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流派·詩界革命

近代戊戌變法前后出現(xiàn)的新詩潮。戊戌變法前十年，曾經(jīng)出使日本、美國的清廷外交官黃遵憲在其 《人境廬詩草序》 中主張： “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 又宣稱： “漢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漢，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師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這位曾經(jīng)走出中國的詩人清楚地意識到古典詩歌傳統(tǒng)不足以表現(xiàn)日益復雜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知識，要求詩與時變，在題材、風格、語匯諸方面打破一切忌諱，從而創(chuàng)造一種新詩體。五年之后，黃遵憲明確稱自己的創(chuàng)作為 “新派詩”。但這并未形成氣候。戊戌變法前夕，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等新派人士開始試作 “新詩”，無非是將西學中的新名詞寫入舊體詩中去，用梁啟超后來的話說，“喜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如譚嗣同 《金陵聽說法》 有句： “綱倫慘似喀私德，法會盛于巴力門。” 其中，喀私德是英語caste的譯音，指印度古代的種姓制度，比喻綱常倫理之殘酷; 巴力門是英語parliament(國會) 的譯音，比喻佛教法會的盛況。夏曾佑也將 《圣經(jīng)》 神話典故寫入他的 《絕句》 中： “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前分種教，人天從此感參商。” 當時將西學稱為 “新學”，故這類 “挦扯新名詞” 的詩被人稱為 “新學之詩” 或“新詩”。盡管這些 “新詩”并不成功，但卻透露出詩歌變革的消息。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亡命日本，廣泛接受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逐漸明晰起來。他移借日語中 “革命”一詞的用法 ( “革命”一詞在漢語中雖古已有之，但指改朝換代; 日本人以 “革命” 一詞對譯英語revolution，指變革)，正式提出 “詩界革命” 的口號。梁啟超總結早期 “新詩” 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認為 “詩界革命” 是 “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即 “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他概括為三： 一為 “新意境”，二為 “新語句”，三為 “以古人之風格人之”。簡單地說，就是 “舊瓶裝新酒”。梁啟超甚至認為，如果兼?zhèn)湟陨先撸涂梢猿蔀槎兰o中國的 “詩王”。他特著 《飲冰室詩話》 一書，鼓吹他的 “詩界革命”，但響應者寥寥，他所期待的真正意義上的 “革命” 并沒有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