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隋唐五代散文·韓、柳之前散文的緩慢演進

開皇九年(589)，隋文帝滅陳，統一全國。南朝雖然結束了，綺麗的文風卻依然持續。隋文帝尚質黜華，于開皇四年(584)下詔改革文體，“普詔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隋書·李諤傳》)。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亦主文風改革，與西魏末年仿《尚書》作《大誥》的蘇綽一起開唐文復古的先聲^①。然而李諤在反對齊、梁文風的同時，將建安文學亦納入“競騁文華”之列加以排斥。這種主張因為剝奪了文學的抒情功能而顯得過于功利，也違背了文學的發展規律，以質樸矯華靡的努力因此難免偏頗。時機沒有成熟，欲將文學強行拉離自己的發展軌道，雖有政令作保證，也有官員因文風得罪的實例^②，終究成效不大。何況，李諤所上之書自身即是駢文^③。隋末，王通于其《中說》中也反對綺靡文風，重視文學的政教作用，顯示出一定的復古傾向。但是，終隋一代，散文幾乎沒有發展，唯駢文尚有些許佳作。

唐初文壇上，駢文也還是主流。以虞世南等十八學士為代表的宮廷文士，踵繼江左余習，代表著當時的一般風氣。盡管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如唐太宗對文風不振的現象有所警覺，在貞觀年間修撰南北朝各代正史的史臣也每每痛惜于文風頹靡對朝政國運的危害，但大唐立國之初，齊梁文風仍發揮出習慣性的力量。這種文運與國運未甚穩稱的狀況，也反映在唐初史傳文學的成就上。一般說來，唐初史家如令狐德棻等人都勇于在理論上指責六朝文風，但他們在修史的實踐中卻不易擺脫浮華的駢儷之風的影響^①。不過，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繼所修《梁書》《陳書》則能不囿于時風，多用散行之筆，“一洗六朝蕪冗之習”，這也被后世史論家看作是韓柳振起古文的一種前兆^②。

唐初貞觀年間政治開明，作為廣開言路政策的有力成果，是出現了魏征等人所寫的一批充滿政治熱情的諫疏之文。這些直言極諫者或許還沒有改造文章的自覺意識，但所闡發的內容顯然具有新的時代精神。如魏征的 《論時政疏》《論治道疏》《十漸疏》等文，以古圣賢事例為佐證，以隋為鑒，謀求長治久安之道，在立言氣概上頗具漢初政論文之風^③。

在崇尚四六的文學主潮之外，還有少數別具手眼的作家，這應以王績為代表。他以隨意、不矯飾的語言抒寫個人情懷，在初唐文壇上，尤為難得。《答馮子華處士書》《五斗先生傳》《無心子傳》諸文，俱風神蕭散，造語自然。《五斗先生傳》是最早追摹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的一篇佳作。王績從陶淵明等與南朝文學異質的魏晉遺風中得到滋養，這對唐代文章走向興盛的歷史進程而言，有著積極意義^④。

在唐代文章由駢趨散的過程中，陳子昂“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唐以及后來的古文家對他都很推崇，獨孤及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向方”(《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梁肅以唐文三變，首變在“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補闕李君前集序》)，陳子昂也因此被看做古文運動的先驅。盡管他“興寄”、“風骨”的理論主要是在詩歌方面力挽頹波，從理論和創作上為盛唐詩的輝煌開辟道路，但其批判精神和審美追求，同樣真切地預示著唐代古文將獨具一代之盛的前景，所以韓愈稱“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其實伴隨著唐帝國的建立，在駢文創作日趨技巧化與程式化之際，一些具有反省力的人士已感到繁碎浮艷的文風與大唐氣象的不相稱，如名臣魏征不滿前代君臣“競采浮艷之詞，爭馳迂誕之說”的著述之風(《群書治要序》);四杰更為有意識地尋求壯實剛潤、“雕而不碎”的境界(楊炯《王子安集序》)。所以，陳子昂重建文學傳統的呼喚是有歷史底蘊的。

陳子昂的散文創作，“諸表序猶沿俳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四庫全書總目·陳拾遺集提要》)。由于懷抱人生理想，又敢于對現實政治發出“切直之言”，因此如其《諫靈駕入京書》《諫刑書》諸文，基本革去浮詞，體現出一種新的文風。

經過唐初近百年的發展，與壯盛的國運以及高朗的時代精神相適應，文壇上初露運散行之氣于駢儷之辭的可喜傾向。開元年間并稱為“燕許大手筆”的張說、蘇颋(李肇《國史補》卷下)，在發揮文章體國經野的功用時，對駢文中過度巧飾的因素加以淡化。清人孫梅稱張說“筆力沉雄，直追東漢”(《四六叢話》卷三二)，東漢是駢散之界尚未分明的時期，這種回歸對唐代散文史而言也頗有意義。張說寫墓志還力避“六朝駢儷，為人志墓，鋪排郡望，藻飾官階，殆于以人為賦，更無質實之意”的積習(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墓銘辨例》)，無論在內容的寫實上，還是在筆法的通達上，都對后世古文家在這一體上的創新有所啟示。

這一時期，抒情性文章呈現出動人的魅力，尤其是出于詩人之手的書信等短章。如王維的《山中與裴秀才迪書》，在三個時空中轉換，寫得優美如畫。清新流麗的文字背后，是詩人對山水真誠的情思。

從某種意義上說，盛唐之文可以稱為“詩人之文”，這在李白尤其如此^①。他的《與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雖是干謁之作，卻寫得清新俊逸、豪氣逼人。即使是如《春夜宴桃李園序》這樣的偏于駢儷之文，也是逸氣飛動，使人不覺其為駢體，孫梅即稱李白“諸宴集序，雅思騷骨，儷而逸者”(《四六叢話》卷三二)。

除了王維和李白，其他一些詩人的文章也不失生機盎然。雖然只是初露散行之氣，但是其中有著他們作為詩人的感受和情懷，有著盛唐明朗浪漫的氣息，有他們對政治的熱情，對現實的關注。其中寫景的文章，景物描摹細致靈動，充滿情趣，具有詩的意境。這種寫景、抒情的特色，后來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記中再次體現出來^②。

從天寶中期起，由一批同游交好、為文旨趣相近的古文家，體現出文章由駢而散的轉變已成大勢。蕭穎士、李華、賈至等人“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蕭穎士、李華的周圍，因為師友關系，還各自聚集了一批文士^③。李華弟子獨孤及、獨孤及弟子梁肅也相繼名重一時。他們以宗經復古相號召，散體文創作的數量明顯增多，文體與文風改革的理論探討更為活躍^④。

由駢趨散的氣候之所以在此期漸成，除了作家隊伍的壯大之外，還與科舉制的弊病受到集中批評及適度改革有關。例如，經學大師趙匡約在大歷年間上《選舉議》，認為進士試詩賦助長“巧麗”之風，“無益于用”，因而主張停試詩賦，而代之以“箋表議論銘頌箴檄等有資于用者”。所試策文，也要“貴觀理識，不用求隱僻、詰名數，為無益之能”。趙匡的這一停試詩賦的主張，在過了幾年之后，趙贊知貢舉時就曾一度實行^①。雖然唐代進士試詩賦的制度自形成以來只是暫有更改，但文風丕變也能在科舉核心文體——賦體的創作形態上有鮮明反映。也就是說，在律賦最成熟的中唐時期，一種具有平易古樸的語言形態的新體文賦也趨于定型。從這種多元態勢中，不難理解駢散抗衡溝通的各種可能性^②。另外，建中元年(780)令狐峘知貢舉時，所試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策問，制策和對策開始用散體^③。總之，散文的聲勢從文壇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契機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壯大。

當然，這些古文家推進文體與文風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尚未能取得摧陷廓清的成效。他們好言明道，卻不善于將明道與社會生活作有機的貫通;他們向往先秦兩漢的文體文風，卻未能廣泛地含英咀華而自開生面。因而其古文往往缺乏個性和感染力。相對而言，元結較有獨到之處。

元結之文樸拙瘦削，歷來評價頗高，歐陽修謂“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集古錄》卷七);《四庫全書總目》亦謂其“文章戛戛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為者，自結始”。元結雖也感嘆“文章道喪”(《劉侍御月夜宴會序》)，反對浮華奢靡的文風，但是并未如其他古文家那樣，以宗經為目標。李商隱為元結文集所作的序中稱他“不師孔氏”，這正是元結獨標一幟之處^④。他的文章雖有勸戒教化之意，但又重“道達情性”(《劉侍御月夜宴會序》)，所以其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文編序》)。如批判社會、針砭時弊的雜文《七不如篇》《丐論》《惡圓》《惡曲》等，皆是有所激發，簡潔明快。值得一提的是，在韓愈心目中，元結屬于唐代善以文章鳴天下的人(《送孟東野序》)。韓愈推重他的原因，固然基于其對社會人生的強烈的道義關懷，同時也在于元結古奧矯峻的行文風格甚為投合韓愈尚奇的文章好尚，而這種風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柳宗元冷峭峻拔的文風^①。

除了直抒憂世之意的論體文外，元結的記體文也頗見特色。如《菊圃記》，由菊之不遇而感慨人的自處之道，寓議論于敘事之中，較之單純說理的文字，文學性已大為增強。

元結有一些銘序以道州山水之勝為對象，按照景物的變化，各自成文，遞相連接，遂成一個系列。這種形式明顯為柳宗元《永州八記》所本^②。而元結山水散文寫得最好的當為《右溪記》，此文突出了山水遭際與人生境遇之間的可比性。無論在景物的摹狀上，人與山水的關系上，還是在以“記”體作為山水散文的形式上，《右溪記》 都可以看做是柳宗元山水游記的重要先驅。然而這種有情致的散文，此時似尚未受到其他古文家的大力呼應。

從李華、蕭穎士、元結、獨孤及到梁肅，作為韓愈前輩的這兩代古文家^③，其作用還只是為中唐古文運動提供前期準備。到了貞元、元和年間，韓愈以“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振起唐文，被“后學之士，取為師法”(《舊唐書·韓愈傳》)。當韓愈在北方影響文壇的時候，柳宗元在南方貶所也致力于古文創作，并積極影響從學者。韓愈關于文體文風改革的主要方針和實踐精神，柳宗元都做出了建設性的呼應，兩人共同達到了唐人散文創作的最高峰，實現了“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的使命(《新唐書·文藝傳》)，在歷史上留下了“韓、柳”并稱的美名。而這兩位古文巨子之間有形與無形的合作，亦是中國文學思潮史上的佳話。

注釋

① 郭紹虞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第121頁則謂劉勰 《文心雕龍》中的理論便可看做古文運動的理論依據。② 《隋書·李諤傳》載,開皇四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③ 曹道衡、沈玉成所編《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第489頁認為,這表明李諤所反對的不全是駢文,從文中“雕蟲小技”、“先制五言”的提法來看,矛頭所向應是南朝人潛心的詩賦。① 李少雍《唐初史傳文學的成就》(《文學遺產》1989年第四期)一文指出:“唐修八史的四六文的特色,主要表現于史論和記言上。清人浦起龍說:‘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決難,猝辦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史通通釋·核才篇》)”② 清人趙翼認為:“古文自姚察始。”參見其《廿二史札記》卷九。③ 郭預衡指出:魏征等人的真誠,反映出“唐初庶族文人的一種新的情感,和六朝士族文人以世胄自負者不同,而與漢初的賈誼等人相似”。《簡說唐代文章之變遷》,《文學遺產》1988年第4期。④ 關于王績祖述陶淵明的文學史意義,參見川合康三《中國的自傳文學》第75—79頁,蔡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① 明代王志堅《四六法海》曰:“太白文蕭散流麗,乃詩之余。”② 孫昌武《盛唐散文及其歷史地位》(《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4期)一文認為,盛唐抒情散文的價值不可低估。抒情散文描摹景物和創造意境方面的成就,為多數古文家忽略,卻為柳宗元等人繼承,因而創造出古文中文學性最強的作品。③ 參見錢基博《韓愈志·古文淵源篇》,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④ 關于其理論議題的范圍及深度,參見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217—2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① 趙贊知貢舉一度停試詩賦,始于建中三年。此事的意義,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391頁認為“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進士科所試的詩賦,只講究格律聲韻,詞采華美,缺乏思想內容,與現實脫節……第二,這種弊病受到指責,已成為一種社會輿論”。② 馬積高《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73頁提到開元、大歷年間的賦壇“從形式說,也在前期的基礎上繼續發生變化:律賦已經開始形成;古賦雖有不同程度的駢儷色彩,但已脫出繁縟輕靡的余風,而顯示出簡潔遒勁的新貌;新體文賦的雛形也已出現”。③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219頁指出:“它說明:一、文體的改革已相當普遍,朝野所共同接受。二、這種改變已被認為是一種自然現象。”④ 參見孫昌武《讀元結札記》,《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① 王運熙《韓愈散文的風格特征和他的文學好尚》一文指出:“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不提當時名聲很大的古文運動前驅者蕭穎士、李華而獨提元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文學好尚,決非出于偶然。”載《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第23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黃炳輝《次山文開子厚先聲說》(《廈門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則認為柳文簡古、尚奇、有理趣的特色實際源于元結。② 參見王琦珍《略論元結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貢獻》,《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88年第2期。③ 何寄澎《簡論唐代古文運動中的文學集團》將古文發展分為三代:第一代大致活動于天寶至大歷年間,有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等人;第二代活動于德宗建中至貞元中期,主要有蕭存、韓會、梁肅;第三代從貞元中期至文宗大和年間,有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載《唐代研究論集》,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