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中唐詩歌·大歷詩壇向元和詩壇的過渡

貞元八年(792)是中唐文學史上一個不尋常的年頭。前一年，包佶、李紓、劉太真、吳通玄四位重要作家相繼下世。這一年，陸贄知貢舉，放賈稜、陳羽、歐陽詹、李觀、韓愈、王涯、張季友、穆質、李絳、崔群、許季同等23人及第，時號“龍虎榜”。翌年，韓愈等人的支持者梁肅去世，而柳宗元、劉禹錫、盧景亮、穆員、許志雍、元稹等人繼踵科第，耆舊凋零，新秀登場，這兩撥人的交替，意味著中唐詩壇完成了由大歷時代向元和時代的過渡。在這詩人隊伍新舊交替之際，逝者已矣，新人初露頭角，聲望尚淺，主持詩壇的重擔于是落到另一批適時入朝的臺閣詩人身上，他們是權德輿、楊于陵、韋渠牟、王紹、崔從質、王仲舒、許孟容、陳京、崔邠、馮伉、張薦、徐岱、蔣乂等。這些人或出身幕府，或由太常博士起家，都有禮學背景，在貞元年間的典禮論爭中悉為引人注目的人物^①。他們雖然不都以詩著名，但因位居清要，在詩壇新老交替的真空時代，他們以頻繁的臺閣唱和與游戲詩風充當了朝中風雅的倡導者和主持者^②。

在這批詩人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權德輿。他憑借父親權皋忠臣、高士的盛名和自己過人的才華，受到以老師獨孤及為首的一批前輩名詩人包括包佶、戴叔倫、梁肅等的提攜，很早就奠定了在詩壇的聲名。德輿娶給事中崔造女為妻，不久岳父拜相，使他又獲得一個強有力的政治背景。貞元八年由幕府入朝后，他從太常博士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太常卿、禮部尚書，不到二十年就官至宰相，成為當時位望最尊的文學家。清代作家邵長蘅曾說：“一代風雅之歸，必有正宗。宗之言主也，尊也，言其人能主持風雅而學者尊事之也。夫所以為一代之宗者，其才足以包孕余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偽體，而又有其地，有其時。”^③權德輿正是這樣一個才學識兼備而又有“地”的詩人，他很快就以地位聞望和文學才能贏得了文壇盟主的地位。當時，以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新臺閣詩人群，他們以應制吊挽、贈行餞別、宿直升遷、游賞等臺閣日常生活為主要內容互相唱和，長久的臺閣生活導致詩歌題材日益狹窄，而無聊日子的重復，消磨了人的一切新鮮感和好奇心，為擺脫日常經驗的消磨，他們逐漸走到游戲化的路子上去，以各種游戲體形式來爭奇斗勝，并在當時產生影響，略為裝點了較為冷清的貞元詩壇。權德輿的創作本身，無論臺閣體還是游戲詩風在唐詩史上都不占重要位置，但他文壇盟主的地位卻對中唐文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元和詩壇的詩人隊伍簡直就是在他的翅膀下孵育出來的。大作家中有案可稽的，如柳宗元，貞元八年應進士試，有《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啟》(《柳宗元集》卷三六)，述故人言曰：“補闕權君，著名逾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掞文，朋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中略)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后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此足以見權德輿在當時的聲望和影響力。貞元十一年(795)他有《送劉秀才登科后侍從赴東京覲省序》(《權載之文集》卷三八)，這是在為初出道的劉禹錫延譽。元和十一年(816)，在興元養病的元稹有《上興元權尚書啟》，說：“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之盟，余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于經籍，卒未能效互鄉之進，甚自羞之。”隨啟封上詩五十首，文四篇，表示一位后進對先達的尊敬。在權德輿知貢舉三年所取士中，王涯、王起、賈��、李宗閔、牛僧儒、楊嗣復、杜元穎等后并為宰輔，白居易、元稹(二人皆制科)、陳鴻、沈傳師、劉述古等后并為名作家。合貞元十年試所得士范傳正、李逢吉、王播、裴垍、裴度、許堯佐、王仲舒、崔群、許季同，這份名單已包攬了元和、長慶以后的大部分文學和政治名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權德輿的光輝籠罩了整個中晚唐的文壇與政界。

不過，由于權德輿本人的詩歌創作未取得很高的成就，尤其是未形成獨特的風格，他對元和詩壇的影響是在培養作者隊伍上，而不是在詩歌創作上。真正對元和時代的詩歌創作產生影響的，是另外兩位從大歷時代過來的老詩人——顧況和李益。顧況早著才名，至德二載(757)即登進士第，歷任使幕僚屬。當權德輿等入主京城壇坫時，他貞元九年(793)卻在茅山出家為道士，據說活到94歲^①。顧況詩在大歷時期顯出獨特的個性色彩，其取材之廣泛無人可比，其中一系列與生命、死亡主題有關的作品與為數眾多的題畫詩，清楚地讓我們看到他對生命的沉思和對藝術的熱愛。通過這兩個主題的表達，他盡情地宣泄了強烈的自我表現欲求，而古詩體裁無疑為之提供了適當的形式，通過強化某些句法、節奏、結構形態，運用生新粗礪的字眼和聲調與轉韻不規則性，他成功地構筑了一種奇峭生澀的嶄新風格。他的作品總體上雖說奇崛有余而精工不足，顯得比較粗糙，但在大歷這個個體風格特征不明顯的時代，卻能自出“駿發踔厲”的一家面目，并藉其髦壽與盛名給元和詩風以直接的影響。顧況詩對個性化的追求，標志著開元以后一度泯滅的自我表現意識的復蘇，韓愈、孟郊等人正是在他的旗幟下走向風格的建樹。如果說元和詩風的總體傾向是從大歷的清空閑雅、平易流利走向韓、孟的奇崛排奡，那么如魯靈光巍然獨存的顧況就是在風格上對元和詩壇直接影響最大的詩人。“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①。非僅韓孟一派作家將他視為直接師法的藝術楷模，表示無限的景仰;就是元白一派詩人，即使張固《幽閑鼓吹》所載白居易謁顧況一事屬子虛烏有，從新樂府題材和章法上繼承顧況的《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宜城放琴客歌》《露青竹杖歌》等處我們也能看出顧況對元和詩壇的影響。

顧況作為盛唐詩壇碩果僅存的老詩人，貞元后期主要隱居在江南，因而名聲不如另一位大歷時代的前輩詩人李益隆盛。李益青年時代投身軍幕，“五在兵間”，是大歷時期唯一“走馬曾防玉塞秋”，有著二十多年邊庭生活經歷的詩人。長年的邊塞軍旅生活，使他對戍邊的艱苦生活和戍卒的和平愿望有深刻的體驗。塞上風霜不僅鍛鑄了他的性格，也磨礪了他的筆鋒，《從軍北征》《夜上受降城聞笛》等詩極真實極深刻地表達了邊庭將士久戍思歸的無盡鄉愁。其凄苦哀怨的情調，在邊塞詩壯烈的底色中滲進了一抹悲涼的色彩;而成功的心理刻畫，則在盛唐邊塞詩之外別開一個新的境界，并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一些作品被畫為圖，譜為歌曲，天下傳唱。李益于貞元十六年離開幕府，漫游江淮，至元和初被征入朝，成為臺閣唱和的中堅詩人，也是當時聲望最高的前輩宗師。王建曾寄詩表達仰慕之情，說：“大雅廢已久，人倫失其常。天若不生君，誰更為文綱。”《寄李益少監送張實游山州》)孟郊、賈島也曾投詩，尊為宿德。令狐楚編《御覽詩》，收李益詩36首，為全集之冠，顯示出官方評價對他的肯定。事實上，顧況不過以他的名氣和風格對后輩韓、孟一派產生影響，而李益則以他的地位和聲望領袖群倫，左右了元和以后詩歌的風氣。具體地說，他的創作始終保持著大歷詩風清奇雅正的格調，并將這一唐詩血脈傳到晚唐。唐末張為作《詩人主客圖》，以李益為“清奇雅正主”，其下客流有蘇郁、劉畋、僧清塞(周賀)、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方干、馬戴、任蕃、賈島、厲玄、項斯、薛壽、僧良乂、潘誠、于武陵、詹雄、衛準、僧志定、俞鳧、朱慶余等人，由貞元延及唐末，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清奇雅正”，大體就是大歷詩的基本品質，其中“奇”字稍遜色，這后來為顧況求變的努力所彌補。顧況引逗了韓孟一派尚奇的風氣，盧綸開了元白淺俗之風的先聲，而李益則把大歷詩清雅的品質作為基因傳給元和以后的詩人。所以，在大歷和元和之交，要舉出保持了唐代詩歌的純正血統——清奇典雅的美學理想的傳人，那就是李益。

注釋

① 關于貞元朝的禮學論爭,戶崎哲彥《唐代的褅袷論爭及其意義》(《東方學》80輯,東方學會1990)一文有詳論,蔣寅譯文載《中國文學研究》第6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可參閱。② 詳見蔣寅《權德輿與貞元后期詩風》,載《唐代文學研究》第5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又見《大歷詩人研究》上編第四章《大歷詩壇向元和詩壇的過渡》。③ 邵長蘅選刻《二家詩鈔·王漁洋詩鈔序》,康熙三十四年刊本。① 據趙昌平《關于顧況生平的幾個問題》,《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① 皇甫湜《著作佐郎顧君集序》,《文苑英華》卷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