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詩文研究文獻·樂府詩研究文獻·《孔雀東南飛》

1.《孔雀東南飛》的悲劇根源。《孔雀東南飛》最早收錄在徐陵編《玉臺新詠》中，歸入古辭?！稑犯娂窔w入雜曲歌辭。全詩共有一千七百多字，詳盡敘寫了焦仲卿和劉蘭芝的愛情悲劇。主人公劉蘭芝是一個善良、勤勞而有教養的女子。她17歲嫁給焦仲卿，夫妻恩愛，沒有想到卻不能見容于焦母。盡管蘭芝“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焦母還是嫌她生產得太少;盡管蘭芝“行無偏斜”，焦母還是百般挑剔，說她“無禮節”“自專由”。不到三年，蘭芝就被逼回娘家。她和焦仲卿被迫分別，心情十分痛苦，但還是抱有一線希望，渴望重新團圓，分別時立誓互不相負。劉蘭芝回家后才十多天，就有縣令和太守相繼遣媒為子求婚。蘭芝“性行暴如雷”的阿兄以家中統治者的地位強迫她答應太守家的婚姻?；槠谇耙惶?，仲卿和蘭芝私下相見，共同約定“黃泉下相見”，以死來抗議焦母和阿兄的暴行。在太守迎親的前夕，劉蘭芝就“舉身赴清池”，焦仲卿也“自掛東南枝”，雙雙極其悲壯地離開了給他們帶來無盡痛苦的昏暗世界。表面上看，婆媳矛盾實際構成了全詩沖突的焦點。但這只是借口而已。深層的原因是什么?這詩畢竟產生了一千多年，對于這個問題，詩的字里行間也沒有給后人提供更直接的說明。所以，所有的解釋只能是猜測性的。有人說，焦母看不上劉蘭芝，重要的原因是劉蘭芝到了焦家遲遲沒有生育，犯了“七出”中的一條;還有人說焦母所以要打發劉蘭芝回家，是因為她實在看不慣小兩口兒親親熱熱的舉止……

2.《孔雀東南飛》的創作時代。《玉臺新詠》收錄此詩的同時還收錄一篇小序：“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边@里交待得比較明確，故事發生漢末建安中。但具體為何時，歷來有漢末與六朝兩種不同看法。

第一是漢代創作說?！队衽_新詠》將此詩列在繁欽后，曹丕前，隱然視為漢末作品?！稑犯娂贩Q為“古辭”，《古詩源》標明“漢代”，說明古代持漢代創作說為多。針對近現代不少學者以為是六朝人所作，古直《焦仲卿詩辯證》則從用韻、風格、名物等方面論證此詩為漢代作品，考證頗為細密。王越《〈孔雀東南飛〉年代考》、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王運熙《〈孔雀東南飛〉的產生時代、思想、藝術及其問題》、蔣逸雪《關于〈孔雀東南飛〉的寫作時代問題》、林劍鳴 《中國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與婚姻家庭——從〈孔雀東南飛〉的愛情悲劇談起》等都肯定漢代創作說。林文從漢代官吏出勤與休假制度論證此詩作于漢代，較有說服力。像焦仲卿這樣的府吏，“按規定平時只能居于舍內……除特殊的婚喪大事外，只有‘五日一休沐’的假期才能與妻子見面了。而作為媳婦的劉蘭芝，絕大部分時光，乃是守著婆婆過日子。這種狀況絕非焦、劉夫婦特例，實是古代小吏家庭生活的普遍情形。由于這樣的客觀條件，代表一家之長的婆婆，不滿意自己的兒媳，而令其子‘休’妻，則易如反掌”。蔣文以為此詩早在漢末即在民間傳誦，經魏晉宋齊不斷加工，成為今天看到的定型作品。近現代一些選本也多把此詩列在漢代，且列在漢代末葉。不過，這里還是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值得提出來討論?！妒酚洝ご炭土袀鳌匪抉R貞《索隱》及張守節《正義》并引這樣一段話：“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婦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也。故古詩曰‘三日斷五匹，丈人故言遲’是也?！彼抉R貞、張守節并唐人，兩人都稱引了韋昭的話，大約可信。韋昭，三國時東吳史學家，《三國志》有傳，卒于鳳凰二年(273)，七十余歲。他所說的“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云云，實即《孔雀東南飛》中的兩句詩，而他稱為“古詩”。建安共25年，如果建安二十余年可稱建安末的話，其時韋昭已經十余歲，這個時期產生的詩，無論如何難以稱得上是“古詩”。因此，徐陵編《玉臺新詠》所收小序說的“漢末建安中”云云就很值得懷疑。我們從韋昭的話來推斷，這首詩至少產生在三國以前百年上下，否則，韋昭是不會稱之為“古詩”的。當然，在傳唱和傳寫的過程中，一定經過了后世許多詩人的加工和潤色，最后成為徐陵編輯 《玉臺新詠》時的寫定本。

第二是六朝創作說。宋人劉克莊《后村詩話》認為漢代沒有這樣的長篇敘事詩，應是六朝人的擬作。梁啟超《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系》以為此說新奇，頗表贊同，不過，后來著《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又否定自己的看法。他說：“仔細研究，六朝人總不會有此樸拙筆墨。原序說焦仲卿是建安時人，若此詩作于建安末年，便與魏的黃初緊相銜接。那時候如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都是篇幅很長。然則《孔雀東南飛》也有在那時代成立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不翻舊案的好。”主張六朝創作說最有力的是張可騏，他曾列舉“交廣市鮭珍”、“下官奉使命”、“足下躡絲履”、“初七及下九”、“六合正相應”、“處分適兄意”、“諾諾復爾爾”、“承籍有宦官”、“堂上啟阿母”、“小子無所畏”等句子說明詩中有許多建安以后的詞匯，所以認定它列入《玉臺新詠》時才是最后寫定的。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亦主六朝創作說。徐復從用韻的情況推定，它完全沒有受到六朝聲律的影響，因此是東晉時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