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專題研究與綜合性文學史

20世紀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可謂“點面生輝”，實際包涵專題研究與綜合性文學史等兩方面內容。

專題研究可稱之曰“點”。

第一，傳統的研究課題，隨著新材料的發現，或者新的研究方法的運用，出現了某種復興的態勢。這在傳統的“文選學”研究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是富有戲劇性的研究領域。唐代即有所謂的“文選學”，宋代甚至流傳“《文選》爛，秀才半”的說法。但是到“五四”時卻成了“妖孽”而被打翻在地，幾十年未能翻身。從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間，“文選學”方面的研究論文不足十篇，它在大陸的境遇可想而知。1988年在長春召開了首屆 《昭明文選》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后，1992年、1995年、2000年、2002年又分別召開了第二、三、四、五屆學術討論會。每次參加人數都在七八十人以上。“文選學”所以能夠在新時期表現出復興的趨勢，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海內外不時發現一些新的版本資料，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其二，《文選》以及諸家舊注是研究中古文學，乃至研究唐宋文學的津梁。以《滄浪詩話》為代表的宋代詩話，凡是論及唐前文學，所例舉的作品，幾乎沒有超出《文選》的范圍。在某種程度上說，《文選》就是先唐文學的代稱。近代著名學者李詳在其《文選學著述五種》(收在《李審言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中對于杜甫、韓愈等唐代人的作品作了詳盡的考察，結論是唐代詩人幾乎沒有不受《文選》影響的。這已是確切不移之論。當代學術界重新喚起對于“文選學”研究的興趣，這一動向首先在《文學遺產》得到了及時的反應。作為全國“文選學”研究會會長，曹道衡在該刊連續發表了《論〈文選〉中幾篇齊梁應用文》(1993年3期)《從樂府的選錄看〈文選〉》《關于〈文選〉中六篇梁代作品的寫作年代》(1996年2期)，對于《文選》的撰錄標準、所收作品的創作年代等問題作了系統的考察。周勛初《〈文選〉所載〈奏彈劉整〉一文諸注本之分析》(1996年2期)，通過對日本所藏《文選集注》的考察，推測《奏彈劉整》的原貌以及各家舊注的得失。劉躍進《從〈洛神賦〉李善注看尤刻〈文選〉的版本系統》(1994年4期)、傅剛《俄藏敦煌文獻φ242號〈文選〉注發覆》(2000年4期)等，對于《文選》的版本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一個世紀以來，海內外出版各類專著多達數十種之多，或匯集版本資料，或考訂綜論。其中宋本李善注《文選》《六臣注文選》《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并中華書局出版)《唐鈔文選集注匯存》(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本五臣集注文選》(臺灣“中央圖書館”)以及奎章閣本《文選》(韓國正文社)等在版本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駱鴻凱《文選學》(中華書局影印)、傅剛《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羅國威《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敦煌本文選注箋證》(巴蜀書社)以及胡大雷《文選詩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等專著推動了這門學科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最值得稱道的是曹道衡對于北朝文學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他在《文學遺產》和其他刊物上發表了 《試論北朝文學》《十六國文學家考略》《關于北朝樂府民歌》《從〈切韻序〉推論隋代文人的幾個問題》《讀賈岱宗〈大狗賦〉兼論偽〈古文尚書〉流行北朝的時間》等文章以及與沈玉成合著的《南北朝文學史》中北朝文學部分，將過去被視為“文學作品幾乎絕跡”的十六國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學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進行縱橫比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意義的創見，厘定了北朝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這些研究成果，多已收錄在《中古文學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文津出版社1994) 以及《漢魏六朝文學論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中，代表著近十年來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最高成就。

第三，在中古小說史研究方面，胡念貽在《〈逸周書〉中的三篇小說》(《文學遺產》1981年2期)、曹道衡《〈風俗通義〉與魏晉六朝小說》(《文學遺產》1988年3期)等文，不僅對于古小說作了鉤沉索隱的工作，還對于兩漢子部在小說研究方面的價值作了充分的論證。此外，曹道衡的《論王琰和他的〈冥祥記〉》(《文學遺產》1992年1期)在考訂作者生卒年的基礎上，對于《冥祥記》的內容、史料價值和這部書產生的歷史背景作了考察，有些推論，與日本發現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中華書局1994)多有吻合^①。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唐前志怪小說史》(南開大學出版社)對于唐前志怪小說作了系統的研究。王能憲、范子燁各自撰寫的《世說新語研究》則對于這部志人小說作了各具特色的闡釋。

第四，利用出土文獻資料研究古典文學作品，取得重要的進展。湯炳正《從包山楚簡看〈離騷〉的藝術構思與意象表現》(《文學遺產》1994年2期)根據1987年出土的大量楚簡對于楚國每事必卜的風尚以及卜筮的程序、用具及方法作了詳盡的考察，不僅訂正了歷代《楚辭》研究在卜筮方面存在的問題，還以嚴密的論證，對于學術界有人斷言屈原為“巫官”的說法作了辯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體現了老一代學者嚴謹求實的學風。此外，劉信芳《包山楚簡神名與〈九歌〉神祇》(《文學遺產》1993年5期)也在利用出土文獻方面對《楚辭》研究作了較為成功的嘗試。閱讀這些文章，耳邊總是響起六十多年前陳寅恪說過的話：“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此乃古史研究的重要途徑。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史專業分得越來越細，將活生生的歷史強制性地劃分成條條塊塊。條塊分割的結果，隔行如隔山。文學研究界對于考古學界的成果，相對來講，就顯得比較隔膜，人為地限制了自己的學術視野。《文學遺產》2000年第3期發表對李學勤、裘錫圭的訪談《新學問大都由于新發現——考古發現與先秦、秦漢典籍文化》以及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表明，這種狀況開始得到初步的改變。

研究觀念的變化，研究領域的擴展，客觀上也促進了研究方法的轉變。最明顯的變化是由過去的大題小作，變為小題大作。這樣，許多問題才能說深說透，才不至于隔靴搔癢。其實，這種研究方法并非今人獨得胸襟，20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學者運用這種研究方法已經取得了劃時代的成績。再說乾嘉學派中第一流的學者，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只不過在走了許多彎路以后又重新認識到它的價值罷了。譬如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中的多數文章，就是成功地運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典范。如《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乍看起來僅僅是篇讀書札記，僅僅論述了魏晉清談時期的一個哲學命題，但是陳先生卻能在所謂“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這個抽象的哲學命題中極精辟地洞察了魏晉時代兩大政治陣營的對立與轉化。以曹氏為代表的寒族以為才性相異相離，而以司馬氏為代表的望族則認為才性相同相合。對這個命題的理解，兩派針鋒相對，這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問題，而是驚心動魄的政治問題。作者目光如炬，論析可謂入木三分。如果再聯系到中國20世紀70年代末期那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起初似乎也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命題，最終卻轉化為政治變革的理論先聲。經歷了這場變革，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陳寅恪這種以小見大，一針見血的研究所蘊含的理論意義。曹道衡《從〈雪賦〉〈月賦〉看南朝文風之流變》(《文學遺產》1985年2期)《從兩首〈折楊柳行〉看兩晉文人心態的變化》(《文學遺產》1995年3期) 就明顯地受到了陳寅恪的影響。謝惠連的《雪賦》與謝莊的《月賦》是南朝小賦的名篇。歷來的文學史家多有論及。而曹先生不僅辨析了這兩篇賦從“體物”向“緣情”轉變過程中重要的藝術價值，而且還進一步分析了這種轉變的歷史緣由，包括作者的社會地位的變化、文壇風尚的轉變等，具體而微，令人信服。樂府舊題《折楊柳行》，歷代文人多有擬作，這里反映了哪些問題? 以往的研究多語焉不詳，曹先生卻能從陸機和謝靈運的兩首詩中辨析出兩晉文人心態的變化。兩人都出身于高門貴族，但是生活的背景卻全然不同。如果說陸機的思想基本上屬于儒家的話，謝靈運的情況則要復雜得多，不僅有儒家思想的影響，還有老莊和佛教思想的影響。他在《折楊柳行》中關心的是個人的“泰”與“否”，不像陸機那樣旨在刺世。陸、謝兩人的這種思想差別，其實不僅僅是他們兩人特有的情況，而是代表著太康詩人和元嘉詩人的不同。太康詩人志在用世，而元嘉詩人則更多地關心個人的榮辱。這種心態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魏晉以后“門閥制度”的形成與衰微、儒釋道對士人的不同影響所致。這篇文章由兩首《折楊柳行》入手，就像剝筍一樣，層層剖析魏晉到南朝士人心態的變化，還縱論了南北文化的不同，視野頗為開闊。

綜合文學史可稱之為“面”。

20世紀以來，有關中古文學通論、中古文學史的著作，海內外出版了許多部，20年代有上文已經敘及的 《中國中古文學史》及徐嘉瑞《中古文學概論》;30年代有陳鐘凡的《漢魏六朝文學》、陳家慶《漢魏六朝詩研究》、洪為法《古詩論》;40年代有上文述及的《十四朝文學要略》及羅常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50年代有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前身《中古文學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學風貌》;60年代有文學研究所及游國恩等主編的兩部《中國文學史》之《魏晉南北朝文學》部分;70年代有鄧仕梁《兩晉詩論》、洪順隆《六朝詩論》;80年代有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王鐘陵《中國中古詩歌史》、葛曉音《八代詩史》、王次澄《南朝詩研究》;90年代有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以及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徐公持《魏晉文學史》等。近百年的不斷拓展，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綜合研究已從沉寂走向活躍，從零星走向系統，展現了廣闊的前景。

徐嘉瑞《中古文學概論》(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包括唐代，但在五編中唐代僅占一編，所以主要還是漢魏六朝文學史。這五編中有緒論五章，論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的關系、音樂與文學的關系，中國音樂與西域文化的關系、詩與散文的關系。以下四編依次為：平民文學、舞曲、貴族文學和唐代平民化文學。本書最重要的特點是把平民文學擺在突出位置。作者認為：“六朝文學的正統不在一班文人學士，而在當時的一班平民和外國人。”論南方文學則遠溯漢相和曲，分吳越文學和荊楚文學。吳越文學以吳聲歌曲為主，認為其中的神的理想與希臘很類似，只是缺乏偉大的藝術和普遍的信仰，中國神秘思想多源于南方。荊楚文學以西曲歌為主，認為最有特色的作品是描寫商人的生活。胡適為此書作序，稱贊這種研究“是一種開先路的書”。本書另一重要特點強調音樂與文學的關系，因為所論大抵以民間歌曲為主，所以探討了音樂與文學所共有的直觀化和感覺類推(也就是錢鍾書后來提出的著名的“通感”說)，論及了樂器和音調以及樂府詩在音樂上的特點，都有很大的啟迪意義。

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是新時期具有拓荒性質的斷代史專著。該書采用分文體論述的形式，凡11章。前7章論述這一時期的詩歌，后4章論述賦、駢文、文學理論和小說。從前7章的題目就可以看出各個時代的基本特征：表率詩風的建安詩壇、魏末及晉代詩風的變化、陶淵明詩歌的卓越成就、南朝初期詩壇的新貌、南朝中后期詩壇的昏曉、北朝文壇的異象、民歌藝壇的絢爛芳菲等。作者認為，西晉以后，文人繼續建安時代文學形式趨向精美的風氣，并有力量從事藝術形式的追求，以與前人爭勝，故對藝術形式的加工不遺余力。他們在語言上追求聲色之美，在句法上講求對偶整齊，形成了文學創作的駢驪之風。至齊永明中，加之聲律說的發明、運用，遂形成與魏晉古詩顯然有別的新變體。針對學術界對這一時期文學的嚴酷批評，作者以“形式追求的功過”為小標題，專門論述了南朝詩人對詩歌題材的擴展，語言、對偶、聲律等形式上的講求，對于唐代格律詩的重大意義以及齊梁宮體詩人在七言古體詩的形式過程中的作用。因此，魏晉南北朝詩人無論在創作精神、創作內容以及表現方法和手段，甚至對詩體的探索創造上，都為唐代詩歌的發展準備了優裕的條件。論及這一時期的賦及駢文的成就，作者從漢語文字的獨音體特點入手，分析了駢文形式的客觀性，并指出“文章的駢化，開始于東漢而成熟于南北朝”。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思想也是本書的一個重點，只可惜還沒有充分注意到宗教對文學思想的影響。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魏晉南北朝斷代文學史，本書的出版，“對于文學史的寫作填補了一個慘痛的空白”^①。

王鐘陵《中國中古詩歌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近七十萬字，分上下兩卷： 上卷五編著意于從宏觀的角度去把握中古文學發展的進程，論述其審美情趣的轉變。下卷七編則結合文學史的具體發展過程，論述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學理論及詩歌發展的概況。這部書問世后，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有熱烈的贊譽，也有不以為然的。一部學術著作能得到學術界或褒或貶的關注與評論，說明中國學術界已逐漸從僵化單一的模式中走向成熟。

葛曉音《八代詩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以時代先后為序，以問題研究為綱，把自漢至隋八代詩歌作為研究對象。除陶淵明和南北朝樂府民歌作專章論述外，其余八章分別是八個文學分期，即：兩漢詩歌的源流、建安風骨、正始之音、西晉詩歌的雅化、晉宋詩運的轉關、齊梁詩風的功過、北朝詩歌的演進、隋詩的過渡狀態。各章第一節均為總論，主要結合各個時代的社會政治、學術思想、文化背景等論述這一時期的文學風貌的基本特征，以及詩歌題材、內容、形式、風格的變化原因和發展軌跡，力求相對集中地展示每一時代橫斷面上的文學現象。書末又以題為《關于八代詩史中若干問題的再認識》的文章作為小結，著重對八代詩史中某些帶有規律性的現象進行探討。

縱觀近二十多年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研究，最具有集大成性質的著作當首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總編的中國文學通史系列的兩種： 一是徐公持 《魏晉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另一部是由曹道衡、沈玉成合著的《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兩部專史的著者長時間從事漢魏六朝文學的專題研究，發表了許多精湛的學術見解。在此基礎上撰寫斷代文學史，就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學術品格，從某種意義上說，代表了新時期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魏晉文學史》分為三編：第一編三國文學，第二編西晉文學，第三編東晉文學。在體例上較之以往的文學史沒有太大的突破，但是在內容方面有所創新。譬如論嵇康，就從他的人格魅力寫起，這是以前的文學史所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面。論曹丕“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指出這是楊修最早提出來的，曹丕只是作了發揮補充而已。另外，本書以“寬松夷曠”作為西晉社會文化環境的重要內容來談，這對于研究西晉文學是有啟發意義的。魏晉文學，研究者不乏其人，成果也很多，但是，依然留下許多空白點。從地域上說，吳蜀文學過去就較少涉及，本書則專辟章節。再從時段上說，曹魏后期文學、東晉文學，以往論述也較泛泛。本書不僅對文學現象、作家作品進行了清理，還對各時段作家的交潛過渡的情況多所論列。至于大量的中、小作家，本書涉及之廣，也是前此文學史所未曾有過的。它幾乎涉及到《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及《隋書·經籍志》內凡有詩、文、賦創作的所有作家。許多重要作家被忽略的方面，如曹操、曹丕整理圖書的貢獻，也作精到的論述。再從大的方面來看，有關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背景的研究，也作了有意義的探索，譬如西晉文化中的佛教、道教的影響、史學與文學的關系等，均要言不煩，線索清晰。在體例方面，本書的章節設計，詳略得當，顯示了著者的匠心。注文方面容量很大，力求對每一條資料都能發掘出新意來，如對楊修、李密生卒年的考證，對于“二十四友”的有關史料的梳理，對戴良及其《失父零丁》詩的開掘等等，翔實、穩妥、準確。全書的語言也富于學術個性，典雅，清新，明快。書中不但對古代作家有精彩的敘述和分析，而且字里行間透露著著者本人的風貌，他自己對于生活、人生的體驗。如寫到曹植，本是他最拿手的部分，寫得確實精彩，而他在分析曹植性格時還順手寫到：“曹植正是這樣一種人：在順境中意氣風發，志氣高揚，不知有所斂抑;在逆境下則沮喪頹唐，志意摧折，難以保持自尊氣骨。”這里顯然已經跳出曹植研究的藩籬，進而在作人性評論。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凡27章，依次敘述了南朝宋齊梁陳以及北方十六國文學、北魏北齊北周隋代文學的代表作家及重要作品。除了過去常常論及的重要作家如謝靈運、顏延之、鮑照、江淹、謝朓、何遜、庾信等外，一些過去所忽略的作家作品在這部書中也專門見之于有關章節中，如王儉、虞炎、虞羲、張融、劉繪、沈炯、周弘正、張正見、姚察、苻朗等。從體例框架上說，它基本上采用了傳統的文學史的寫法，以時代先后為綱，以作家作品為目，將27章大體劃分為兩大部分：南朝文學17章，北朝及隋代文學10章，眉目清晰、嚴整、有序，是其顯而易見的特點，也可以稱之曰優點。但是以作家作品為線索又不免有“塊塊結構”的弱點，為此，這部書加強了概說章節，同時加強了對文風流變的研究。如第二章“晉宋之間的詩文風氣的嬗變”、第七章“永明詩風的新變”，第十三章“從永明體到宮體”、第二十七章“南北文風的融合”等，從宏觀上描述了南朝文學從元嘉體到永明體、再到宮體以及南北朝文學從隔絕走向融合的發展脈絡，再配合大量的作家作品論，形成了以塊為主，條塊結合，經緯相織的新面貌。使讀者在作家作品的介紹之外，看到文學發展的線索，體現了史的特色。此外，評述每一個作家，在通常的介紹生平事跡和文學活動之外，特意標舉文集的存佚、版本的流傳等情況，不僅拓寬了文學史家眼光，而且大大提高了文學史的文獻地位和實用價值。還應特別注意的是每章后面的注釋，不論是對作家生平的考證，還是對作品的辨析，或者是關于某一問題的異說的介紹，很見功力。可以使正文簡明清晰，同時又可以補充正文敘述的不足，不枝不蔓。至于注解中為新說補充論據，為諸說并存俟考的例子尤其多得不勝枚舉。如鮑照一章中，關于鮑照的注釋，既有關于他的生年、郡望的種種推測、考釋，也有關于《蕪城賦》寫作用意及寫作時間的歷代看法的介紹，為讀者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又如第二十四章介紹北朝民歌《木蘭詩》，正文只是論述其產生的大致背景和語言藝術特色，關于這首詩的著錄、流傳的過程，產生的時代、地域的爭論等情況，均在注解中加以考述。這一篇注解，實際就是一篇短小精粹的考據文章。這部書在具體文學背景的闡釋、對南北朝文學觀念的辨析以及對作家作品的分析等也有許多精彩之見。就文學發展背景的闡釋而言，本書論文學創作在南朝統治者心目中的分量、南朝文人集團的作用、陳代詩歌中賦得體的流行、北朝文人尊儒務實的特點對其文學復古觀念的影響、李諤的主張與北齊世家大族觀念的關系、隋文帝與隋煬帝的不同文學觀基于山東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不同背景等等，都使這段文學史中一些重要現象得到了深入一層的闡發。就文學觀念的辨析而言，本書分析謝朓“圓美流轉”說與沈約“三易”說的關系，指出劉勰和蕭統在人事和思想上的密切聯系促使《文心雕龍》和《文選》在文體分類和基本觀念方面的相互呼應，通過分析《文選》所錄作品和不錄作品的作家，論述其選編的標準。在詳考《玉臺新詠》編纂時間、目的和背景之后，與《文選》加以比較，指出這兩種選集是蕭統、蕭綱兩種不同文學觀的體現，從而糾正了從劉肅《大唐新語》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傳統看法。這些都是在文學批評方面的重要進展。再就作家作品的分析而言，本書指出顏延之是最早提出文筆對舉的作家，他在性格上近于阮籍而文風卻典雅重拙，并分析其原因。再如江淹與鮑照代表著元嘉體向永明體過渡的詩風，沈約在文壇上的領導作用對永明體的影響，謝朓受謝靈運、曹植、鮑照影響的另一面，孔稚珪《北山移文》的主旨不在譏刺而在游戲嘲謔，吳均大力寫作邊塞詩是對鮑照的繼承，宮體詩形成于蕭綱入主東宮之前，絕句名稱起源于宋齊之際等，這些論述，不僅使得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內在聯系和轉化軌跡顯得格外清晰，而且體現了著者并不刻意求新，卻處處都能在辯證、求實的分析中自見新意的特色。所以，學術界評論其特點是“在平實中創新”，是恰如其分的。

注釋

① 參見孫昌武《關于王琰〈冥祥記〉的補充意見》,《文學遺產》1992年5期。① 朱東潤評論胡國瑞專著的評語,見《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