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霆琴·李元洛》全文與讀后感賞析

梧桐葉落的深秋時節，我在譚嗣同的瀏陽。雖然遲到了許多歲月，但我終于前來這里補上中國近代史最悲壯的一課，追尋那至今仍回蕩于天地之間的崩霆琴的絕響。

瀏陽位于湖南省東部。翻開發黃的史冊檢索，古代九州時屬于荊州，戰國屬楚國，三國東吳時置瀏陽縣。“絕頂終朝到，群峰一望收”，連云、大圍、九嶺三大群山磅礴縣境，也綿亙在歷代不少詩人的詞章之中；小溪河與大溪河在雙江口約會而為瀏陽河，“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它流淌在暮年杜甫壯心不已的《雙楓浦》一詩里。無論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瀏陽都應當是地靈人杰，何況自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后，中國就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時當亡國滅種之秋，風雨飄搖之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浪潮也拍打著湖南這僻遠的山城。惟楚有材，于斯為盛，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在黑暗與光明爭斗的歷史地平線上，瀏陽的千山萬嶺向中國近代史推薦了譚嗣同——資產階級激進的啟蒙思想家、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不屈的愛國主義者，讓他成為名標青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在1898年9月28日于北京菜市口完成他悲壯的絕唱，就絕非偶然的了。

昔人有“劍膽琴心”之語。清代主張變法的先驅龔自珍，有“怨去吹簫，狂來說劍”的《湘月》詞，有“美人沉沉，山川滿心”的《琴歌》。文武兼備的譚嗣同呢？他最鐘愛的隨身之物，一是在北京生死異路時贈給好友大刀王五的“鳳矩劍”，一是跟他匆匆半生的“崩霆琴”。1881年譚嗣同十六歲，這年夏天一個雷雨交加的清晨，縣城北正街譚家“大夫第”宅院里，兩棵高約六丈的梧桐樹被雷暴劈倒一株，譚嗣同利用殘干先后制成兩具七弦琴，一名“雷殘”，一名“崩霆”，并分別作琴銘云：“破天一聲揮大斧，干斷枝折皮骨腐。縱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嗚咽哀鳴莽終古！”“雷經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無益于桐。”“崩霆琴”如影隨形，十幾年來和譚嗣同一起浪跡揚聲于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只是在1898年譚嗣同應光緒皇帝之詔去京參與“維新變法”時，才留在“大夫第”里。

我來瀏陽時已是蕭瑟的深秋，梧葉搖落秋聲，也搖落襲人的一天寒意。我徘徊在縣城的大街小巷，那曾留下譚嗣同無數足跡的大街小巷，只希望譚嗣同戎裝一襲，在大街上迎面而來，好讓我一瞻他佩劍的風采，或是于尋常巷陌與攜琴的他不期而遇，好讓我捧上幾聲驚喜交集的問候。但尋尋覓覓，大街上只有熙來攘往的人群，古舊的巷口只有夕陽斜照。我走到城北公園的門口，問守望在那里已經有數百年之久的枝柯摩空的兩株樟樹，它們回答說：“近百年前我們揮手送他跨馬北上后，就沒有再看見他回來。”

聽說譚嗣同每次回鄉，都要到北城口的文廟和友人與學子縱談天下大事，并且鼓琴而歌，于是我和友人去那里尋訪。文廟寬闊莊嚴，前面是甬道花壇，兩側長廊如帶，中間和后面是兩進殿宇。殿宇近幾年雖然重修，但四周圍護的石欄一仍其舊，那是譚嗣同當年在斷鴻聲里拍遍的欄桿嗎？庭前移栽于嘉慶年間的松樹依然挺立，那是譚嗣同當年曾經以心相許的青松嗎？譚嗣同昔日語驚四座的高談雄辯，早已隨風而散，任你如何側耳或傾耳，都已不復可聞。他在此撫奏的崩霆琴聲呢？也早歸沉寂。我舉目四顧，那訴說如煙往事的，只有檐角在秋風夕照中叮當作響的風鈴。

日之夕矣。我們從文廟出來，便趕緊去位于城西才常街的“譚嗣同祠”瞻仰。此祠建于民國初年，雖是譚家私產所建，卻由出賣六君子而后來又竊據民國總統高位的袁世凱所批準，歷史也并非絕對公正，它如此陰陽易位，正反顛倒，真使人不禁感慨系之。

歷經滄桑歲月，此祠曾淪為堆放雜物之所，現已修葺一新，面街的墻壁全白，門楣之上直書“譚嗣同祠”幾個大字，令人肅然起敬。祠的一進廳堂高懸梁啟超手書的“民國先覺”橫匾，下為康有為所書的挽聯：“殷干酷刑，宋岳枉戮，巨本無恨，君亦何尤，當效正學先生，奮舌問成王安在；漢廷禁錮，晉代清流，振古如斯，于今為烈，好似子胥相國，懸眸看越冠飛來。”康的自注是：“壯飛先生為戊戌政變第一完人，今則民國已及二年，追維往事，書以志感。”康有為稱譚嗣同為“第一完人”，應該有他自己特殊的切身感受吧？當政變初起，慈禧太后即將大肆搜捕維新志士之時，康有為早已奉光緒皇帝之命先行出京遠避，梁啟超則由譚嗣同陪同去日本使館避難，日本使員也要譚嗣同留下，譚嗣同卻談笑自若，慨當以慷：“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在康有為的挽聯中間，是今人根據譚嗣同的照片繪制的大幅全身像，我在廳堂內譚嗣同那張照片前心儀久之。此照1896年攝于南京，譚嗣同時年三十二歲，外披白色長衫，內著黑色武士裝，右手按劍，左手叉于腰間，兩眉如戟，雙目如電，那種倔強嶙峋如山岳的神態，可以傲對一般人見之膽顫心驚的死亡，而那一雙灼然而燁然的眼睛呵，卻早已穿透了十九世紀最后最黑暗的一頁歷史，而隱然眺望到了新世紀的曙光。

在第二進祠的展覽廳里，最令我怦然心動的是“崩霆琴”的照片，和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的挽聯。那雖是一張照片，卻使我如睹現今存放在省博物館中的故物。琴身漆黑發亮，泥金楷書的“崩霆”二字和銘文清晰可辨，它靜靜地躺在玻璃柜里，卻颯颯然似乎有八方風雨，鏗鏗然仿佛作金石之聲。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如果鐘子期是伯牙的知音，那么，比譚嗣同小兩歲而同是瀏陽人的志士唐才常，則是譚嗣同的同代知音了。當年譚嗣同出瀏陽，經長沙，取道武漢北上，譚嗣同于唐才常武漢餞行的席上口占一絕有云：“三戶亡秦緣敵愾，功成犁掃兩昆侖。”自許亦以許友。不久變生不測，唐才常悲憤莫名，我以為他的挽聯論感情之深與悲壯之氣均在康有為聯之上：“與我君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余日，被群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杰劍氣摩空。”時隔兩年，唐才常在武漢發動起義失敗，為張之洞所執而死，與譚嗣同享年均不足三十四歲。唐才常在獄中題壁詩有“剩好頭顱酬死友，無真面目見群魔”之句，臨難時則高歌“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灑神州”。這是何等肝膽相照生死以之的友誼呵！在天色漸暗的譚嗣同祠，在莊嚴肅穆的祠的大廳里，秋風起兮，我聽到了“崩霆琴”金鐵交鳴的巨響和它悲壯的和聲。

“大夫第”而今安在？我向幾位路人相詢，他們的回答都使我失望。這也難怪，譚嗣同祖輩家境貧寒，卜居瀏陽縣城梅花巷丹桂坊，他父親譚繼洵后來官居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在北正街修建了“大夫第”，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而且瀏陽城在抗日戰爭時期被日機狂轟濫炸，全城幾乎夷為焦土，大夫第能巋然幸存，如同火浴的鳳凰嗎？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無怪乎好些人都茫然而無所知了。但是，它畢竟是譚嗣同的居息之所，他五次回鄉都住在那里，最后的慷慨赴京也從那里出發，我能一親他的手澤遺蹤，我能去重聽昔日的風聲雨聲讀書聲和崩霆琴聲嗎？入夜之后，使我大喜過望的是，當地文化部門一位譚姓老人居然告訴我，故宅猶存，地在不遠。于是，我和青年散文家王開林尾隨其后，在秋雨瀟瀟中快步前行，心中孵著要揭開一個巨大謎底的喜悅和神秘。來到一家理發店門口。老人帶我們穿堂而入，指著店堂后面幾根粗可合圍的梁柱對我們說：“這里就是大夫第了！”前路不通，四周墨黑，劃燃火柴睜目而視，只見隔鄰高墻矗立，飛檐隱然，開林說：“大夫第的主建筑肯定在那一邊。”我但愿如此，然而夜深地不熟，我們只得匆匆擁抱那歷盡滄桑油漆剝落的梁柱，像擁抱那我們不敢仰視的先賢，像擁抱那我們不能忘記的歷史。

次日天明，我和開林心有不甘，相約再訪。我們走進理發店隔壁一家陋簡的民居，一位老者正在進餐，得知來意，便殷勤地帶我們走到他房間的后門，往里一指，說：“大夫第就在里面！”這是一棟三進一廳的至今格局完整的磚木結構建筑，歷經雨雪風霜，衰老卻未頹敗，但因為年深月久，加之煙熏火燎，梁柱和門窗已呈炭黑之色，特別是如今竟住了十戶人家，擁擠不堪，天井里有人埋頭洗衣，廳堂里有人升火煮飯。對我們這些陌生的來訪者視如不見，似已司空見慣。想到一代英杰的居息之所淪落市塵，想到光緒的老師翁同龢在歷史上的地位雖然遠不能和譚嗣同相提并論，但他的舊居卻為江蘇以巨資修復一新，并對外開放以供參觀，想到不少城市里賓館林立宴會上水陸雜陳有的人揮公款如揮泥土，心中不禁涌起一種莫名的不平與悲涼！

大夫第，大夫第，我雖然有緣登堂卻不能入室，只能逐窗窺望，不知哪一間是譚嗣同和他的夫人李閏的居室？相傳1898年譚嗣同赴京前夜，因為江湖多風波，道路恐不測，李閏和譚嗣同燈前夜話，對彈“雷殘琴”和“崩霆琴”依依惜別。譚嗣同在北京給李閏的信，有“夫人如見，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我因此益加奮勉，不欲自暇自逸”之語，而李閏在驚聞噩耗之后寫的《悼亡》詩，卻也口碑至于今曰：“盱衡禹貢盡荊榛，國難家仇鬼哭新。飲恨長號哀賤妾，高歌短嘆譜忠臣。已無壯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塵。慘淡深閨悲夜永，燈前愁煞未亡人。”李閏含辛茹苦，后來曾創辦瀏陽第一所女子師范學校，熱心社會福利事業，1925年逝世于大夫第，享年六十，安葬在譚嗣同墓地之側的山崗上，真可謂知音與知己。近百年過去了，故宅我新來，他們伉儷間最后的對話有誰知道呢？能夠回憶起的大約只有當時側耳傾聽而今仍在的窗欞。那時而掩抑低回時而鷹揚奮發的嘈嘈切切錯雜彈的琴聲呢？我問高懸的屋梁，卻怎么也聽不到余音繚繞，只見秋風起處，風動梁塵！

人到瀏陽，必去的是譚嗣同的墓地。墓地離縣城十余里，在今之牛石鄉南流橋前的石山上。我們到時恰是正午，宿雨初停，秋陽朗照。登上一個山崗，譚嗣同的墳塋便愴然入眼，如同歷史的一聲最悲壯的吶喊與驚嘆，撞擊著我們的心，我仿佛聽到譚嗣同就義時高唱的“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不禁血脈賁張，五內如沸！墓碑的碑文是“清故中憲大夫譚公復生之墓”，墓前石馬二，石虎二，兩側石阡上的題聯是：“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我和開林先后在北京的大學就讀中文系，自然免不了連翩浮想。

我對開林說：“三十年前我在北京讀書時，曾去北半截胡同路西42號瀏陽會館，譚嗣同居所的‘莽蒼蒼齋’的橫匾猶存，他的詩集就是以此齋題名的，那匾則在文革中不明下落。我也曾去宣武門菜市口憑吊，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馬路上車如流水，我站在唯一的遺跡——刑場之旁的百年老店西鶴年堂藥鋪的臺階上，不禁慨嘆世上多少匆匆路過的行人，有幾人記得這里曾經是一座烈焰騰騰的祭壇，譚嗣同就在這里，把自己奉獻給多災多難的民族，將自己交給神州大地和日月山川！”

開林默然有頃說：“譚嗣同曾搜集到他素所欽崇的文天祥在北京監獄中用的一具‘蕉雨琴’，十分鐘愛。文天祥寫的琴銘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聲何急。孤臣淚，不敢泣！’他們前后相距六百年，卻關在同一個監獄，殉難于同一個刑場。比起中國歷史上那些人杰，我們生活得是多么猥瑣呵！”

我舉目環顧，不遠處群山磅礴，山腳下阡陌縱橫，它們共同守護著這一方墓地。我低頭凝視，總懷疑墓中的英烈怒眼還睜，肝腸未冷，壯心猶熱，也許會在哪一天長嘯醒來。時已深秋，沒有繁紅艷紫，只有茶花白在山坡，那是他的靈魂，青山綠在墓側，那是他的生命，天空藍在頭頂，那是他浩然如海的胸懷，待到春來時杜鵑紅遍群山，那該是他未冷的熱血了。我繞墓三匝，默然心祭：譚瀏陽啊，你的生命就是一具三十四弦的崩霆之琴。你這位神州山川靈氣、中華文化英華和時代烈風驟雨所孕育的一代奇男子，有誰，能喊醒你再彈一曲？

1991年將盡之日

我原來長期從事詩論與詩評，自以為可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不料前幾年忽然用情不專，心有它屬，竟然移情別戀散文創作。《崩霆琴》一文先刊于北京的《中國作家》，后刊于香港的《文匯報》和臺灣地區的報紙，敝帚自珍，我在《吹簫說劍》與《書院清池》二本散文集中均收錄此文。

《崩霆琴》一文，是我對一代奇男子偉丈夫譚嗣同奉上的一炷心香，也是我單篇而非系列散文創作中的重要收獲，寫作之前的感情體驗與思想感悟，寫作之中的謀篇布局和語言運用，正是所謂甘苦寸心知。

譚嗣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杰出的英杰，他不僅是一世之雄，而且是萬古人物。其人其事，早就令我高山仰止了，何況他還是湖湘英烈，鄉梓先賢，令我這個湘楚后輩更是心向往之，自豪之感與尊仰之情長在胸臆。譚嗣同的故里瀏陽與長沙雖地不在遠，但我卻久久無緣一往。我的學兄、詩人彭浩蕩君八十年代前期即只身前往，在譚嗣同墓前燃香點燭鳴放鞭炮，并在墓前的草地上露宿一宵，返長沙后曾作《謁譚嗣同墓》詩，其結尾是“月白風清的夜晚/他會躍上墓前的石馬/那擂動大地的奔蹄/是一根響鞭/抽打著/渾噩者的靈魂”，令我至今每一展讀仍然心血如沸。“改行”散文創作后，我決心以我的筆對這位千古英烈表示我久矣于心的敬意。八十年代之末，終于瀏陽匆匆來去，瞻仰了譚嗣同的已為十戶居民雜住的故居，不禁感慨萬千。之后我又多次專誠前往瀏陽，于故居留連，去墓地憑吊，在文廟和祠堂瞻拜。除了實地覓跡尋蹤的體驗，同時讀了許多有關的書籍文章，包括譚嗣同本人的詩文著作，作了充分的案頭準備。可以一提的是，我還聯絡了好幾位省政協委員，寫了一份“收回與修復譚嗣同故居”的提案，于今，譚嗣同故居已整舊如新，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總之，有了多次實地瞻仰的感性體驗，加之從有關文獻與著作中升華而來的理性認識，《崩霆琴》應該是水到渠成了。

說是水到渠成，是指我寫作此文時，無論是感性與理性都作了相當充分的準備。我有出自內心深處如火山亟欲噴發的激情，有對譚嗣同其人的歷史價值的認識，有寫作此文的現實意義與當下參照的思考，然而，這一切要發而為文，當然還要在謀篇布局和驅遣語言上慘淡經營。

文章的整體藝術構思離不開時間與空間。時間我定在“深秋”，空間則是“文廟”、“譚嗣同祠”、“大夫第”與“墓地”，貫串全篇的意象或者說線索就是“崩霆琴”，我甚至以此作為了整篇文章的題目。我曾在不同的季節去瀏陽，文章選擇“深秋”，因為宋玉早在《九辯》中就說過“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而在譚嗣同之后的秋瑾，就義時也有“秋風秋雨愁煞人”之句，如斯節候，更便于作者抒情，也便于營造由抒寫的人事所決定的悲劇氣氛。空間雖然是四個場景，但行文還是有詳有略，抒情也是層波疊浪，到全文的收束之處，全文的波瀾也達到了最高潮，猶憶當時執筆為文時，寫到此處不禁心潮洶涌而難以自抑。至于以“崩霆琴”作為全文的中心意象，是因為此琴乃譚嗣同手制而形影相隨，而且頗具象征意義，以之貫串全文，首尾照應，也有助于全文的敘事抒情結構的完整。

在語言的運用上，我看重語言的典雅高華和書卷氣，同時也喜歡以詩語入散文，這應該算是個人的一種偏好吧。整體的語言風格如此，文章結尾一段的語言尤其是這樣，似乎不求助于詩化的語言，就難以宣泄我心中的狂濤激浪，而以“有誰，能喊醒你再彈一曲”的問句收束全文，也是效法詩家的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以不了了之，讓讀者馳騁他們的想像而參與藝術的再創造。效果究竟如何？那就只能去問讀者諸君的感受與評判了。

一篇詩文寫畢問世，作者的任務即可完成，權威的裁判是廣大的讀者與永恒的時間，作者一般不應嘵嘵多言，甚至喋喋自夸，因此，以上的所謂“創作談”，也只能說是《崩霆琴》的余墨，即多余的筆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