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科舉制度·明清科舉與士風

科舉是從隋代正式形成的考試選拔制度，歷唐宋愈益完善。明朝開國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詔令開科舉，翌年二月正式舉行首次會試，從此確立明清兩代科舉的制度形式。其考試科目，“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②。考試文體的變化只是表面現象，明代科舉不同于唐宋的實質在于相應的官吏擢用制度。洪武三年，明太祖詔：“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毋得與官。”(《明史》卷七○)這就徹底堵死了往代所有的其他出仕途徑，將士人統統驅趕到科舉一途上來。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看，明代一科取進士少則幾十名，多也不過三百余名，清代略同。兩朝人口較唐宋時代劇增，而取士名額不增反減，使得本不寬敞的科場變得更加擁擠，競爭也格外地殘酷。袁枚說“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無甲乙，無目，其途甚隘。古進士多至八百人，今進士率三百人，其進甚難”^①，這的確是明清科舉的實情。

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頒布《科舉成式》，規定經義所據注解，調整考試科目，二場在原有的論一道上又增加了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由原先的策一道變為經史時務策五道，明顯增加了實用文體的分量。這樣，除初場試經義四道、四書文三道外，后兩場主要考察的是公文寫作和綜合知識，強化了科舉的務實傾向。這種改革原出于崇本抑末的動機，所謂“先之經術以詢其道，次之論判以觀其學，次之策時務以察其才之可用。詩賦文辭之夸乎靡麗者，章句訓詁之狃于空談者，悉屏去之”^②。但對舉子來說，最關鍵的仍在于首場的八股文。錢大昕說明代“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別，不過四書文而已”^③，考官閱卷往往也只看首場三篇四書文。清代照舊，“名為三場并試，實則首場為重，首場又四書藝為重”^④，首場不售，后兩場再好也白搭。而八股文體式之嚴、考試之難，則誠如彭蘊章所說：

前明以制藝取士，立法最嚴。題解偶失，文法偶疏，輒置劣等，降為青衣社生。故為諸生者，無不沉溺于四書注解及先輩制藝，白首而不暇他務。^⑤

更兼八股文的寫作過程缺乏抒發性情和隨意揮灑的樂趣，故人稱“磨難天下才人，無如八股一道”^⑥，而八股文的學習對士人來說就成為人生莫大的痛苦：

人生苦境已多，至我輩復為舉業籠囚。屈曲己靈，揣摩人意，埋首積覆瓿之具，違心調嚼蠟之語，兀度蘭時，暗催梨色，亦可悲已。^①

明清科舉制度規定只有學校出身的生員才能參加鄉試，而生員資格的獲取必須經過縣、府、院三級考試，再經受歲考和科考，以維持生員資格，才能爭取參加鄉試的機會。士人自童生為秀才，由秀才考舉人，由舉人試進士，奔走風塵，白首場屋。鎩羽者固然悲嘆“年年隨計多辛苦，十上風塵竟何補”^②，即使僥幸博得一第，也是“白首窮一經，得祿未足喜”^③。對大多數人來說，功名總是晚來，而晚來的功名總不能補償那為此耗盡的青春歲月。想想最富有生氣、性情最為活躍的青春歲月，最終消磨在僵死無用的文字中，這在一個時代的文學創造力是多大的損失，而對文學之士的寫作能力又是多大的傷害!

在明代，也許八股文體初創，人們還有一些新鮮感;也許為此付出畢生心血，人們倍加珍視。總之，八股文名家對本朝時文也自視為一種創造。如艾南英《答楊淡云書》說：

弟以為制義一途，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后有定案。吾輩未嘗輕恕古人，后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為功為罪，為盛為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為今日置我輩于功乎罪乎?^④

純粹從寫作的角度，當然也可以這么說。但問題是八股文究竟何補于世何益于人，沒有人能舉出有力的結論;相反其脫離實際，無所用于世，卻是千夫所指，眾口一詞。梁份《復賀天修書》寫道：

蓋制科取士，三百年來，豪杰士亦出其中。然所學非所用，童而習之，以至老死，皆無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適售其偽。又取之不必公，文運日衰，士氣日弱，學校未廢而廢莫或過之矣。^①

周吉《冒辟疆文序》也說，“國家以文章取士，非專重文章也，重乎其文章之人”，因為文如其人——“文神骨棱層者，其人必脂韋不入;文豐致高潔者，其人必風塵不染;文規矩自繩者，其人必波流不遷”。話是這么說，“今日海內操觚家，自負為宗工巨匠不少，然有當于此者寥寥。豈章句之學不足憑，竟貌是精去，而其人卒無所用于世耶?蓋圣賢之語，皆是修身儀型、治平藥石。吾未能內治其心，而僅圖捷售于外;拈一題模空杜撰，而真血脈不存;終身與理遠，而徒矜膺質售世;又何怪乎其人卒無所用于世也。況效顰西施，文亦不終日為識者鄙乎”^②。這番話從科舉的意義到實際結果，很典型地表達了明清之際人們對科舉的看法，八股文與道德修養、政治才能、性情識理乃至文學創造的相關性被徹底否定。

本來，明代社會經濟的發達曾為文化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興盛的印刷業、成熟的圖書流通體制帶來圖書的極大豐富和普及，這是學術文化發展的良好條件。然而遺憾的是，這一良好的機遇并未帶來相應的學術繁榮，以至明人自己對此也嘆恨不已：

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①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語出焦竑《筆乘》續集卷三，原是對本朝士大夫侈談心性、空疏不學的批評，胡應麟這里取以批評科舉之士，著眼于八股文的影響。蓋明朝士大夫的不學，除陽明心學的影響外，舉業是另一個重要原因。當時沉溺于舉業的經生，鄙陋不學已到極可笑的地步。如明田藝蘅《留青日札》載，一督學出《詩經》題“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員不知出處，出而語人曰：“圣經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薩之說?非觀世音不能當也。”^②此生巨富，不久即中舉。王士禛 《香祖筆記》卷八也記宋琬言曰：“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 ’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 ’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于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為! ’”^③這由舉業與心學共同導致的空疏學風，被清代學者一致認為是明代覆亡的首要原因。清人總結明亡天下的歷史教訓，推原空疏學風產生的因由，往往將八股舉業與心學相提并論，予以無情的批判。

注釋

② 《明史》卷七○《選舉志》,中華書局排印本第1693頁。據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一考,吳伯宗《榮進集》載其明代首科洪武四年(1371)會試中式之文,尚無八股之法,蓋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成化以后始定為八股之體也。①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七《答袁蕙攘孝廉書》,第3冊第11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② 茅大芳《希董堂集》卷上《鄉試小錄序》,道光十五年重刊本。③ 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卷一六“三場”條錢大昕注,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④ 《清史稿》卷一○八,中華書局排印本第12冊第3149頁。⑤ 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一○《又書何大復集后》,同治刊本。⑥ 伍涵芬《讀書樂趣》卷六,康熙刊本。① 俞琬綸《與客》,周亮工輯《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九,宣統三年國學扶輪社石印本。② 張羽《靜庵集》卷一《送金秀才歸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③ 劉璉《自怡集·遣興五首》之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④ 周亮工輯《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三,宣統三年國學扶輪社石印本。① 梁份《懷葛堂集》卷一,豫章叢書本。② 冒辟疆輯《同人集》卷一,道光年間冒氏水繪園刊本。① 胡應麟《少石山房筆叢》卷四第68頁,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版。②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七第6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③ 王士禛《香祖筆記》第1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