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與魏晉南北朝文學·音樂調式特點對文學風格的影響

魏晉文風的轉變，除了社會學的原因之外，音樂也在其中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譬如說，清商樂的盛行似乎就與建安風骨中的“慷慨”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

漢代以悲為美的音樂審美情趣，是與當時的音樂整體調式有關的。相和曲的調式，有三調和五調之說，大致有平調、清調、瑟調，以及楚調、側調?！稑犯娂肪淼诙断嗪透柁o序》云：“《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钟谐{、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于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sup>①清商三調的特征是：“其節極短促，其音極纖微。長謳曼言詠，不能逐焉?！?sup>②謝靈運詩云：“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文選》卷二八)六引指的應是《相和六引》，三調為“清商三調”，相和歌“緩繁”的音樂形式適合表現慷慨悲怨的情感。曹植《雜詩》“弦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曹子建集》卷五)正是這種情感宣泄的寫照。建安作家與音樂關系十分密切，大量篇什論及音樂。如曹植《箜篌引》：“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曹子建集》卷六)王粲《公宴》：“管弦發徵音，曲度清且悲?！辈茇А渡圃招小罚骸氨壹ば侣?，長笛吐清氣。弦歌感人腸，四座皆歡悅。”《正會》：“悲歌厲響，咀嚼清商?！弊骷彝ㄟ^清商樂抒發了其慷慨之氣。漢末戰亂給詩人們心靈帶來的震撼，對生命的悲情，需要付諸于清越激昂的音樂。這也許就是清商三調為曹氏所青睞的緣故。

晉室南遷之后，原來的清商三調散佚，民間的“新聲”興起。這種新聲多“靡艷之辭”，與朝廷禮樂制度多所違背。對此，“好文史，解音律”(《南齊書·王僧虔傳》)的王僧虔曾上表就新聲流布表示了極大的憂慮之情：

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

——《宋書·樂志》

《禮記·樂記》：“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薄笆枪手疚⑧輾⒅糇?，而民思憂?！笨追f達疏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蹦铣侣暟駝尤?，旋律繁復。與雅樂相去甚遠。王僧虔的憂慮正說明新聲在民間十分流行，并且滲透到上層社會?！妒勒f新語·言語》載，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卑ǖ弁?，都喜好這種新聲雜曲，甚至自己度曲歌唱。

(齊)后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于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后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玩無倦，倚弦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于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

——《隋書·音樂志》

新聲的繁盛自然意味著雅樂的衰落，何況雅樂系統已經不甚完整。社會審美趣味的轉變，導致了文學藝術的大轉型。

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寢微，風化不競。去圣逾遠，繁音日滋。艷曲興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并起，流而忘返，至于陵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于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

——《樂府詩集》卷六一

音樂上的爭議，在文學上以同樣的話語方式表現出來。《隋書·文學傳序》：“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边€有把音樂的批評與辭章的批評放在一處的，如：

(陳后主)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后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制其歌詞，綺艷相高，極于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隋書·音樂志》

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后大制艷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斗雞子》《斗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隋書·音樂志》

對綺艷文辭與哀音新聲的批評如出一轍。可以看出，文學辭章與音樂互相影響，形成了南朝靡麗哀艷的文學特色。

北朝的文學尚實，《隋書·文學傳序》：

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這是從總體上來看，大致如此。論者強調南朝文學深受音樂的影響，“宮商發越”，“宜于詠歌”，而北朝文學重 “詞義”，“便于時用”。音樂成為論者區別南北文學特色的標準之一。北朝后期有不少模仿南朝文學的作品，北魏孝文帝與孝明帝時期，政治與文學較為昌明?！侗笔贰の脑穫餍颉罚?br>
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艷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立歲年，未聞獨得……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說明北朝文學的繁盛新風與音樂是分不開的。《魏書·樂志》云：

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擇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于樂署。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為務，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

總之，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與音樂的關系十分密切，音樂在許多方面影響了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限于篇幅，這里不再作更詳細論述。

注釋

① 關于清商三調與相和歌的關系,可以參看丘瓊蓀《燕樂探微》、逯欽立《“相和歌”曲調考》、王運熙《相和歌、清商三調、清商曲》及曹道衡先生的《相和歌與清商三調》。②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轉引自劉志偉《從音樂意象看魏晉詩歌與音樂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