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文學與語言文字關系研究簡述

文學與語言文字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這是客觀的實在。首先，文學是以思維為創作基礎的，是以思想感情的表達為目的的。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是人們交流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手段，而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這就把文學與語言文字天然地聯系起來了。其次，文學創作，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都是憑借語言來表現的，而書面語言又要借助于文字來記錄;至于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傳播，則同樣離不開語言和文字。這又使文學與語言文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早在先秦時代，漢民族的先民就注意到了文學(廣義的)與語言文字的關系，諸如《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論語》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莊子》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孟子》的“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以及《墨子》的“名、實、說、類”之論，《荀子》的“名、實”之說，《尹文子》的“形、名”之辯，都關涉到文學與語言文字的關系問題。到了漢代，漢語語言學研究逐漸深入，《爾雅》《方言》《說文解字》和《釋名》就是當時在這方面出色的代表著作，而以 “傳”、“箋”、“注”形式出現的注釋類著作，也體現了當時語言研究的成就。漢語語言學研究的深入，更加深了人們對文學與語言文字關系的認識。如《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便將文學與語言關系的認識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不過漢儒對漢語語言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把它當作釋解經書的工具，這便妨礙了語言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妨礙了人們對文學與語言文字關系的更為深刻的認識。直到近代，人們仍把語言學視為輔讀“大學”(經學)的工具，且稱之為“小學”。

漢代以后，古代學者研究文學語言出現了兩條路向。一是傳統語言學的研究，即訓詁、音韻、文字等方面的研究。這種研究到了清代的乾嘉學派達到了頂峰，它的貢獻在于字詞的詮釋、語法的分析、聲韻的系統化研究、地理名物、典章制度、歷代風俗等古代文化的闡述，這無疑是有意義的。但這種研究側重于具體，缺乏抽象，未能對古代漢語做全面系統的研究。二是傳統文藝學的研究，即文體、方法、鑒賞等方面的研究。這種研究雖然關涉到了文學與語言文字的關系，但是還是圍繞著孔子的“文質論”、莊子的“言意論”、荀子的“名實論”、毛詩的“比興論”、曹丕的“文體論”做文章。盡管時而略有理論上的豐富發展，但終未能超越先秦諸子和兩漢儒學的研究范疇。這兩種路途雖然延伸到了古代的結束，但都未能建立完整的科學體系，直到最終還是處在“散論”的狀態。這樣一種狀態也就無法完成文學與語言關系研究的使命。究其原因，要害就在于這兩種研究都處在經學的重壓之下，沒有從經學中獨立出來，或成為經學的附庸，從而失去了自身發展的應有空間與權利。

20世紀，西學漸入，受其影響，漢語語言學的研究有了劃時代的進步。現代的語言學家開始學習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借鑒西方語言學的方法理論，來構建漢語語言學的完整的科學的體系，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自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問世以后，語言學、語法學、詞匯學、修辭學、語音學、文字學的著作層出不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世紀的中國處在文言向白話的語言轉型時期，同時又面臨著方言眾多，語言交流不便，漢字難認、難讀、難寫等問題，因而在這一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重點不能不放在統一語言、統一文字方面。50年代前國語的推行，50年代后普通話的推廣、文字的改革，都體現了時代的需要。也就是由于這個原因，在西方把文學語言研究視為學術研究熱點的時候，在西方哲學從“認識論”向“語言論轉向”并促使文藝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大跨越中，我們沒有繼踵進步的步伐，與之齊頭并進。當時的現狀是，語言學、文藝學各自嚴守門戶，不能橫向交叉;堅持某一流派的語言學觀和文藝學觀，思維僵化，不能博采眾長;對于文學語言的研究，僅限于修辭或語言特色，未能把文學語言當作文學創作的第一要素來研究; 雖然在文字研究領域甲骨學研究成就輝煌，促進了古文字研究的深入，但偏重于史學的考證，而疏于文學的探索。因此說，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超越中國古代文論范圍的文學與語言文字關系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伊始，隨著思想的解放、經濟的改革、國門的開放，西方“語言論轉向”的思潮、文學語言研究的成果被介紹到了中國。在中國學術界，特別是文藝學研究領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原著的翻譯、理論的評介、專題會議的召開、專題論文的發表，使文學語言的研究成了文藝理論研究中的熱門話題。甚至有人聲稱，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文藝學、美學研究“語言論轉向”的時代。不過，文藝學學者的研究視野多落在現當代文學語言的研究方面，很少觸及中國古代文學。然而，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并沒有沉默。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一些追蹤學術前沿的研究者就關注到了古代文學語言的研究。楊公驥的《漫談楨干》，是其“學習哲學與語言學的札記”，是一篇較早的運用哲學思想和語言學理論來解釋古代文學詞語的文章^①;邢公畹的《論語言和文學的關系》，是一篇介紹與批評西方文學語言研究理論的文章，對于中國的文學語言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學語言的研究具有指導性的意義^①;王汶成的《文學語言中介論》中有關章節和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附錄《文學史與語言學》，論述了古代文學語言的問題，站在文藝學、美學的角度指出了古代文學語言研究的路向^②;劉艷芬的《詩家語言與佛家語言》(《南通師院學報》2003年1期)，則是在西方“語言烏托邦”影響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的具體的實踐性嘗試;而林庚的《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中的一些章節，更是以中國學者對文學語言的敏感和自覺的態度，深入細致地分析與描述了古代詩歌語言，并以其精神啟迪了一代學人^③。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與本章論題相關的研究先秦兩漢文學語言的學術文章也相繼問世，如趙敏俐的《四言詩與五言詩的句法結構與語言功能比較研究》(中州學刊1996年3期)《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形式的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5期)、譚家健的《〈尹文子〉的語言哲學》^④、唐作藩的《先秦兩漢的民歌格律》^⑤、李炳海的《群體生命意識的藝術載體——〈詩經〉相關詞語的生成、運用和解讀》(《中國詩歌研究》第1輯)等。這些成果或探討先秦兩漢詩歌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語言形式，或研究先秦兩漢諸子散文的語言邏輯，或分析先秦兩漢詩歌語言的節奏韻律，或總括先秦兩漢詩歌的自然格律，或闡發《詩經》某類詞語的生成與運用，以及它形成的內涵固定的審美范疇。這一類文章都對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研究做出了貢獻。此外，還有一些從傳統語言學角度研究先秦兩漢文學作品的文章和論著，也為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原則上說，上述論文、論著雖然開啟了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研究的先河，有些文章還將學術研究的觸角伸向了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關系問題的研究領域，但這些研究還屬于初級階段的研究，還未能抓住問題的核心并由此展開全面系統的研究。

其實，探討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的關系，最根本的切入點應該是研究文學發展和語言文字發展進程中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互動、互助關系。因為先秦兩漢時期是文學由產生而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同時也是漢語言文字由產生而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從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一基點出發，我們可以說，只有語言的發展才能推動文學的發展，沒有成熟的語言，便沒有成熟的文學;反之，文學的發展與成熟也促進了語言的日臻完善。就先秦兩漢這一特定的時代而言，文學與語言文字的這種關系更為突出。

關于先秦兩漢語言文字的發展情況，由于語言資料的限制，語言史研究者還未能系統地勾畫出先秦兩漢語言文字發展的脈絡。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根據古代漢語從上古、中古到近古的發展規律，推測出先秦兩漢語言文字的發展走勢，對其發展情況加以大致的描述。在語法方面，句子成分逐漸完備，并以各個成分的中心語為核心，為其表達的需要逐漸擴展，使語言表達具體化、準確化、生動化，同時又在“言簡意賅”的語言表達的審美追求中，在書寫工具的條件限制下，在滿足表意充足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簡縮句子結構。在詞匯方面，一方面由單音詞向復音詞發展，產生了單音詞并列使用與詞的雙音化趨勢;另一方面，由單義詞向多義詞發展，詞義在擴大、縮小、轉移的演變中，產生了由個別向一般，由具體向抽象，而色彩意義日趨明朗的發展趨勢。在語音方面，從先秦兩漢可資參考的語音資料看，在《詩經》時代，音節文字的特點業已定型，漢語語音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但仍在發展變化之中。一般說來，聲母在分化中由少到多，韻母保持著相對的穩定;聲調的舒聲、促聲有向平、上、去、入發展的趨勢，雙聲疊韻詞大量涌現。在文字方面，在筆勢上，隨著書寫工具的改進，逐漸向筆畫化發展;在結構上，按照類化法和簡化法的規律，由獨體向合體發展，由繁向簡發展;形聲字的比例日益增大;通假字的使用有了一定規范。到了秦漢之際，已完成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過渡。在修辭方面，從積極修辭的角度說，已經注意到了長、短句的錯綜，整、散句的結合，音節的整齊勻稱，主動、被動句的變換，肯定、否定句的配合;從消極修辭的角度說，比興、夸飾、鋪陳、駢偶、互文、并提、比擬等修辭格已被大量使用。總之，在漢字產生之后，漢語的發展發生了劃時代的飛躍，這便促使漢民族的文學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注釋

① 連載于《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1、2期,后收于《楊公驥文集》第447—483頁,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① 原載《語文建設》 1989年2期,后收入《邢公畹語言學論文集》第574頁-586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② 王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陶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③ 第77-81頁,125-144頁,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④ 譚家健《先秦散文藝術新探》第94—108頁,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⑤ 唐作藩《漢語史學習與研究》 271—292頁,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