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漢代散文·西漢后期到東漢前期的散文

這個時期從公元前48年西漢元帝即位起至公元88年東漢章帝去世止，共136年。這個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由元帝即位到王莽新朝滅亡的階段，即西漢后期;由東漢建立到章帝去世的階段，即東漢前期。

從元帝開始，大一統政權日益削弱，中央權力逐漸落到外戚、宦官手中，到公元8年，外戚王莽終于廢漢自立為帝，定國號為“新”。王莽本想托古改制，結果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引起社會更大的混亂，導致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公元25年，劉秀利用農民起義的力量，重建漢政權，史稱東漢，大一統重新得到恢復。東漢初期采取了一些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穩定了社會秩序，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封建漢帝國再一次出現中興的局面。但劉秀復漢稱帝，也同王莽一樣利用讖緯之說，還“宣布圖讖于天下”，讖緯之學成了凌駕于經書之上的官學。章帝時召集儒士討論五經異同，由班固寫成的 《白虎通德論》，使經學進一步讖緯化。從西漢元帝至東漢章帝，神學煙霧籠罩整個朝野。皇權要靠極端文化專制，要靠迷信思想體系來維持，說明政治危機四伏，大一統的體制已經陳腐、僵化。在這種政治氣候下，經學教條與神學迷信充斥各類文章之中，就不是什么奇怪的現象了。這些文章內容荒誕不經，也沒有什么文采，值得稱道的倒是那些反對迷信的文章。

西漢后期，出現了圖書搜集、整理的熱潮。成帝時命劉向(前77?一前6)總校諸書。劉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校閱群書時所寫的一些序錄引證詳備，分析深刻，或以古鑒今，或借災異現象諷喻時政。其奏議辭淺理暢，意味深沉醇厚，流露出作者強烈的匡救時弊的熱情。如成帝要耗巨資重筑延陵，劉向上《諫營延陵過侈疏》，勸諫成帝體恤民瘼，不可過分奢侈營建陵墓而給人民、國家帶來嚴重危害，文中旁征博引，曲折盡致。如為說明厚葬的危害，例舉了歷史上一系列的圣王賢臣薄葬與暴君昏主厚葬的事例，最后得出無可辯駁的結論：“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劉向又分類纂輯古代軼聞逸事，編成《說苑》《新序》《列女傳》等，人物形象生動，意味深長，對魏晉小說的產生頗有影響。

劉向的兒子劉歆(約前53-23)與父同受詔校書，撰成《七略》，為我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開創了我國的圖書目錄學。他生活在讖緯迷信盛行的時代，卻閉口不談陰陽怪異。在校書時，發現了從民間征集到的用古文字寫成的《尚書》《詩經》等先秦經籍，他要求把這些古文經書也立于學官，與今文經學分庭抗禮。這種要求自然遭到今文經學博士的反對，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從此，經學中出現了今、古文兩個流派，劉歆成為古文經學派的開創者。古文經學解釋經義，重在訓詁，探索經文本義，反對今文經學用讖緯迷信來發揮經義。劉歆的散文縱橫凌厲，大有西漢前期散文的風氣。如他的代表作《移書讓太常博士》，反駁今文博士對古文經的指責，揭露今文學派因陋就寡，抨擊今文學派自私腐朽，筆鋒犀利，義正辭嚴，具有文風復古的傾向。

與劉歆同時的揚雄(前53-18)，與劉歆一起曾仕于王莽新朝。揚雄也熱衷于古文經學，不滿符命讖緯之說。揚雄本是出名的辭賦家，后來認為辭賦無補于世道，于是專業于文。《漢書》本傳中說他“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揚雄不為經書作注，竟敢模仿經書“另搞一套”，確實具有“反潮流”的勇氣。揚雄不慕榮華富貴，對讖緯迷信的批判態度比劉歆還要堅決，其文章言辭盡管隱晦艱深，但在迷信空氣到處彌漫的情況下，他的文章確有摧陷廓清的威力。

西漢后期以奏議而擅名的散文家有杜鄴、貢禹、鮑宣。哀帝元壽元年(前2)春，繼地震之后又發生日蝕，宮廷內外一片惶恐。杜鄴進《元壽元年舉方正直言對》，以歷史上的災禍為佐證，力陳當朝外戚擅權的危害，對皇上提出了改過自新、匡救時弊的期盼。貢禹，在元帝時為諫大夫，他的《奏宜放古自節》，反對朝廷大小官吏奢侈腐化，呼吁減輕人民的重負，提倡吏治中的廉政之風。鮑宣，哀帝時為諫大夫，其奏議的內容與風格與貢禹相近。如建平四年(前3) ，他呈遞《上書諫哀帝》的諫書，把百姓悲狀概括為“七亡”、“七死”，矛頭直指戕害百姓的貪官污吏，猛烈抨擊外戚專權，《漢書》本傳中稱其“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少文多實”，也概括了這個階段奏議文章的特點。

東漢前期，國家又歸統一，政局比較穩定。但在政治思想方面沒有改變王莽讖緯迷信那一套，并變本加厲，使神學化了的儒學和迷信讖緯更加正統化。但這一階段的散文成就倒比西漢后期要高。

《史記》所記大致止于武帝太初年間，西漢后期、東漢初就有人接著《史記》來續寫漢史，如劉向、馮商、揚雄、班彪等。但誰也沒有想到要撰寫一部完備的西漢史。到了班固(32-92)的時候，他歷經二十多年，撰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其體例主要依仿《史記》，略有變更。它的資料詳實，慎核整齊，敘事詳明，言辭典雅，有散文駢化的特點，成為我國后世紀傳體斷代史的權輿，在中國散文史上有巨大的貢獻。《漢書》傳記文學性總的來說不如《史記》，但它是繼《史記》之后最杰出的傳記文學作品，有些人物傳記寫得也相當精彩。如《蘇武傳》，生動地記敘了蘇武寧死不降的事跡，塑造了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形象，其傳神筆力并不在司馬遷之下。

就在東漢前期讖緯迷信猖獗之時，涌現了一批堅決抵制這股強大時代逆流的思想精英，桓譚(?-56?)是當之無愧的先驅者。他敢于冒著生命危險在光武帝面前公開表示“臣不讀讖”，并上《抑讖重賞疏》，言圖讖之害，足見他反對圖讖迷信是何等的堅決。他所著的《新論》，共計29篇，以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為思想武器，直接向讖緯發難。《新論》說理透辟，情理兼備，既震聾發聵，又富有藝術感染力。

王充(27—約97)是東漢最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其《論衡》代表了東漢前期政論文的最高成就。他以新的樸素唯物主義元氣自然論，系統地批判了世俗鬼神、禍福報應等神學迷信觀點，從根本上抨擊了“天人感應”與讖緯之說。王充注重文章的實用功能，要求著文能起“勸善懲惡”、“匡濟薄俗”的作用，又主張文章內容和形式相統一，反對言過其實，雕文飾辭。他的《論衡》發論大膽，明暢易曉，這兩個特點都是前人少有的。

西漢前期的奏疏書表，特別是奏疏，寫得很有氣勢，客觀地表達了在嶄新的大一統格局下，西漢人雄心勃勃的志向和唯我獨尊的自豪。相比之下，東漢前期的奏疏書表，特別是書信寫得哀怨憤切，真切地表達了東漢前期，人們在神化了的皇權專制重壓下，種種精神苦悶與無奈。如馬援(前14-49) ，東漢初期的名將，其著名的散文是《誡兄子嚴敦書》，他諄諄教誨子輩謹慎言談，特別是要閉口不言他人之過。信中說：“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愿聞子孫有此行也。”在皇權專制的社會里，本無是非可辨，有的倒是口禍頻仍，要想明哲保身不受他人讒害，就得首先對他人之過視而不見，知而不言。講得雖不在理，卻都是肺腑之言，都是人生痛切的體驗。

再如馮衍，有奇才，然一生坎坷不平，光武帝建武末年，他作《上疏自陳》，懇求光武帝能力排眾讒，公正對待人才，使能者見用。他認為自古賢能難免讒毀，已顯達者尚且在所難免，何況位卑貧賤者!文中不平之憤，牢騷之氣，與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一脈相承。

東漢一朝能文的家族，以班氏為最。班彪、班固天下皆知。班固弟班超，后雖投筆從戎，但其文采不遜當時有名的文士。他有《西域諸國》多卷，晚年所作《上書求代》更為人傳誦。無獨有偶，還有以崔骃、崔瑗、崔寔為代表的崔氏家族，也以文名天下。崔骃博學多才，著有《春秋左氏傳解詁》《國語解詁》。他淡泊名利，不愿出仕，為此受到一些人的譏諷，他于是作《達旨》，以回敬世俗偏見。章帝死后，竇憲執政，崔骃見竇憲擅權驕恣，于是寫了《獻書誡竇憲》，列舉前朝外戚干政引起的慘禍，勸告竇憲引以為戒，辭情懇切，直言不諱。如信中講：“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幾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可惜竇憲對逆耳良言置若罔聞，凡是擅權者，在“福大”、“爵隆”后，有幾個不是忘乎所以、飛揚跋扈的呢?

這個時期的散文中，值得一提的還有馬第伯的《封禪儀記》。建武三十二年(56)，光武帝劉秀封泰山。馬第伯作為隨員相從，寫下了這篇封禪記文。此篇記文不同以往封禪記，說它是一篇山水游記更合適。記文主要描述泰山的奇景壯觀。在此之前，還未曾有過如此的以描寫自然風光為重點的記文，它直接影響了后代山水游記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