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漢代散文·東漢中后期的散文

這個時期從公元89年和帝即位起到220年曹丕代漢止，共132年。這個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即由和帝即位到189年董卓入京的階段和董卓逼獻帝遷都長安到東漢滅亡的階段，我們姑且把它們簡稱之為東漢中期與東漢后期。

東漢前期，憑著統一穩定的局面，東漢還維持著強盛的國勢，仍是東方文明的中心。當時，世界上的強國只有羅馬帝國才有資格與它相提并論。但是從和帝之后，國家一直處于外戚、宦官交替專權的局面之中。不論哪方得勢，都同樣地攬權斂財，禍國殃民。國家經濟貧弱、政治黑暗到了極點，甚至于公然標價賣官鬻爵。朝官多系外戚親信、宦官黨徒，文人入仕的正途被堵塞。文人自身的社會壓抑，引起文人意識的巨大變化，經學的“獨尊”與讖緯的權威在他們心中坍塌了，他們揭露統治者腐敗墮落與傾訴自己心靈痛苦的文章，贏得了社會廣泛的支持與同情。有些文人還與一些正直的官僚聯合起來，大膽地議論朝政，抨擊時弊，臧否人物，因此統治集團先后制造兩次“黨錮”事件，對他們進行了殘酷的迫害。然而血腥的鎮壓，只能引起更大的反抗，引發社會更大的動亂，184年，終于爆發了黃巾農民大起義。189年靈帝死，少帝即位。外戚何進召擁兵自重的并州牧董卓入京，給了董卓擅政的機會，隨之又有人興兵討董，從此開始了長達30年的軍閥分裂割據的局面，動蕩的社會，使散文有了新的變化。

東漢中期出了一位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和科學家張衡(78-139)。張衡在安帝時任過太史令，順帝時制成候風地動儀。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主要表現在辭賦方面，散文曾作《應間》，表達正直文人士大夫不肯阿世求榮的高潔志向，而他的奏疏更以唯物論的觀點，揭露了讖緯迷信的虛妄。如他的《請禁絕圖讖疏》，用事實證明讖緯是騙人的偽書，“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在統治者把圖讖視為維持統治的精神法寶的形勢下，張衡毅然要求對之禁絕流行，這需要多大的勇氣與魄力!

最能代表東漢中期社會批判思潮的當數王符。王符大約生于章、和帝朝，卒于桓、靈二帝之際，著有《潛夫論》36篇，對當時社會的弊政陋俗，特別是腐敗吏制，進行了尖銳的揭露批判。作者把社會禍亂的根源歸之于朝政的棄賢任佞，如在《賢難》篇中指出：“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夫眾小朋黨而固位，讒妒群吠嚙賢，為禍敗也豈希?”文章有賦體特點，語言樸實明暢，筆鋒凌厲，批判深刻。

《潛夫論》是一位在野文人所發表的政見，而東漢中期社會批判文章的作者，更多的卻是那些政事的參與者，由于他們對上層統治者的腐敗有近距離的觀察，所以批判的鋒芒有時顯得更加深刻、犀利。他們互相激勵，互相聲援，危言深論，形成了強大的社會輿論。

如官至尚書的崔寔(?—170?)，其代表作《政論》就是針對當時“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風俗凋蔽，人庶巧偽”的社會現狀，來探討朝政的得失，來尋求“濟時拯世之術”。主張以“重賞深罰”的法術，矯東漢的時弊，明確地表示崇尚法家思想。在《政論》中，我們處處都能感受到作者對國家衰微的憂患和一心挽救頹勢的熱忱。

和崔寔的《政論》比起來，那些深受迫害的黨人首領的文章，不僅也有對東漢王朝分崩離析局面的擔憂，更多的是對執政者的不滿。如太尉陳蕃 (?—168)有《諫封賞內寵疏》，直言皇上“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痛斥吏制腐敗。司隸校尉李膺等人在黨錮之禍中被誣收監，陳蕃上《理李膺等疏》營救，疏文把當今皇帝視為桀紂之輩、亡國之主，痛斥他殘害忠良以威懾天下人的險惡用心。疏中說：“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這哪里是一篇奏疏，簡直就是一篇聲討暴君的檄文。如此敢觸龍鱗的文章，真是罕見!作者置生死于度外，憤切直言，痛快淋漓，一改以往奏疏恭謹謙和的文風。

“嫉俗”歷來是“憤世”的補充，在大膽批評弊政的同時，東漢中期又產生了一股臧否人物的“清議”風氣。一些人通過品評具體人物，蔑視權貴，譴責見利忘義之徒;砥礪名節，贊揚舍生取義之士，曲折地表達對黑暗腐敗政治的不滿與清明政治的向往。如朱穆(100-163) ，有一篇《與劉伯宗絕交書》，揭露了劉伯宗在得勢前的假謙恭，斥責他得寵忘故、富貴驕奢的人品，表現了作者鄙視權貴的高蹈雅潔之志。李固(94-147)也是一位敢說敢道的正直官僚。他的《遺黃瓊書》公然指名道姓評議當時被朝廷征召的幾位“名士”，對欺世盜名之徒進行了鞭撻。書中有“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等句，對人才名實關系評騭深刻精到，頗為后世所傳誦。

這個時期還產生了一批學術性著作，著名的作家有馬融、許慎、鄭玄、蔡邕、應劭等人，最有影響的當數著名經學家鄭玄(127-200)。鄭玄在黨錮事件中被禁，于是潛心遍注群經，其中以《毛詩箋》《三禮注》最有影響。除箋注之作外，還有《天文七政論》《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等。鄭玄以古文經學為主，兼采今文經學，取宏用精，終成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世稱其學說為“鄭學”。東漢中期的學術型文章，從容不迫，嚴謹精審，卻不是遠離社會現實的“純學術研究”。就如“鄭學”，它配合了社會批判的思潮，起到了抑制今文經和讖緯發展的作用。

東漢后期，各地豪強據兵爭雄，兵連禍結，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與經濟凋蔽、生靈涂炭的慘象相反，思想文化方面卻呈現出勃勃生機。這個時期的散文，不僅反映了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也反映了社會意識形態的劇烈變化。

東漢后期最著名的社會批判家當數仲長統(180-220) ，其代表作就是十余萬字的《昌言》。書中對漢末的黑暗現實作了深刻的揭露，特別是對亡國之主的荒淫誤國作了大膽的抨擊。其《理亂》篇中寫道：“彼后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并起。”筆下點點滴滴都是血淚，字字句句都是控訴。仲長統及王充、王符，在東漢社會批判家中皆為翹然出眾者。由于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他們批判的鋒芒也各有側重。王充生活于東漢前期，時讖緯迷信盛行，其《論衡》批判的對象主要是神學迷信。王符生活于東漢中期，時社會極度黑暗混亂，其《潛夫論》抨擊的主要對象是專權的外戚、宦官集團。仲長統生活于東漢后期，時東漢王朝名存實亡，大一統局面已分崩離析，其《昌言》更多的是對整個漢代的興衰史做全面的反思與評判。

東漢后期實際就是漢獻帝劉協在位的30年。這30年中五改年號，“建安”時期最長，達24年之久，所以，一般習慣稱東漢末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東漢后期，天下分裂，禍亂相繼，然而文學卻呈現出繁榮的景象，杰出的散文家除仲長統外，還有 “三曹七子”。

“三曹七子”中，曹操(155—220)影響最大。曹操的文章主要是給下屬的命令、書信與給皇帝的表章，以質樸剛健的語言直抒胸臆，大膽直率，氣勢磅礴。如他發布了《求賢令》《論吏士行能令》《選軍中典獄令》等法令，反復申訴自己“唯才是舉”的用人主張。在《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中強調人各有長短，不可求全責備，不能因有偏短之處而廢棄人才。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甚至有這樣的文字：“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這樣的主張真是驚世駭俗，不僅否定了漢代舉孝廉的選才標準，而且對傳統的人才觀提出嚴重的挑戰，表現出曹操非凡的膽識與氣度。曹操的令、表、書，一般都篇幅短小，唯一超過千字的文章就是那篇有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文章回顧了自己初期的志向與抱負，記敘了從董卓之亂后自己的政治、軍事生涯，概括地評價了自己的歷史功績，對懷疑他圖謀篡位的種種議論進行了批駁。感情真摯充沛，直言不諱，文字簡約嚴明，揮灑自如，不受傳統思想和形式體制的約束，很有創新性，表現出一種清峻、通脫的風格，這也代表了漢末魏初文章的特色。

曹丕(187-226)早在代漢稱帝前，就大力倡導文學，成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他善寫詩賦，也擅長散文，如其《與朝歌令吳質書》《又與吳質書》，敘友情，悼亡友，凄楚哀痛，文筆清新流暢，有濃厚的抒情味，對后世短篇抒情散文的寫作有一定影響。其《典論·論文》是我國較早的文學批評專著，它條分縷析，邏輯性強，直述己意，絕少引經據典，顯示了建安時期論說文的特點，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有奠基的作用。

曹植(192-232)是建安時期最杰出的作家，他的辭賦和詩歌成就代表了當時最高的水平。他的優秀散文集中于書、表方面，雖簡約深致不及其父，但也才思奔涌，自然流暢，感情激越。如《與楊德祖書》，專議文學，流露出高度的自信與自負;《求自試表》，奮然請纓效命，充滿志不得伸、才不得用的怨憤。慷慨悲壯，字里行間充溢著抑郁不平之氣。

“建安七子”及其作品是分裂動蕩時代的產物。作家處于社會重大變革時期，又逢社會思想解放的大潮，個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其作品表現出“慷慨任氣”的時代特征。“七子”中，年輩最長的是孔融(153-208)。他生性剛直不阿，政治態度也與其他六人不同，不僅不依附于曹操，而且常以詭詞嘲諷曹操專權，終為曹操所忌恨殺害。他的文章恃才負氣，敢怒敢罵，以氣盛見長，如《論盛孝章書》和《薦禰衡表》，極贊盛孝章與禰衡器量雅偉，詞情懇切，慷慨有英偉豪杰之氣，也折射出作者尚氣剛傲的性格特征。“七子”中，王粲(177-217)的文學成就最高。他尤擅長詩賦，其散文有 《為劉荊州與袁尚書》《爵論》《安身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也深沉真摯，清峻通脫。“七子”中的陳琳(?-217)以書檄出名，最有影響的是《為袁紹檄豫州》。這篇檄文歷數曹操的罪惡，頌揚袁紹的功德，鋪陳夸飾，以富麗見長。袁紹死后，陳琳歸附曹操，又以同樣的筆法寫了《檄吳將校部曲》，盛贊曹操，痛斥孫權。御用文人之無行，由此可見一斑。擅于書檄文表的還有阮瑀(165-212)。他曾在馬上為曹操草擬信稿，書成后竟使曹操不能增刪一字。其代表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文質論》，文采優美堪與陳琳相比。“七子”其余三人，徐幹(170-217)著有《中論》二十余篇，辭義典雅，成一家之言。劉楨 (?-217)字公幹，著有《諫平原侯植書》《答魏太子書》等。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中稱道說：“公幹箋記，麗而規益。”應場(?-217)字德璉，傳世之作不多，散文有《報龐惠公書》《奕勢》等，與陳琳、徐幹、劉楨同時死于瘟疫。曹丕《又與吳質書》中說：“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總之，誠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

以仲長統及“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使漢末文壇一時呈現出“彬彬之盛”的局面，為漢代文學畫上了輝煌而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