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公孫勝》解說與賞析

公孫勝，道號一清先生，薊州人，自幼好習槍棒，學成武藝多般。且會一家道術，能呼風喚雨，駕霧騰云，江湖上稱做入云龍。他在梁山泊上，與吳用同當掌管機密軍師，是第四號人物。

公孫勝投見晁蓋，應了七星聚義，與晁蓋、吳用、劉唐和三阮合伙義劫了生辰綱，并一同上了梁山。梁山好漢石碣村湖蕩首次擊敗何觀察率領的官兵，便得利于他的神法妙算。后來因為柴進失陷高唐州，梁山軍馬又敵不過高廉妖法，于是戴宗、李逵前往薊州搬他，他到高唐州，破了高廉。梁山泊“三十六天罡”符定數，“七十二地煞”合天機時，建羅天大醮，他率領四十八員道眾，作高功，主行齋事。還曾經歷戰樊瑞、斗賀重寶、收喬道清等一系列惡戰。

公孫勝是道人法師，具有道術神法，所謂半仙半人。對此人物評價，既不能單純套用“凡人”塑造原則，也不宜簡單化看做荒誕人物。

其一，公孫勝形象塑造，不算豐滿成功，但藝術上也有可取之處。《水滸》全書十三個道人法師，除戴宗寫得成功，羅真人稍有特點外，其余的人物均沒有個性特征。其寫法多是“三段式”的鋪敘，先概括介紹其人經歷，接著寫外形相貌，而后寫斗法。他們只不過是作為一種幻想法力的體現者而存在的，并不是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存在的。因此，給人印象淡薄。作者的筆力主要用在幻想的馳騁上和法力的鋪敘上，而忽視了對人物的內心世界的揭示和個性特征的刻畫。我們只能從法力特征和人物身份去區別他們，而無法從人物性格上去結識他們。

但是圍繞公孫勝形象的描寫，卻有生動可取之處。如神法的描寫，反映了一種豐富的藝術想象力，能給人美的享受，如寫羅真人“先取一個紅手帕，鋪在石上道：‘吾弟子可登。’公孫勝雙腳在上面，羅真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紅云，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便起，離山約有二十余丈。羅真人喝聲：‘住!’那片紅云不動”。這段描寫與《天方夜譚》中的“飛毯”有異曲同工之妙。又如，能把法術暗蓄在寫實的敘述中，而后才點明是何人施展何術。何觀察率兵到石碣村湖蕩搜捕晁蓋等人時，在初更左右，“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接著又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那“風又緊，火又猛，眾官兵只得鉆去，都奔爛泥里立地。”為什么出現這種異常情況呢?后來才交代是公孫勝祭風的緣故。有時是把法術描寫和戰爭寫實刻劃融為一體。在鋪敘宋江軍兵與遼國兀顏統軍交戰的時候，先寫道：“公孫勝在軍中仗劍作法，踏罡步斗，敕起五雷。是夜南風大作，吹得樹梢重地，走石飛砂。”緊接著就描寫如何借助“南風”，點起二十四部雷車，沖向遼陣，殺得遼兵“鬼哭神號，人兵撩亂”。這樣處理，可以改變那種“法術對法術”的單調寫法，使神幻與現實交錯起來，在藝術的“亦真亦幻”的情景中增強感染力。

其二，公孫勝形象作為貫串全書的人物，在整體藝術結構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一般認為，貫串于《水滸》全書的人物，只有宋江、吳用和李逵。其實，公孫勝也應當算是這樣的人物。早在第50回，他就扮演了“七星聚義”劫取生辰綱的重要角色。梁山好漢在石碣村湖蕩首次擊敗何觀察率領的官兵，還是得力于他的神法。此后，他又歷經一系列惡戰。他的離去，是在征剿方臘前夕。他經歷了梁山聚義、抗遼、剿田虎、打王慶這樣四個大階段。他的存在充當了《水滸》結構中一條特殊的“主軸”。借助他，把書中許多神幻描寫組成有機體。并在結構的承上啟下、情節的聯貫一致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

其三，公孫勝形象對表現神助梁山的思想富有意義。在階級社會里，宗教本來是統治階級用來欺騙和麻痹人民的工具，但在一定條件下，農民也利用宗教作為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手法，因此，分析神怪形象時，不能只停留在對鬼神的簡單的否定上，而應看到，這只不過是作者假借虛無飄渺的鬼神之類，去抒發自己的情感，去說明某種道理或是發揚某種精神而已。《水滸》正是通過公孫勝等形象的描寫，強烈表達了對梁山起義的所謂“天意”，給梁山起義的正義性抹上了濃重的“神助”色彩，從而抒發了作者懲惡揚善、闡正祛邪的思想感情。如：梁山泊建羅天大醮是由公孫勝主持，羅天大醮雖然不是動兵動刀的事，可是借天命以定人心，而且引出了“石碣受天文”的結局，使梁山泊眾豪杰定了次序，安了地位。它是梁山泊領導者宣傳天命思想來鞏固隊伍、維護團結的一種手段。它把梁山英雄的“出世”說成是“上應天魁”，把“英雄排座次” 說成是“天地之意”。這是給梁山造反涂上“天意”色彩。還有，《水滸》對公孫勝此類人物形象是予以熱情歌頌的，把他們當作梁山義軍的核心人物和義軍的中堅力量來塑造。充分表現他們強烈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及其在義軍斗爭中的巨大作用和不朽功勛。如公孫勝的上山，便使梁山事業轉危為安，日趨鼎盛。

當然，對公孫勝形象的塑造，也帶有思想上的缺陷和藝術上的敗筆之處，如運用天人感應，比附征兆手法，顯然把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互相混淆起來，還有封建迷信、宿命論的因素，藝術上則缺乏個性化的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