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文人·杜甫

唐代大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 (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因后來曾居住在長安城南少陵附近，故自號 “少陵野老”，后世便稱他為“杜少陵”。出身于官僚世家，其十三世祖即西晉名將杜預。杜預曾為鎮南大將軍，以平吳功，封侯。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官奉天令。據杜甫 《進雕賦表》稱： “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 將 “奉儒守官”作為自家的 “素業”，這就決定了杜甫的人生志向。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 (737)，杜甫到洛陽參加進士考試，未被錄取。但他并不甘心，他在作了十年漫游之后，于天寶五年 (746)，也就是他三十五歲的時候，索性住到長安，尋求進入官場的機會。五年后，唐玄宗舉行祭祀天地、祖宗、老子的盛典，杜甫獻上自己撰寫的三篇 “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贊賞，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他一等就等了四年。其間，他又數次向玄宗上賦頌，如《封西岳賦》、《雕賦》、《天狗賦》等，而每上一賦，他都要陳述自己的家世、志向和目前的困境，希望能得到 “明主哀憐”。杜甫在長安的這十年，生活是怎樣維持的，我們不得而知，但據他當時寫給尚書左丞韋濟的詩自述：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一位才富學贍、胸有大志的世家子弟，年過四十，困頓到這般田地，其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杜甫對世態人情的感受，因而很深刻，其詩風以 “沉郁頓挫” 為特點，想必就是這種經歷造成的。但是，盡管他感嘆 “儒冠多誤身”，卻不能放棄當官的念頭，而選擇另外一種人生道路。現代人很難理解杜甫的這種執著，或者笑其迂腐，或者貶其官迷心竅，須知杜甫的價值取向來自對儒家人生哲學的信仰，這就決定了他要以當官從政為孜孜追求的目標。天寶十四年 (755)，四十三歲的杜甫終于得到一個品級很低的官職。但就在這一年冬天，安史之亂爆發了。次年，杜甫設法逃出被叛軍占領的長安，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雖然這只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但卻是杜甫唯一一次在中央任職。不久，宰相房琯因兵敗被免職，杜甫上疏申救這位曾和他是布衣之交的宰相，觸怒肅宗，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就在此后的一年，杜甫目睹普通百姓在戰亂中蒙受的苦難，寫出了被后人稱為 “詩史” 的 “三吏”、“三別”等作品。生活在太平時代的讀者，希望從詩歌中得到美的享受，因而對這些平鋪直敘的 “詩報告” 不以為然，但設身處地，就不難體會到這些作品的震撼力量。時逢關中大饑，杜甫對仕途也漸漸失望了，便在唐肅宗乾元二年 (759)，辭去官職，攜家投奔他在蜀中的朋友。他先定居成都，在城西浣花溪畔修建了一座草堂。不久，他的故交嚴武出任成都尹 (市長) 兼劍南節度使 (軍政最高長官)，與他過從甚密，對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顧，后來又表薦他擔任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虛銜)。這就是杜甫被后人稱為 “杜工部” 的來歷。嚴武死后，蜀中發生大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依憑，他便帶全家乘舟東下，先在夔州住了兩年，留下了 《秋興八首》 等名篇。五十七歲那一年，杜甫乘舟出三峽，仍然居無定處，漂泊于湖南、湖北之間。唐代宗大歷五年 (770) 年，杜甫病逝在湘江的旅舟上。杜甫經歷了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見證人，他深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響，沒有李白那種超脫、飄逸，所以更關注現實的社會人生，將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都用詩的形式表現出來，故其作品有“詩史” 之稱。但杜甫所以又被尊為 “詩圣”，絕不只是因為他寫出了 《兵車行》、《北征》、“三吏”、“三別”等 “憂國憂民” 的作品，更因為他是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在詩律、語言、修辭上的創造性試驗和苦心追求，使唐詩在表現技巧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杜甫在藝術上所建立的典則，開啟了后代眾多的詩家、詩派，這是包括李白在內的古今任何一位詩人都無法相比的。還有一點，杜甫表達感情時的節制和凝練，以及深厚的學問所培養的文化底蘊，最符合傳統士大夫的審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