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科舉·詞科的設立與南宋文學

王安石科舉變革的“罷詩賦”，發展到哲宗親政與徽宗時期，攙雜進去變異的政治目的，變本加厲，甚至連社會上傳習詩賦也被立法禁止。士人文化修養的降低，導致文風的衰疲?；兆谝舱J識到這一點，政和三年詔書說：“近覽太學生私試程文，詞繁理寡，體格卑弱，言雖多而意不逮?！?《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二○)這不僅僅影響到文學人才的培養與涌現，而且，直接影響到朝廷相關人才的選拔工作。宋代皇帝詔書與各級官府文書，用駢儷文體，四六對偶，辭采富麗。在這一方面，朝廷與各級官府都需要大量才思敏捷、文采斐然的文學之士。為了彌補朝廷與各級官府所需的文學人才的匱乏，哲宗以來朝廷設立“詞科”考試，選拔專門文學之才。

“詞科”是總稱。具體地說，哲宗紹圣元年(1094)五月設“鴻詞科”，試章表、誡諭、露布、檄書、賦、銘、序、記等9種文體;徽宗大觀四年(1110)五月改設“詞學兼茂科”，考試內容去檄書，改試制誥，仍試九種文體;高宗紹興三年(1133)八月改設“博學鴻詞科”，考試內容改為12種文體：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理宗嘉熙三年(1239)設“詞學科”，降低要求，只試文詞。詞科取士不多，四科所取大約是一百一十多人^①。

“詞科”的設置，誠然是為朝廷選拔專門人才，但是，必然影響到同時代以及后來的文風。南宋文風的再度昌盛，與“詞科”有一定關聯。首先，朝廷重駢儷文，帶來宋四六文的繁榮，名家輩出，如王安中、汪藻、孫覿等等。其次，“詞科”考試同時刺激了相關文體的繁榮。北宋末年以來發展起來的駢儷文，講究音韻聲律、對偶辭藻。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著錄汪藻《浮溪集》時言及四六文體說：“紹圣后置詞科，習者益眾，格律精嚴，一字不茍措?！蹦纤沃x伋《四六談麈》則說：“宣和間，多用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狈泊朔N種，與詩歌作風相近。四六文的繁榮，必然推動詩歌創作的繁榮。南宋詩壇風起云涌，其中有駢儷文創作之推波助瀾的功勞^①。

宋代“以文為貴”，文人士大夫地位尊貴，與歷代有顯著的不同。綜觀宋代文學家群體，有如下三點不同于以前朝代的特征：其一，絕大多數都是科舉考試出身，其中相當一部分官至顯赫;其二，這些科舉出身的朝廷顯貴，往往都是一流的文學家，領導了當時文壇的創作風氣，如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等;其三，這些身兼朝廷權貴與文壇領袖者，許多人都做過科舉考試的主考官，甚至對科舉制度的變革提出自己的意見，有的已經被付諸實踐，反過來對科舉制度的發展起了導向作用。受“學而優則仕”目的的驅動，宋代文人密切關注科舉制度的種種變革，其文學創作體式的選擇、內容的表達、作風的趨同，都與此相關。宋代“西昆體”、“太學體”乃至“詩文革新運動”，都受到科舉制度的直接影響，宋人在文學創作中喜發議論的作風也來自于科舉考試的特定模式。所以，“宋代文學創作與科舉制度”是一個有待開拓與深入的重大研究課題。從這個角度入手，能夠從一個側面更深入地理解文學創作與社會環境改變的緊密關系，更深入地認識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面貌、行為模式、文學創作發展變化的深層原因，更深入地剖析宋文化的精神實質，乃至對明清以來科舉制度的沿革、文體文風的轉移，也可以有提綱挈領式的宏觀認識。

注釋

① 詳見聶崇岐《宋詞科考》,《宋史叢考》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① 有關“詞科”設置對南宋文學的影響,請參見祝尚書《論北宋科舉改制與南宋文學走向》一文,載《新宋學》第一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