師孫太禾是一位美麗、熱情、有著良好文學修養的年輕女性，作為何為第二位文學啟蒙老師，她又進一步引領著他走上了通向繆斯宮殿的道路。《老師對我說》一文正是何為1979年1月獻給這兩位老師的一曲深情而耐人尋味的歌。

在那個思想解放運動剛剛發軔的年代，本文以兩位舊中國的中小學老師為謳歌對象，對他們的人格、情操、修養等進行觀照和贊美，是有一定的啟蒙成分隱含其間的。

首先，在建國后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中，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包括中小學教師一直處于被扭曲和異化的境地，成了歷史的“邊緣人”。雖然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以來，教師作為國家未來的締造者，開始理所應當地得到了全社會的初步認可和尊重，但當此之際，教師所發揮的作用還囿于傳授有各種條條框框限制的科學文化知識，他們作為國民人格的塑造者的作用并沒有真正發揮出來，甚至連他們自己的人格建設也沒有真正起步。而在本文中，作者兩位恩師對抗戰前夕國家命運和青少年前途的關切，折射出“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特征：他們一方面對昏睡的世界深惡痛絕，滿懷喚醒民眾的熱望，另一方面又有十分強烈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李致遠和孫太禾兩位先生身上所表現的這些可貴品格，正是“文革”以后中國知識分子所缺失而且亟待恢復的。

其次，孫太禾先生關于文學創作所發表的看法，如“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范圍有多大，文藝的范圍就有多大”，“文藝無論如何要站在時代的前列，提出時代的癥結，以感情的力量表現出來，激起大眾強烈的愛憎，震撼千萬人的心靈，知所奮發，那文藝才是時代需要的文藝”等，與建國后所建立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為階級斗爭服務等規范，是有很大差異的，而這種文藝思想在70年代末還被許多人習慣性視為異端。李致遠先生贈與作者的詩集，是新月派主將之一陳夢家所編選的，在當時，新月派也仍然被“正統”的話語體系排斥在冷宮之中。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作者對兩位先生的懷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寄托著自己對回歸“五四”文學傳統的熱切愿望。

何為在《老師對我說》一文里，不僅寓現實的清醒思考于歷史的動情回顧之中，而且在藝術上也開始了新的探索。全文以倒敘為主，輔之以插敘，起承轉合十分自然，沒有絲毫斧鑿痕跡，行文中有場面描寫、有肖像描寫，有情節、也有細節，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并不刻意為之，語言也顯得淳樸、率真，較之以前那種精巧、細膩、雋永的風格來說，這種返樸歸真當屬一種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