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九]　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十三·九]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二十·一]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 民、食、喪、祭。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二十·二]　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鑒賞〕　孔子認為人們希望富裕是十分合理的，他曾經說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恥也。”(《泰伯》)這大概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說的，他的意思是，在政治清明的社會中按照正當的手段獲得財富沒有什么不光彩的。當然在政治黑暗的社會中為虎作倀，因此享受榮華富貴則是可恥的。他作為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對普通百姓的生活更是牽掛，因此非常關注民生問題，始終主張政府要實行利民、富民的政策，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這就是說凡是能夠讓百姓得到實利的事情，朝廷都應當加以支持、推廣。他明確地把民生問題列為治國安邦的第一件要務。弟子子貢曾經問孔子最重要的政事是什么？孔子說是糧食充足，軍備充足，人民信任統治者。子貢設想，如果為情勢所迫，在前二項中不得不去掉一項，那應當去掉什么，孔子毫不猶豫地指出，那只能放棄軍備，以保證人們有足夠的糧食。可見，在他看來，民生問題是關系到國家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孔子在各種場合一有機會就申述他這一基本的政治、經濟思想。孔子周游列國時在衛國路上看到行人熙熙攘攘，非常熱鬧，不禁贊嘆這個國家人口眾多，為他趕車的弟子冉有問“一個國家人口多了以后該怎么做？”孔子不假思索地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可見富民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在孔子看來，它是仁政、德政的根本基礎。

孔子經常用相傳是古代圣王堯的教導來強調民生的極端重要性，《論語》第二十篇第一章記錄了堯的這段話。堯說，如果天下的人都陷于貧困，上天賜給你的祿位就永遠完結了。可見天命決定于民生，統治者有沒有資格治理天下要看他是讓百姓過富裕的生活，還是陷于窮困。孔子告訴人們，實際上所有那些賢明的君主都關心人民的生活，他在同一篇文字中以周朝的歷史為例說： 周朝大發賞賜，大封諸侯，讓善人都富裕起來。

《論語》第二十篇第一章可以視為孔子概括的中國古代政治史總綱，他從這一總綱總結出來的最高的政治原理是：“所重： 民，食，喪，祭。”古代世界各地的統治者一般不是把敬神、就是把軍事置于國家大事的首位，與他們不同，孔子是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高于一切政事之上。

對于歷史上和現實社會中的所有的統治者的表現，孔子評判的一個主要標準就是能否出色地處理民生問題。春秋時代后期鄭國杰出的政治家子產關心百姓的福利，施政力求讓人民得到實惠，孔子就贊揚他，稱他是“惠人”(《憲問》)，指出他的君子之道之一就是“其養民也惠”(《公冶長》)。相反，魯國執政季氏富可敵國，還讓孔子的弟子冉求為他搜刮百姓錢財，孔子以鮮明的態度對此加以反對，表明了他痛恨苛政、關心百姓利益的一貫立場。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苛政擾民、害民的現象，孔子要求統治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又主張實行薄賦政策，以減輕百姓的負擔。魯哀公以收成不好、國家財政困難為借口，要求增加稅收，征求孔子弟子有若的意見。有若反對他這種做法，主張堅持收十分之一的稅。魯哀公說收十分之二的稅都不夠，何況十分之一？有若根據孔子思想告訴他：“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句話是很有說服力的，它表明儒家的薄賦的主張既是關注百姓利益、民生問題的表現，也是出于其基本的財政思想。儒家把發展經濟、增加人民的收入作為國家財政的基礎。在儒家看來，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民富才會國富，就像一棵大樹，只有根深，枝葉才會繁盛。民貧則國用不足，統治者如果因此殺雞取卵，毀了根本，政權也就不保了。所以歷代儒家根據孔子思想，都主張藏富于民，不與民爭利，反對苛捐雜稅，竭澤而漁。儒家是以長遠、戰略的眼光來處理民生與國家的財政關系問題，這既有利于百姓生活的改善，社會經濟的發展，也能源源不斷地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現在已經有大量的歷史材料證明，近代以前中國的經濟的總量和發展水平長期處于世界的前列，這同儒家的重視民生問題、同他們的經濟思想和財政政策有很大關系，盡管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原因。

孔子的經濟思想即使在現代社會也有不少可以借鑒的地方，例如他提出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可以作為各地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政府部門決定興辦經濟事業、規劃某種生產項目的時候，不能違背群眾的意愿、采取強迫命令的做法，否則政府自己在財力和精力上就會付出太多，往往會事倍功半，甚至勞民傷財。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則不干涉人民合法經營的自由，保障他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各項權利，因勢利導，鼓勵和支持人民去從事他們認為有利的事業，并為他們提供方便的條件。這樣就能充分激發所屬范圍內每個人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發揮地區環境、資源的優勢，實現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有效配置，從而最大限度地創造社會財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當然，薄賦富民的思想同現代的市場經濟的理念也有一致之處，對于經濟政策的制定、社會發展事業的規劃也有很大的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