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先秦歷史散文·《春秋》和《左傳》

“春秋”原來泛指上古各國史書(墨子自稱曾見“百國春秋”)。由于孔子利用魯國的史籍寫成他的一部個人著作，后世專指孔子之書為《春秋》。這本書的起訖年代(前722-前481)被稱為春秋時代。

《春秋》是一部歷史大事記，只有一萬六千五百余字，然而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在經學史上，它是五經之一，西漢時甚至成為行政和司法的原則，有的官吏竟援引《春秋》以決獄訟。在史學史上，它是第一部系統的歷史大綱，以魯史為線索，全面地記錄了242年間中原各國政治、軍事、外交、宗教等重大活動，逐年逐月，沒有間斷，而且準確可信。較之資料匯編性質的《尚書》前進了一大步。孔子可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民間史學家。

從文學史看，《春秋》還不能算散文，僅有句而不成篇。記事極簡略，最短者僅一年一字(隱公八年，螟)，最長的一年四十余字，所以有人認為是“爛斷朝報”。但仍對后世散文有積極貢獻。第一、創立了所謂“春秋筆法”。用不同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委婉地給人物和事件以恰如其分的評價，通過“微言大義”，“寓褒貶，別善惡”。如“鄭伯克段于鄢”，用六個字記錄并評價鄭國一次內戰。據《左傳》分析：“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同樣記戰爭，有侵、伐、入、襲、克、取、平、救、圍、還、敗、敗績……等區別。同樣是殺人，殺有罪曰誅，無罪曰殺，下殺上為弒。同樣是死亡，卿大夫為卒，諸侯稱薨，天子稱崩。這本是當時史官的傳統，經孔子發揚光大，為后世進步史學家和文學家所繼承。第二、言簡意賅，用詞造句精確有序。如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飛，過宋都”。“隕石”句，先聽覺，后視覺，找到落地之處，再計其數。“六鹢”句，先粗看天上有六點黑點;再細看，原來是鹢鳥;仔細瞧，竟然是退飛;繼續盯著看，它們到底飛向何方，經過宋都才不見了。如此細密地觀察和描述，不僅對后世記事文學、而且在自然科學考查史上也樹立了榜樣。

《春秋》寫成之后，有不少人為之作注釋，當時稱為“傳”。今存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三傳，統稱《春秋三傳》。本節先介紹《左氏春秋傳》。它又名《春秋左傳》《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因為作者是左丘明，故名。歷代學者對此常有懷疑，迄今為止，大多數學者還是維持左丘明的著作權。他是魯國人，是孔子的弟子輩，年代稍晚，故記事雖與《春秋》同時開始，而結束卻晚于《春秋》13年。此書以《春秋》為綱，逐年加以補充，詳記孔子所略史實。如《春秋》僅有“鄭伯克段于鄢”一句話，《左傳》則詳詳細細寫成一篇幾百字的文章。全書約二十萬字，篇幅比《春秋》擴大十幾倍，已不再是標題新聞摘編，而是嚴格意義上的編年史，也是成功的歷史散文。

左氏十分尊重孔子，處處以孔子之是非標準來評價歷史，但也有差異。一、孔子尊王貶霸，左氏對周天子十分冷淡，寫五霸皆虎虎有生氣。二、孔子尊君賤民，“為尊者諱”;左氏則表現出明顯的民本思想，對于失民心之君(如魯昭公)，批評毫不留情。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左氏相信鬼神、卜筮，記錄了不少迷信活動，但又主張民為神之主，似乎天和神也要服從民意。

《左傳》在文學史上的成就，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第一，擅長寫戰爭。春秋時期，列國紛爭，戰亂頻仍。《左傳》所記述數百次，重點寫其中五大戰役，轟轟烈烈，歷來備受稱贊。寫小的戰斗也各具特色，生動突出。作者不局限于對交戰過程的描述，總是力圖深入揭示戰爭的醞釀經過，諸多矛盾的形成與激化，或勝或負的經驗與教訓，使讀者從中獲得有益的啟迪。如晉楚城濮之戰，是兩大國爭霸的第一次較量。從晉文公整頓內政寫起，如何訓練士卒，慎擇將帥，嚴肅紀律，確立忠信觀念等等。接著掃清外圍，既而展開爭取齊、秦的外交活動。待到兩軍對陣，晉文公克服攻擊前的猶豫，進行正確的部署。楚軍主將子玉驕而無禮，求勝心切。結果，晉軍得勝，楚軍大敗。文章最后總結說：“君子謂是役也，能以德攻。”即所謂“有德者昌，無德者亡”。這也是左氏對待當時許多戰爭的基本態度。

小的戰斗如齊魯長勺之戰。作者首先注意靠什么打仗的問題，靠祭祀神靈和小恩小惠都不行，只有誠心實意為百姓辦事，才能有戰勝強敵的群眾基礎。然而僅僅道義還不夠，必須講究戰略戰術。要避其銳氣，擊其衰竭，要仔細考察地形，正確判斷敵軍虛實，選擇適當時機發動進攻和追擊。《左傳》十分欣賞其中關鍵人物曹劌，對他的言語、動作、神情、心態，指揮若定的氣派，有非常具體的描寫。這個故事《國語》和《管子》都有記載。二書都詳于記言，而略于記事寫人，其文學性比《左傳》差得多。

第二，精心描述政治紛爭尤其是政變。據司馬遷說，《春秋》記弒君36次。《左傳》對其中最重要的十幾次作了詳細的記述。大致可分三類：一是得手的政變。如齊國連稱、管至父弒齊襄公。《左傳》中這段文字并不長，但情節緊張，曲折多變，富于戲劇性。二是失敗的政變。如晉靈公謀趙盾。靈公暴虐，久失君德，把執政大臣趙盾視為眼中釘，刺客受命入室行刺，卻自殺而不從君命;養甲士設伏圍攻，卻有人臨陣倒戈;人無可使，至于用犬，足見其失道寡助。趙盾恭敬愛民，忠于國家，不顧個人安危，故能得道多助，遇難呈祥，化險為夷。后世戲劇有《鬧朝撲犬》等，即演義其事。第三類是漁翁得利的政變。如楚國子干子皙發動政變，楚靈王被迫逃亡在外并自殺，公子棄疾趁機故意制造混亂，弄得子干子皙惶惶不安而自殺，棄疾坐收漁利，取得政權。這些政變，頭緒紛繁，矛盾錯綜，人物眾多，斗爭緊張。作者能抓住要害，剖析其因果關系，以大人物為中心，以小人物為陪襯，寫來有條不紊，重點突出，疏密得當，技巧很高明，為后世史傳文學和歷史小說提供了經驗。

第三，有意識地刻畫人物個性特征。由于采用編年體分年紀事，《左傳》還沒有后世那種人物專傳，而是通過分散在不同時間的言行從而展示其品德和性格。大致可分為累積型和閃現型兩大類^①。前者主要是活躍在當時歷史舞臺上的某些國君和著名的卿大夫，如鄭莊公、晉文公、楚靈王、魯昭公、宋子產、晉叔向、齊晏嬰等人物，大致屬于累積型。所謂閃現型，即通過一時一事或一言一行，顯現其不凡的見識和卓越的人品，雖然在歷史上一縱即逝，閃爍而過，但由于有《左傳》的生動記錄，給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魯國平民軍事家曹劌、晉國不爭功的介子推、鄭國愛國商人弦高、齊國舍身救主的逢丑父、楚國的野心家白公勝、宋國的和平主義者向戌、吳國的學者公子季札、虞國的賢臣宮之奇，還有些小人物如刺客專諸，宦者寺人披，女性如楚鄧曼，晉驪姬，秦懷贏等等，不勝枚舉。

第四，《左傳》的敘事不限于純客觀地有聞必錄，而是試圖探索歷史演變的必然性。美國學者王靖宇對此指出：“顯然不僅僅是對一系列事件的羅列，它還意味著一種嘗試，即把所報告的種種孤立事件聯系起來，從混亂而不連貫的往事中找出某種道理和意義。”^②其手法多樣，以實錄為主而又富于想象。作者善于捕捉細節，力求真實準確，以體現典型環境中的突出性格。如寫衛獻公返國途中對歡迎者的不同態度：“大夫逆之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從表情的微妙變化，可見此人政治氣量狹小，對他人斤斤計較。又如，寫晉將先軫之粗獷，因晉襄公誤聽母后之言而釋秦囚，放虎歸山，先軫竟在朝廷上大發雷霆，說：“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不顧而唾! ”幾句話，一個動作，把這位忠直而剛強的將軍個性展現得活靈活現。為克服分年記事的限制，力求故事的完整性，《左傳》往往采用追敘補敘，以“初”字插入往事。有時在前面留下伏筆，若干年后又有照應。可以看出作者在結構上針線細密，頗具匠心。

古代史家常指責《左傳》“好奇”。這主要是指作者每每通過神奇的故事甚至想象的手段，來增強情節的生動性和趣味性。如成公十年，晉平公夢惡鬼，向他索命報冤;請來秦國名醫，又夢見二小兒為避開名醫之針與藥，深入膏與肓之間。還有桑田巫為之釋夢，小臣夢負日，終于被指派殉葬等等，一系列的夢境，令人毛骨悚然，如讀志怪小說。這些素材可能取之于當時的民間傳說甚至巫史記錄，但是把它們提煉加工，有機地融入《左傳》之中，不隔不贅，平添意味，乃是左丘明的功勞。

第五，關于《左傳》的記言文。

最為后人稱道的首先是行人外交辭令。如僖公三十年，鄭燭之武退秦師，著重剖析秦、晉、鄭三國利害關系，強調亡鄭無利于秦，反能有利于秦之宿敵晉國，保存鄭國對秦國有益而無害。說理周密，委婉動聽，因而打動秦穆公立即退兵。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聘晉，館舍較小，子產竟拆毀院墻。晉人怒而指責，子產據理回答，指斥晉國之傲慢，力陳小國之無奈。晉方無言以對，只好道歉。子產這番言辭，把無理之舉說成有理，為小國出氣，后來得到孔子的稱贊。此外如楚屈完對齊君，魯展喜犒齊師，晉陰甥對秦伯，都是在緊張的戰陣之際，弱者依靠辭令對付強者，不卑不亢，據理力爭，終于緩解矛盾，保存國家尊嚴和外交體面。皆精心結撰之名作，不可能是當時的實錄。

其次是臣下諫說之言。如僖公五年，虞宮之奇諫虞公假道于晉以伐虢，以“唇齒相依，唇亡齒寒”比喻虞虢關系，后來成為成語。桓公六年，隨季梁諫追楚師，告誡小國之君切勿輕敵。這些都是歷來傳誦的名文。至于晏嬰論和與同，師曠論“君”，師服論“名”等，已是成熟的專題論文。《左傳》常用“君子曰”來對人物和事件進行評論，是后世史論之始。《史記》的“太史公曰”、《資治通鑒》的“臣光曰”，即效法其體例。

作為敘事文學來看，《左傳》是第一部成功之作。既有重要的地位，也必然還存在不足。由于它語言過分求簡，拘守按時代分散敘事體例，以及拼接利用舊史料時剪裁太多，以致有些故事情節不夠完整，事件原委交待不夠清楚，人稱前后不一，倘無后人批注，竟不知某某即某某。這都表現出由史官的群體記錄到作家的個人融會貫通的過渡性。為了克服上述缺點，后世遂有《左傳紀事本末》《左傳事緯》之類著作出現。

注釋

① 孫綠怡《〈左傳〉 與中國古典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② 王靖宇《左傳與中國傳統小說論集》第3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