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春之聲》原文閱讀|主旨理解|賞析|讀后感

王蒙

咣的一聲，黑夜就到來了。一個昏黃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現在對面墻上。岳之峰的心緊縮了一下，又舒張開了。車身在輕輕地顫抖，人們在輕輕地搖擺。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搖籃啊！ 夏天的時候，把衣服放在大柳樹下，脫光了屁股的小伙伴們一躍跳進故鄉的清涼的小河里，一個猛子扎出十幾米，誰知道誰在哪里露出頭來呢？誰知道被他慌亂中吞下的一口水里，包含著多少條蛤蟆蝌蚪呢？ 閉上眼睛，熟睡在閃耀著陽光和樹影的漣漪之上，不也是這樣輕輕地、輕輕地搖晃著的嗎？ 失卻了的和沒有失卻的童年和故鄉，責備我么？歡迎我么？母親的墳墓和正在走向墳墓的父親！

方方的月亮在移動，消失，又重新誕生。唯一的小方窗里透進了光束，是落日的余輝還是站臺的燈？為什么連另外三個方窗也遮嚴了呢？ 黑咕隆咚，好像緊接著下午便是深夜。門咣地一關，就和外界隔開了。那愈來愈響的聲音是下起了冰雹嗎？是鐵錘砸在鐵砧上？在黃土高原的鄉下，到處還靠人打鐵，我們祖國的胳膊有多么發達的肌肉！ 呵，當然，那只是車輪撞擊鐵軌的噪音，來自這一節鐵軌與那一節鐵軌之間的縫隙。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輕柔的歌曲嗎，叫做什么來著——《泉水叮咚響》。如果火車也叮咚叮咚地響起來呢？廣州人可真會生活，不像這西北高原上，人的臉上和房屋的窗玻璃上到處都蒙著一層厚厚的黃土。廣州人的涼棚下面，垂掛著許許多多三角形的瓷板，它們伴隨著清風，發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悅著心靈。美國的抽象派音樂卻叫人發狂。真不知道基辛格聽我們的楊子榮詠嘆調時有什么樣的感受。京劇鑼鼓里有噪音，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嗎？反正火車開動以后的鐵輪聲給人以鼓舞和希望。下一站，或者下一站的下一站，或者許多許多的下一站以后的下一站，你所尋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親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溫熱的澡盆或者豐盛的飲食正在那里等待著你。都是回家過年的，過春節，我們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節日。謝天謝地，現在全國人民都可以快快樂樂地過年了。再不會用革命化的名義取消春節了。

這真有趣。在出國考察三個月回來之后，在北京的高級賓館里住了一陣——總結啦，匯報啦，接見啦，報告啦……之后，岳之峰接到了八十多歲的剛剛摘掉地主帽子的父親的信。他決定回一趟闊別二十多年的家鄉。這是不是個錯誤呢？他怎么也沒想到要坐兩個小時零四十七分鐘的悶罐子車呀。三個小時以前，他還坐在從北京開往X城的三叉戟客機的寬敞、舒適的座位上。兩個月以前，他還坐在駛向漢堡的易北河客輪上。現在呢，他和那些風塵仆仆的，在黑暗中看不清面容的旅客們擠在一起，就像沙丁魚擠在罐頭盒子里。甚至于他辨別不出火車到底是在向哪個方向行走，眼前只有那月亮似的光斑在飛速移動，火車的行駛究竟是和光斑方向相同抑或相反呢？他這個工程物理學家竟為這個連小學生都答得上來的、根本算不上是幾何光學的問題傷了半天腦筋。

他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回過家鄉了。誰讓他錯投了胎？地主，地主！ 一九五六年他回過一次家，一次就夠用了——回家呆了四天，卻檢討了二十二年！ 而偉人的一句話，也夠人們學習貫徹一百年。使他惶惑的是，難道人生一世就是為了作檢討？難道他生在中華，就是為了作一輩子檢討的么？好在這一切都過去了。斯圖加特的奔馳汽車工廠的裝配線在不停地轉動，車間潔凈敞亮，沒有多少噪音。西門子公司規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歷史，而我們才剛剛起步。趕上，趕上！ 不管有多么艱難。哞，哞，哞，快點開，快點開，快開，快開，快，快，快，車輪的聲音從低沉的三拍一小節變成兩拍一小節，最后變成高亢的呼號了。悶罐子車也罷，正在快開。何況天上還有三叉戟？

塵土和紙煙的霧氣中出現了旱煙葉發出的辣味，像是在給氣管和肺針灸。梅花針大概扎在肺葉上了。汗味就柔和得多了。方言的濃度在旱煙與汗味之間，既刺激，又親切。還有南瓜的香味哩！誰在吃南瓜？X城火車站前的廣場上，沒有見賣熟南瓜的呀。別的小吃和土特產倒是都有。花生、核桃、葵花子、柿餅、酸棗、綠豆糕、山藥、蕨麻……全有賣的。就像變戲法，舉起一塊紅布，向左指上兩指，這些東西就全沒了，連火柴、電池、肥皂都跟著短缺。現在呢，一下子又都變了出來，也許伸手再抓兩抓，還能抓出更多的財富。柿餅和棗樸質無華，卻叫人甜到心里。岳之峰咬了一口上火車前買的柿餅，細細地咀嚼著兒時的甜香。辣味總是一下子就能嘗到，甜味卻埋得很深很深。要有耐心，要有善意，要有經驗，要知覺靈敏。透過辛辣的煙草和熱烘烘的汗味兒，岳之峰聞到了鄉親們攜帶的綠豆香。綠豆苗是可愛的，灰兔子也是可愛的，但是灰色的野兔常常要毀壞綠豆。為了追趕野兔，他和小柱子一口氣跑了三里，跑得連樹木帶田垅都搖來擺去。在中秋的月夜，他親眼見過一只銀灰色的狐貍，走路悄無聲息，像仙人，像夢。

車聲小了，車聲息了。人聲大了，人聲沸了。咣——哧，鐵門打開了，女列車員——一個高個子、大骨架的姑娘正在爽利地用家鄉方言指揮下車和上車的乘客。“沒有地方了，沒有地方了，到別的車廂去吧！”已經在車上獲得了自己的位置的人發出了這種無效的，也是自私的呼吁。上車的乘客正在擁上來，熙熙攘攘。到哪里都是熙熙攘攘。與我們的王府井相比，漢堡的街道上簡直可以說是看不見人，而且市區的人口還在減少。岳之峰從飛機場來到X城火車站的時候嚇了一跳——黑壓壓的人頭，壓迫得白雪不白，冬青也不綠了。難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一九四六年學生運動，人們集合在車站廣場，準備攔車去南京請愿，也沒有這么多人！ 岳之峰上大學的時候在北平，有一次他去逛故宮博物院，剛剛下午四點就看不見人影了，陰森森的大殿使他的后脊背冒涼氣。他小跑著離開了故宮，上了擁擠的有軌電車才放心了一點。如果跑慢了，說不定珍妃會從井里鉆出來把他拉下去哩！

但是現在，故宮南門和北門前買入場券的人排著長隊，而且不是星期天。X城火車站前的人群令人暈眩，好像全中國有一半人要在春節前夕坐火車。到處都是團聚、相會、團圓餃子、團圓元宵，到處都是對于舊誼、對于別情、對于天倫之樂、對于故鄉和童年的追尋。賣剛出屜的肉餡包子的，蓋包子的白色棉褥子上盡是油污。賣燒餅、鍋盔、油條、大餅的。賣整盒整盒的點心的。賣面包和餅干的。X車站和X城飲食服務公司傾全力到車站前露天售貨。為了買兩個燒餅也要擠出一身汗。岳之峰出了多少汗啊！ 他混飽了(環境和物質條件的急驟改變已使他分辨不出饑和飽了)肚子，又買到了去家鄉的短途客車的票。找錢的時候使他一怔，寫的是一塊二，怎么只收了六毛呢？莫非是自己沒有報清站名？他想再問一問，但是排在他后面的人已經占據了售票窗口前的有利陣地，他擠不回去了。

他怏怏地看著手中的火車票。火車票上黑體鉛字印的是1。20元，但是又用雙虛線勾上了兩個占滿票面的大字：陸角。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簡直像是一種生物學上的密碼。“這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我買一塊二的票她卻給了我六毛錢的？”他自言自語。他問別人。沒有人回答他。等待上車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諒的利己主義者。

各種信息在他的頭腦里撞擊。黑壓壓的人群。遮蓋熱氣騰騰的肉包子的油污的棉被。候車室里張貼著的大字通告：關于春節期間增添新車次的情況和臨時增添的新車次的時刻表。男女廁所門前排著等待小便的人的長隊。陸角的雙勾虛線。大包袱和小包袱。大籃筐和小籃筐。大提兜和小提兜……他得出了這最后一段行程會是艱難的結論，他有了思想準備。終于他從旅客們的閑談中聽到了“悶罐子車”這個詞兒，他恍然了。人腦畢竟比電腦聰明得多。

上到列車上的時候，他有點垂頭喪氣。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即將來臨之時，正在夢寐以求地渴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人們，卻還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時代的悶罐子車！ 事實如此。事實就像宇宙，就像地球、華山和黃河、水和土、氫和氧、鈦和鈾，既不像想象那樣溫柔，也不像想象那么冷酷。不是么，悶罐子車里坐滿了人，而且還在一個兩個、十個二十個地往人與人的空隙，分子與分子、原子與原子的空隙之中嵌進。奇跡般的不可思議，已經坐滿了人的車廂里又增加了那么多人。沒有人叫苦。

有人叫苦了：“這個箱子不能壓！”一個包著頭巾抱著孩子的婦女試探著能不能坐到一只箱子上。“您到這邊來，您到這邊來。”岳之峰連忙站起身，把自己的靠邊的位置讓了出來。坐在靠邊的地方，身子就能倚在車壁上，這就是最優越的“雅座”了。那女人有點不好意思，但終于抱著小孩子挪動了過來，她要費好大的力氣才能不踩著別人。“謝謝您！”婦女用流利的北京話說。她抬起頭，岳之峰好像看到一幅炭筆的素描。題目應該叫《微笑》。

叮鈴叮鈴的鈴聲響了，鐵門又咣的一聲關上了，是更深沉的黑夜，車外的暮色也正在濃重起來。大骨架的女列車員點起了一支白蠟，把蠟燭放到了一個方形的玻璃罩子里。為什么不點油燈呢？大概是怕煤油搖灑出來。偌大車廂，就靠這一支蠟燭照亮。些微的亮光，照得乘客變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影子。車身又搖晃了，對面車壁上的方形的光斑又在迅速移動了。離家鄉又近一些了。摘了帽子，又見到了兒子，父親該可以瞑目了吧？ 不論是他的罪惡或者懺悔，不論是他的眼淚還是感激，也不論是他的猙獰丑惡還是老實善良，這一切都快要隨著他的消失而云消霧散了。老一輩人正在一個又一個地走向河的那邊。咚咚咚，噔噔噔，嘭嘭嘭，是在過橋了嗎？連接著過去和未來，中國和外國，城市和鄉村，此岸和彼岸的橋啊！

靠得很近的蠟燈把黑白分明的光輝和陰影印制在女列車員的臉上，女列車員像是一尊全身的神像。“旅客同志們，春節期間，客運擁擠，我們的票車去支援長途……提高警惕……”她說得挺帶勁，每吐出一個字就像擰緊了一個螺母。她有一種信心十足、指揮若定的氣概，以小小的年紀，靠一支蠟燭的光亮，領導著一車的烏合之眾。但是她的聲音也淹沒在轟轟轟，嗡嗡嗡，隆隆隆，不僅是七嘴八舌，而且是七十嘴八十舌的喧囂里了。

自由市場。百貨公司。香港電子石英表。豫劇片《卷席筒》。羊肉泡饃。醪糟蛋花。三接頭皮鞋。三片瓦帽子。包產到組。收購大蔥。中醫治癌。差額選舉。結婚筵席……在這些溫暖的閑言碎語之中，岳之峰輪流把體重從左腿轉移到右腿，再從右腿轉移到左腿。幸好人有兩條腿，要不然，無依無靠地站立在人和物的密集之中，可真不好受。立錐之地，岳之峰現在對這句成語才有了形象的理解。莫非古代也有這種擁擠的、沒有座位和燈光的旅行車輛嗎？但他給一個女同志讓了“座位”。不，沒有座，只有位。想不到她講一口北京話，這使岳之峰興致似乎高了一些。“謝謝”“對不起”，在國外到處是這種禮貌的用語。忽然有一個裝著堅硬的鐵器的麻袋正在擠壓他右腿的小腿肚子，而另一個席地而坐的人的脊背干脆靠到了他的酸麻難忍的左腿上。

簡直是神奇。不僅在慕尼黑的劇院里觀看演出的時候，而且在北京，在研究所、部里和賓館里，在二十三平方米的住房和103和332路公共汽車上，他也想不到人們還要坐悶罐子車。這不是運貨和運牲畜的車嗎？倒霉！ 可又有什么倒霉的呢？咒罵是最容易不過的。咒罵悶罐子車比起制造新的美麗舒適的客運列車來，既省力又出風頭。無所事事而又怨氣沖天的人的口水，正在淹沒著忍辱負重、埋頭苦干的人的勞動。人們時而用高調，時而又用低調沖擊著、替代著那些一件又一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堅韌不拔的工作。

“給這種車坐，可真缺德！”

“你湊合著吧，過去，還沒有鐵路哩！”

“運兵都是用悶罐子車，要不，就暴露了。”

“要趕上拉肚子的就麻煩了，這種車上沒有廁所。”

“并沒有一個人拉到褲子里嘛！”

“有什么辦法呢？每逢春節，有一億多人要坐火車……”

黑暗中聽到了這樣一些交談。岳之峰的心平靜下來了。是的，這里曾經沒有鐵路，沒有公路，連自行車走的路也沒有。闊人騎毛驢，窮人靠兩只腳。農民挑著一千五百個雞蛋，從早晨天不亮出發，越過無數的丘陵和河谷，黃昏時候才能趕到X城。我親愛的美麗而又貧瘠的土地！ 你也該富饒起來了吧？過往的記憶，已經像煙一樣、霧一樣淡薄了，但總不會被徹底忘卻吧？ 歷史，歷史；現實，現實；理想，理想；哞——哞——咣嘁咣喊……喀啷喀啷……沿著萊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綠色的河流。飛速旋轉。

這不就是法蘭克福的孩子們嗎？男孩子和女孩子，黃眼睛和藍眼睛，追逐著的，奔跑著的，跳躍著的，歡呼著的。喂食小鳥的，捧舉鮮花的，吹響銅號的，揚起旗幟的。那歡樂的生命的聲音。那友愛的動人的吶喊。那紅的、粉的和白的玫瑰。那紫羅蘭和藍藍的毋忘我。

不。那不是法蘭克福。那是西北高原的故鄉。一株巨大的白丁香把花開在了屋頂的灰色的瓦楞上，如雪，如玉，如飛濺的浪花。摘下一條碧綠的柳葉，卷成一個小筒，仰望著藍天白云，吹一聲尖厲的哨子，驚得兩個小小的黃鸝飛起。挎上小籃，跟著大姐姐，去采擷灰灰菜，去擲石塊，去追逐野兔，去撿鵪鶉的斑斕的彩蛋。連每一條小狗，每一只小貓，每一頭牛犢和驢駒都在嬉戲，連每一根小草都在跳舞。

不，那不是西北高原。那是解放前的北平。華北局城工部(它的部長是劉仁同志)所屬的學委組織了平津學生大聯歡。營火晚會。“太陽下山明朝依舊爬上來……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來開？地上的鮮花是什么人來栽？”一支又一支的歌曲激蕩著年輕人的心。最后，大家發出了使國民黨特務膽寒的強音：“團結就是力量……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信念和幸福永遠不能分離。

不，那不是逝去了的、遙遠的北平。那是解放了的、飄揚著五星紅旗的首都。那是他青年時代的初戀，是第一次吹動他心扉的和煦的風。春節剛過，忽然，他覺察到了，風已經不那么冰冷，不那么嚴厲了。二月的風就帶來了和暖的希望，帶來了早春的消息。他跑到北海，冰還沒有化哩，還沒有什么游人哩。他摘下帽子，他解開上衣領下的第一個扣子。還是冬天嗎？ 當然，還是冬天。然而是已經連接著春天的冬天，是冬與春的橋。有風為證，風已經不冷！ 風會愈來愈和煦，如醉，如酥……他歡迎著承受著別人仍然覺得凜冽、但是他已經為之雀躍的“春”風，小聲叫著他悄悄地愛著的女孩子的名字。

那，那……那究竟是什么呢？是金魚和田螺嗎？是荸薺和草莓嗎？是孵蛋的蘆花雞嗎？是山泉，榆錢，返了青的麥苗和成雙的燕子嗎？他定了定神。那是春天，是生命，是青年時代。在我們的生活里，在我們每個人的心房里，在獵戶星座和仙后星座里，在每一顆原子核，每一個質子、中子、介子里，不都包含著春天的力量、春天的聲音嗎？

他定了定神，揉了揉眼睛。分明是法蘭克福的兒童在歌唱，當然，是德語。在歡快的童聲合唱旁邊，有一個頑強的、低啞的女聲伴隨著。

他再定了定神，再揉了揉眼睛，分明是在從X城到N地的悶罐子車上。在昏暗和喧囂當中，他聽到了德語的童聲合唱和低啞的、不熟練的、相當吃力的女聲伴唱。

什么？ 一臺錄音機。在這個地方聽起了錄音。一支歌以后又是一支歌，然后是一個成人的歌。三支歌放完了，是啪啦啪啦的撳動鍵鈕的聲音，然后三支歌重新開始。頑強的，低啞的，不熟練的女聲也重新開始。這聲音蓋過了一切喧囂。

火車悠長的鳴笛。對面車壁上的移動著的方形光斑減慢了速度，加大了亮度。在昏暗中變成了一個個的影子的乘客們逐漸顯出了立體化的形狀和輪廓。車身一個大晃，又一個大晃，大概是通過了岔道。又到站了。咣——哧，鐵門打開了，站臺的聚光燈的強光照進了車廂。岳之峰看清楚了，錄音機就放在那個抱小孩子的婦女的膝頭。開始下人和上人，錄音機接受了女主人的指令，“啪”的一聲，不唱了。

“這是……什么牌子的？”岳之峰問。

“三洋牌，這里人們開玩笑地叫它‘小山羊’。”婦女抬起頭來，大大方方地回答。岳之峰仿佛看到了她的經歷過風霜，卻仍然是年輕而又清秀的臉。

“從北京買的么？”岳之峰又問，不知為什么這么有興趣。本來，他并不是一個饒舌的人。

“不，就從這里。”

這里？ 不知是指X城還是火車正在駛向的某一個更小的城鎮。他盯著“三洋”商標。

“你在學外國歌嗎？”岳之峰又問。

婦女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我在學外國語。”她的笑容既謙遜，又高貴。

“德語嗎？”

“噢，是的。我還沒學好。”

“這都是些什么歌兒呀？”一個坐在岳之峰腳下的青年問。岳之峰的連續提問吸引了更多的人。

“《小鳥，你回來了》《五月的輪轉舞》和《第一株煙草花》。”女同志說，“欣梅爾——天空，福格爾——鳥兒，布魯米——花朵……”她低聲自語。

他們的話沒有再繼續下去。車廂里充滿了的照舊是“別擠！”“這個箱子不能坐！”“別踩著孩子！”“這邊沒有地方了！”之類的喊叫。

“大家注意啦！”一個穿著民警制服的人上了車，手里拿著半導體揚聲喇叭，一邊喘著氣一邊宣布道：“剛才，前一節車廂里上去了兩個壞蛋，混水摸魚，流氓扒竊。有少數壞痞，專門到悶罐子車上偷東西。那兩個壞蛋我們已經抓住了。希望各位旅客提高警惕，密切配合，向刑事犯罪分子作堅決的斗爭。大家聽清楚了沒有？”

“聽清楚了！”車上的乘客像小學生一樣齊聲回答。

乘務警察滿意地、匆匆地跳了下去，手提擴音喇叭，大概又到別的車廂作宣傳去了。

岳之峰不由得也摸了摸自己攜帶的兩個旅行包，摸了摸上衣的四個和褲子的三個口袋。一切都健在無恙。

車開了。經過了短暫的混亂之后，人們又已經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各人說著各人的閑話，各人打著各人的瞌睡，各人嗑著各人的瓜子，各人抽著各人的煙。“小山羊”又響起來了，仍然是《小鳥，你回來了》《五月的輪轉舞》和《第一株煙草花》。她仍然在學著德語，仍然低聲地歌唱著欣梅爾——天空，福格爾——鳥兒，布魯米——花朵。

她是誰？ 她年輕嗎？ 抱著的是她的孩子嗎？ 她在哪里工作？她是搞科學技術的嗎？是夜大學的新學員嗎？ 是“老三屆”的畢業生嗎？她為什么學德語學得這樣起勁？她在追趕那失去了的時間嗎？她做到了一分鐘也不耽擱了嗎？ 她有機會見到德國朋友或者到德國去或者已經到德國去過了嗎？ 她是北京人還是本地人呢？她常常坐火車嗎？有許多個問題想問啊。

“您聽音樂吧。”她說，好像是在對他說。是的，三支歌曲以后，她沒有撳鍵鈕。在《第一株煙草花》后面，是約翰·施特勞斯的《春之聲圓舞曲》。悶罐子車正隨著這春天的旋律而輕輕地搖擺著，熏熏地陶醉著，裊裊地前行著。

車到了岳之峰的家鄉。小站，停車一分鐘。響過了到站的鈴，又立刻響起了發車的鈴。岳之峰提著兩個旅行包下了車，小站沒有站臺，悶罐子車又沒有階梯。每節車廂門口放著一個普通木梯，臨時支上。岳之峰從這個簡陋的木梯上終于下得地來，他長出了一口氣。他向那位女同志道了再見，那位女同志也回答了他的再見。他有點依依不舍。他剛下車，還沒等著驗票出站，列車就開動了。他看到了悶罐子車的破爛寒磣的外表：有的地方已經掉了漆，燈光下顯得白一塊、花一塊的。但是，下車以后他才注意到，火車頭是蠻好的，是嶄新的、清潔的、輕便的內燃機車。內燃機車綠而顯藍，瓦特時代畢竟沒有內燃機車。內燃機車拖著一長列悶罐子車向前奔駛。天上升起了月亮。車站四周是薄薄的一層白雪。天與雪都泛著連成一片的青光。可以看到遠處墓地上的黑黑的，永遠長不大的松樹。有一點風。他走在了坑坑洼洼的故鄉土地上。他轉過頭，想再多看一眼那一節裝有小鳥、五月、煙草花和約翰·施特勞斯的神妙的春之聲的臨時代用的悶罐子車。他好像還從來沒有聽過這么動人的歌。他覺得如今每個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現轉機，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遠不應該忘懷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碼，這是非常珍貴的。

1980年

〔注〕 漢堡和下文中的斯圖加特、慕尼黑、法蘭克福均為德國城市。票車：鐵路人員通常稱客車為票車。約翰·施特勞斯：奧地利著名作曲家，被譽為“圓舞曲之王”。

《春之聲》最初發表于《人民文學》1980年第5期，曾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它和作者同一時期發表的《蝴蝶》、《風箏飄帶》等小說一起，在當時的文藝界和讀者群中曾引起熱烈的反響和討論，不少人認為這些作品是作者順應時代和社會的迅速發展，勇于突破和創新的藝術成果。

長期以來，讀者熟悉的小說多半有著完整或較為完整的故事情節，主人公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在不同的環境中活動，和不同的人物來往。《春之聲》卻迥異于這類常見的小說樣式，它的情節很簡單，只不過是一位工程物理學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春節乘火車返鄉，然而小說的內涵非常豐富，涉及的時間很長，跨越的空間很大，倘要正面、充分展開的話，恐怕連一部中篇小說都收不住。而《春之聲》卻小中見大，以少勝多，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此中關鍵何在？作者自己作出了回答：“復雜化了的經歷、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復雜化了的形式。我嘗試著在作品中運用復線條，甚至是放射性的結構，而不拘泥于一條‘主線’。”(《我在尋找什么？》，《文藝報》1980年第10期)

我們如果把作者的“創作談”和《春之聲》相對照，可以作出如下的歸納和說明：作者為了在有限的篇幅內容納人們“復雜化了的經歷、思想、感情和生活”，有效地借鑒了西方現代派“意識流”手法，通過主人公的自由聯想和心理活動，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運用“放射性的結構”，把筆觸靈活地伸向過去和現在，外國和中國，城市和鄉村。

這里要指出的是，王蒙的小說不同于西方純粹的“意識流”小說，后者常常完全否認人的理性和社會性，刻意渲染人物的孤獨、神秘、絕望等下意識、幻覺、變態心理……以致讀者讀了不知所云。那么，為何說王蒙對“意識流”的借鑒是有益的、成功的，大大拓寬了小說創作的路子呢？作者在這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功的藝術經驗？

首先，淡化情節不是完全不要情節，“放射”出去還得收回來，這就需要一個“支點”，一個實實在在的人物。《春之聲》的“支點”和人物就是：在八十年代第一春乘坐“悶罐子車”返鄉的工程物理學家岳之峰。“悶罐子車”本來是運貨的，設備簡陋，沒有整齊的座位、明亮的窗子，誰乘坐都會感到苦惱和勞累，作者卻偏偏讓一位科學家上了車，這就大大增強了戲劇性。更重要的是作者對岳之峰這個人物的巧妙“定位”：第一，岳之峰并不是見聞不廣的普通人，他剛從外國考察了三個月回來，對國內外在科學技術上的反差有著強烈的感受；第二，他并不是每年年終按期返鄉的職工，他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回鄉了；第三，他并不是自己不愿回鄉，而是有著難言的苦衷，他在一九五六年回過一次家，見到了土改時劃為地主的父親，結果是：“回家呆了四天，卻檢討了二十二年！”如今總算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岳之峰得以自由地回鄉和父親聚首了，這怎能不令他感慨萬千！ 了解了以上這一切，我們讀到岳之峰在搖晃著的“悶罐子車”里回憶和想象自己的童年，就會感到十分親切：“閉上眼睛，熟睡在閃耀著陽光和樹影的漣漪之上，不也是這樣輕輕地、輕輕地搖晃著的嗎？失卻了的和沒有失卻的童年和故鄉，責備我么？歡迎我么？母親的墳墓和正在走向墳墓的父親！”其中既有內疚——好久未回去見父親了，理當受到“責備”；又覺得欣慰——這次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坐“悶罐子車”，也實在不容易，說不定還能受到家鄉的“歡迎”！可惜去日苦多，母親已死，父親又正在“走向墳墓”……真是一言難盡！請看，岳之峰當時的表情有什么特點，他的父親外貌如何，說話時的神態怎樣，“文革”以來如何苦熬日子，又怎樣想念兒子……這一切在一般的小說中都會細致地刻畫出來，此處卻都被作者省略了。但這一來作品會不會無法打動讀者？不會，因為讀者盡可進行“再創造”——根據主人公袒露的心跡設想他二十多年來復雜坎坷的經歷及其父親的不幸遭遇。下面岳之峰在“悶罐子車”里的種種感受和聯想都不難照此類推，進行分析。總之，不管岳之峰怎樣神馳魂飛，讓想象“放射”開去，最后還是回到這輛實實在在的“悶罐子車”這個“支點”。這樣，讀者不但不會游離于人物之外，反而會不斷深化對主人公的印象，進而通過自己的想象把作者沒有正面寫到的人物的經歷和生活補充和豐滿起來。

《春之聲》最主要的創造是調動主人公的視覺和聽覺，有時甚至還包括嗅覺和味覺，捕捉大量的五光十色的瞬間印象。過去在相當長的時期里，由于受到“左”的路線的干擾，不少作家熱衷于編寫人物的豪言壯語，而害怕觸及人物的內心世界，更不要說表現復雜和零星的意識、模糊的印象和潛意識了。其實，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外界的唯一通道是“感覺”，忽略了感覺的捕捉和描寫就極大地削弱了小說的藝術表現力，而王蒙正是在利用各種“感覺”挖掘人物內心世界方面起了示范作用。《春之聲》以自由聯想串聯起來的主人公的感覺、知覺、回憶、印象、獨白等等成為作品的主體，雖然沒有情節的大起大落、眾多人物的公開亮相，但由于讓讀者窺見了隱藏在主人公心靈深處的秘密，所以能夠拉近和主人公的距離，進而感到其人可親可信。請看小說寫到岳之峰傾聽火車聲音時的一連串感覺的變化：先是仿佛覺得天上下起了冰雹，又感到像是鐵錘砸在鐵砧上，忽而又想到一支流行歌曲《泉水叮咚響》，要是火車也叮咚叮咚響起來該有多好！從歌曲又想到廣州人的涼棚被清風吹過，發出愉悅的“叮叮咚咚”的聲音……當然，主人公明確意識到列車前進時發出的是噪音，并不清脆悅耳，但是，他又反問自己：“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嗎？”人們愛聽的京劇鑼鼓不也有噪音嗎？于是很快又得出了答案：“反正火車開動以后的鐵輪聲給人以鼓舞和希望。”接著一股暖流涌過岳之峰的心臟，在火車停下來的地方，“你所尋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親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溫熱的澡盆或者豐盛的飲食正在那里等待著你。都是回家過年的，過春節，我們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節日”。有了這番濃郁的抒情還不夠，作品又通過主人公的內心活動，運用雜文筆法，對以往不堪回首的歷史作了犀利的反思：“謝天謝地，現在全國人民都可以快快樂樂地過年了。再不會用‘革命化’的名義取消春節了。”請讀者們注意：主人公其時的聯想真可謂天馬行空，變化多端，讀者讀后會不會因此而不得要領呢？不會，因為究其實，所有這許多聯想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并非平白無故，自生自滅，它們都源于人物的聽覺、視覺等，有著實實在在的依據和憑借，令人讀后感到明白可信；二是它們都經歷了一個從不清晰到逐漸清晰、從復雜到集中的微妙過程，拿上面所舉的各種“聽覺”的變化來說，結果就是讓讀者越來越感到主人公返鄉的渴望正在噴薄欲出。

小說的自由聯想還大量表現為生動強烈的對比，如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國落后生產力的對比，又悶又黑的“悶罐子車”和三個小時以前才乘過的寬敞、舒適的三叉戟飛機的對比，火車站廣場上堆滿的土特產和極“左”路線下嚴重缺乏日用品的對比，車中無“立錐之地”的擁擠、勞累和旅客“溫暖的閑言碎語”的對比……這許多對比看似隨心所欲，雜亂無章，其實它們既保留了生活的原汁原味，顯得具體逼真，又曲折地展示了作者直面現實的胸襟和個性。作者很早參加革命，歷經挫折和磨難，深知改革開放得來不易，現實生活中既不是漆黑一團，也并非光明無邊，而總是新舊雜陳，優劣互見。小說結尾處寫到施特勞斯的《春之聲圓舞曲》響起來了，“悶罐子車正隨著這春天的旋律而輕輕地搖擺著，熏熏地陶醉著，裊裊地前行著”。是啊，“寫了冬的痕跡，更寫了春的聲息”(《關于〈春之聲〉的通信》，《小說選刊》1980年第1期)，這就是這篇小說發人深省的主旨所在。

王蒙在“反右”中被錯劃為右派，1980年前后他迎來了復出以后的第一個創作高峰，對小說的內容和形式作了全新的探索，他說自己“不僅對外國文學有所借鑒，而且對李商隱和李賀的詩，對侯寶林和馬季的相聲有所借鑒”(《我在尋找什么？》，《文藝報》1980年第10期)，這說明作者力求中西兼備，雅俗共取，學習和借鑒的路子很寬。《春之聲》在這方面也有著明顯的表現，如作者在描述岳之峰對家鄉童年的回憶，對青年時期參加學生運動和到北海滑冰的追思，筆墨明快流暢，洋溢著濃郁的抒情氣息。車廂中那個抱著孩子、聽著錄音機的婦女與眾多乘客不同，為小說增添了不少亮色，小說用輕靈的筆調多次重復了那些動聽的歌聲，富于詩的韻味。作者對“象征”和“幽默”也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象征”是多義的含蓄的，可以啟發讀者作多方面的聯想，不像“比喻”是“為了說明一個意思而舉一個例證”(《關于〈春之聲〉的通信》，《小說選刊》1980年第1期)，小說結尾寫到岳之峰不僅看到了“悶罐子車的破爛寒磣的外表”，還深情地注意到火車頭是“嶄新的、清潔的、輕便的內燃機車”。這里運用的正是意味深長的象征手法。順便再說一句，上面提到那位聽錄音的婦女，所以動人不也離不開象征手法嗎？王蒙的不少小說還具有鮮明的幽默風格，他說自己“尖酸刻薄后面我有溫情，冷嘲熱諷后面我有諒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滿懷熱忱地期待著”(《我在尋找什么？》)為了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王蒙常用的手法就是幽默，《春之聲》在這方面雖不典型，但一有表現，即涉筆成趣，令人忍俊不禁，如小說寫道：“靠得很近的蠟燈把黑白分明的光輝和陰影印制在女列車員的臉上。女列車員像是一尊全身的神像。”女列車員向旅客發表談話，“她說得挺帶勁，每吐出一個字就像擰緊了一個螺母。她有一種信心十足、指揮若定的氣概，以小小的年紀，靠一支蠟燭的光亮，領導著一車的烏合之眾”。把女列車員說成“神像”，可謂神圣之至，但這里并無崇拜之意，而是用幽默的筆法夸大了女列車員的責任感，別具一番風趣。“烏合之眾”當然是貶義，也包括岳之峰自己在內，可是讓車中的乘客去讀這篇小說，誰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哪里會自輕自賤呢！又如小說寫到岳之峰問別人車票為何打折，“沒有人回答他。等待上車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諒的利己主義者”。這里“可以原諒”四字用得極妙，既表現了岳之峰無可奈何，也說明他寬容諒解的心態——誰叫他趕熱鬧乘坐這么擁擠不堪的火車呢！

毋須諱言，作為一篇帶有探索性的小說，《春之聲》也多少有些不足之處，如果作者在盡情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的同時，能在適當的地方捎帶描寫一下人物的外貌、衣著、說話、行動等外在特點，豈非能收神形兼備之效，留給人們更深刻、更完備的印象？筆者提出這一點，謹供廣大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