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研究著作。南宋朱熹(生平見《詩集傳》條)撰。朱熹著述大多為闡釋儒家經義之作，唯有此書是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作注，因此頗為引人注目。

當時南宋茍安一隅，情況正與戰國末期的楚國相仿佛。朱熹堅持抗戰立場，故借注釋楚辭寓其“忠君愛國之誠心”(《楚辭集注》序)。他本人的遭遇與屈原亦有相似之處。他倡導理學，教授生徒，為鞏固王朝服務，只是由于不肯阿附權貴，便不斷受到攻擊，特別是受到韓侂胄的排擠誣陷，理學被列為“偽學”而遭禁阻，追隨左右者被當做“偽黨”，朝廷下詔命“偽黨”“改視回聽”，否則“必罰無赦”。他自己的境遇非常困難，加之對他有知遇之恩、曾任相職的趙汝愚則更為不幸，竟遭貶謫而死于途中，因此，朱熹有意作此集注以寄托感憤之情。“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引楊楫跋)“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為之注《離騷》，以寄意焉”(周密《齊東野語》卷三《紹熙內禪》)。全書之主旨“在以靈均放逐，寓宗臣之貶;以宋玉招魂，以抒故舊之悲耳”(《四庫全書總目》)。這些記載都說明朱熹晚年作注之深意。

朱熹對于王、洪之注多有不滿之處，認為它們詳于訓詁，王注可議之處不少，而洪注未予匡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于其事之已然。”(《集注》序)有鑒于此，故朱注一方面吸取王、洪之長，同時抒發獨到之見，以糾其誤。

集注在編排體例上富于創造性。北宋晁補之曾選擇文辭與楚辭相類者編為《續楚辭》二十卷，共收二十六人六十篇;又選其余祖述《離騷》者，編為《變離騷》二十卷，共三十八人九十六篇，朱熹則吸收了王逸和晁補之兩家在編排體例上的特點，加以增刪，附入注釋、考證，成為集注一書。其中，將王注十卷中《七諫》以下四篇刪去，把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編為《離騷》五卷，把宋玉、景差、賈誼、莊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十六篇編為《續離騷》三卷，錄荀子至呂大臨等歷代辭賦五十二篇，編為《楚辭后語》六卷。又有《楚辭辯證》上下兩卷一百四十一條，對楚辭舊注的錯誤及有關問題進行了考辯，很有學術價值。這部集注實際上就是一部歷代優秀抒情辭賦選，使讀者較全面地了解辭賦發展的面貌。

朱注在選收辭賦作品時，有嚴格的標準。《四庫全書總目》認為編者“去取特嚴”。事實確實如此，他刪去《七諫》以下四篇，是因為這四篇“雖為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就其中諫、嘆，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秩也”(《楚辭辯證上》)。他另增收賈誼的《吊屈原賦》和《服賦》，是因為“二賦尤精”，可見其選材的精到。此外，對他自己不滿意的作品也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適當選入，聊備一格。揚雄對屈原的自沉汩羅頗多微詞，認為“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漢書·揚雄傳》)。朱熹對其為人及《反離騷》十分反感，但他仍然將此文附在《楚辭后語》中，而在序言中表明自己的愛憎，謂其稱美王莽，臣服新朝，“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讒賊矣!”

在注文方面，集注也很有特點。每篇正文前都有序言，總括題旨，有的沿用舊說，有的則糾正舊說，別立新解。突出的例子，如解“九章”曰：“后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于一時之言也。”此說得到楚辭研究者公認，已成定論。具體注釋時，朱注按用韻特點，以四句為一小節作注，先注字詞，后串解大意。字詞釋義多用洪注，但力求簡要，避免了洪注的煩瑣。語言樸實簡明。遇有難解不懂之處，輒加注明，具有實事求是之風。

朱熹是反對王注穿鑿附會的解釋的，在《辯證》中，他不止一次地給予批評。如王注以為《離騷》結尾所寫的飄風、云霓等都有比喻象征意義，作者則以為這些“但言神靈為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為之說，以月為清白之臣，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為諸侯，皆無義理”，從豐富想象的表現手法來理解作品的浪漫精神，切合文學作品的特征。不過他有時與王注一樣，從忠君愛國的角度來看待《九歌》，認為這組抒情濃郁的祭歌“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懇切之意。”

集注對某些作品的段落，冠以“賦”、“比”、“興”的字樣，仿《詩經》傳釋之例，難免割裂形象整體。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有主觀武斷的地方，如以“攝提”為星名，而不是“攝提格”年份之省寫。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指出：“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誠是。

較好的版本有南宋理宗端平乙未刊本，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出版;有《四庫全書》本。通行的有掃葉山房的石印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