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二·十六]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己。”

[二·十七]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六·二十一]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六·二十三]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九·四]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九·十七]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九·二十九]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十二·六]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十四·三十一]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十五·八]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十五·十二]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十五·二十三]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十五·二十八]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鑒賞〕　智在《論語》中寫為“知”，即智慧。智的觀念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據著突出的地位。他經常同其弟子談論智的問題，把它同仁相提并論，看得同等重要，規定為理想人格的基本方面。“智”、“仁”、“勇”是孔子及儒學所主張的三“達德”，即三個永恒道德，有別于基督教所確定的三個最高美德“信仰”、“博愛”和“希望”。對于智，孔子雖然沒有像對仁那樣做出極其詳盡的闡述，但是他也在許多地方，以各種方式深刻地揭示智的內涵、作用，以及培養的途徑和方法。

孔子智的概念是在“辨惑”的基礎上形成的。孔子看到人們認識上存在兩大問題： 即“愚”和“惑”。愚是無知造成的，可以通過學習逐步加以克服。然而惑要復雜得多，惑不是沒有知識，有時可能是因為知識太多了，因為人們被一種錯誤的知識、認識所支配，為一種不當的念頭或情志所惑亂。因此孔子對惑更為關注，把它視為精神成長、獲得正確認識的最大障礙。他把自己到四十歲左右時做到“不惑”作為自己精神成熟的主要標志，由此也可看到他對于克服惑這一事情的重視程度。從《論語》可知孔子經常與他的弟子討論惑的問題。在《顏淵》篇第十章中子張問“辨惑”，孔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在同一篇第二十一章中樊遲又問“辨惑”，孔子回答道：“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這兩處都表明惑是喪失理智，為一種盲目的情感所支配。而在《憲問篇》第三十六章中惑是指一個人被一種說法所蒙蔽。

智是惑的反義詞，是對惑的克服，由上可見，智就是心靈的覺解，即因排除內外蔽障、去除盲目性而達到的自覺狀態，這就是他所說的“明”。明是不受任何事物和心理狀態的蒙蔽，孔子舉例說：“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按照朱熹的解釋，這是說背后誹謗人的話在眾人中悄悄流傳，聽者不覺其入，常常篤信太深；訴說冤情者因其切身之痛和感情急迫，聽者往往因同情而不深入了解真實的情況而貿然做出強烈的反應。人們若能連這兩種容易影響人的事情都不受迷惑，也就可以達到心明如鏡的地步了，而不會被眼下近前的事物所遮蔽。

按照孔子的思想，為了解蔽，人們要發揮理智的作用，要遵照道德規范和事理來判斷一切，所以他主張“崇德”，一再提倡“思”。但是孔子思想的深邃之處就在于，他認識到人們的某種理性認識和道德觀念在處于盲目狀態之下都可能成為蒙蔽心靈、造成精神惑亂的東西，如他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可見，任何東西都不能絕對化，都不能無條件地加以推崇。智慧就是在一切事物面前求自覺。

孔子的智慧論的特殊價值在于，他讓人們認識到智慧的障礙主要不在外，而在內，即不是由于外部某種事物的作用，而是由于人們自己的某種精神狀態。他關注的主要不是認識外部事物的具體方法，而是人們自己的心靈對待外部世界、對待自己的心理狀態和某種認識的態度。因此他主張“絕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對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要求完全按照事物的本來狀況認識事物，按照事物的具體情況決定正確的做法，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由上可見，孔子的智的觀念體現了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他的不朽格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是知也”就是明證。世上最平凡而又最偉大的真理實事求是就是發源于孔子關于智慧的思想。

“智者樂水”的名言進一步加強、深化、豐富了孔子智的觀念。水的隱喻在先秦各派哲學家那里有不同的意義，孔子可能是在以下四種意義上使用的： 第一，水是清澈透明的，像鏡子那樣映照事物，因此智者從水的特性體悟到心靈也應當清澈透明，不能讓陳舊的觀念、鄙陋的情欲所充塞，能夠明辨事理，細察秋毫，不能有任何先入之見。第二，“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智者從中領悟到天道生生不息蘊化萬物的本然狀態，世界有其自身的運行、發展的法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的思想、言行應當符合這些法則。第三，水“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劉向《說苑·雜言》)，最深邃的智慧達到神奇莫測的程度，非凡夫俗子所能妄測，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一語就包含有這層意思。第四，水無常勢，它是柔性的，多變的，具有不確定性，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態；它的奔流迂回曲折，靈活暢達，晝夜不息，因此認識就要敏銳靈活，善于隨機應變，因勢利導，不能執守一端，因循守舊，停滯僵化。

智者樂于看到并順應世界的變遷，不拘守某種一成不變的標準或規則，順勢而為，多能成功；即便遇到挫折或失敗，因深明世事變易無常，視窮達得失若四季寒暑風雨之交相更替，能泰然對待，又透悟世事有其當然之理，必然之則，并非完全決定于一己之欲望，因此總能隨遇而安，并能總結經驗，另尋良機，再圖振興，所以他們總是樂觀的，正如孔子所說：“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

對于智的實際運用，孔子做了許多具體的指點，如對于任事他提出要深謀遠慮；對于國之大事，他指出要“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雍也》)。但是在所有這些事情中，他覺得最重要的是“知人”之智。他曾經說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知人”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 了解他人，理解他人，準確地看到別人的長處和短處，他所講的“失人”、“失言”這兩個問題的發生，根子就在于不了解所遇之人。

二、 認識人的局限性。孔子曾經哀嘆：“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述而》)他看到了人性的陰暗面，并且指出了人性的許多弱點。正是出于這樣的認識，他提出了“絕四”的主張，要求人們有自知之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三、 善于辨別忠奸善惡賢不肖。孔子意識到識別人是很困難的，因為有些人言行不一致，有的十分虛偽狡猾，常以假象欺騙人。因此不能完全根據眾人的好惡來加以判斷，而要細察一個人所做的什么，他的動機是什么，他遵循什么道路，他喜歡什么，這樣他的真實面貌就無法隱藏了。所以孔子說： 不預先懷疑別人欺詐，也不猜測別人不誠實，然而在事前就發覺問題，這是賢人才能做到的。在他看來，能夠發現并任用賢人是一種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因為他認為選拔正直的人，罷黜邪惡的人，就能使邪惡的人歸于正道(見《顏淵》第二十二章)。

在這些思想的基礎上，孔子主要發展了實踐智慧，即完善人、完善外部世界的智慧，這對中華傳統智慧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