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十四]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四·十]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四·十二]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四·十六]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六·四]　子華使于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

[六·十四]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

[七·十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十四·十三]　子問公叔文子于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十五·十七]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十五·十八]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zhì)，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十六·十一]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十七·二十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十九·一]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鑒賞〕　孔子把義規(guī)定為人的生活意義、和一切行為的根據(jù)所在，要求人們必須“行義以達其道”(《季氏》)，平時要“義之與比”(《里仁》)，就是說只同有義的人親近。孔子一再強調(diào)，義對于人生是至關(guān)重要的，君子要以義為根本，以禮實行它，用謙遜的言辭表達它，以忠誠的態(tài)度實現(xiàn)它(《衛(wèi)靈公》)。在他看來，人的一生應(yīng)當(dāng)是行義的人生。

義在《論語》中是與具體的活動或行為相對而言的，是代表具體活動或行為所要實現(xiàn)的精神價值： 它表現(xiàn)為正義，公義，道義，原則等。他用是否有義來區(qū)別有道德的人與沒有道德的人，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喻是知道、明白的意思，這里表示看到、關(guān)注。就是說一事當(dāng)前，君子首先關(guān)注的是其中之義，即是否合于公義、原則，而小人則關(guān)注它是否對己有利。這里孔子所說的利是指一己之私利，因為通觀《論語》，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從來沒有否定過國家之利、人民之利、社會之利。孔子這句話也不是反對人們追求私利，而是說君子不把私利放在首位，而是把道義、原則置于私利之上，只要不違反道義，人們也是可以、甚至應(yīng)當(dāng)謀求正當(dāng)?shù)乃嚼Ｒ虼耍鬃臃磳Π压鳛槿松奈ㄒ坏摹⒆罡叩哪康模摹傲x以為上”的主張是要求人們把崇高的精神價值，把公義、道義作為人生的最高的目的，日常行事要合乎原則，不可茍且。

義在《論語》中常常表示正當(dāng)性與恰當(dāng)性，正如《中庸》所說“義者，宜也”。義也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而采取的正當(dāng)手段和途徑，是人們做事的必由之路，行義就是為所當(dāng)為，即不能不這樣做，不論其行為對個人的利益、前途、命運，甚至生命產(chǎn)生多么嚴重的后果。從另一方面說，行義是不為所不當(dāng)為，就是決不能那樣做，不論因此可能失去財富、地位等許多很吸引人的東西。這是實踐自己的道德責(zé)任和義務(wù)，是出于良心的需要。孔子不是一般地反對個人利益，但是他強調(diào)“見利思義”(《憲問》)、“見得思義”(《子張》)，就是說你必須考慮一下，是不是可以得到這種利益，如果合乎道德規(guī)范(更不用說法律規(guī)定了)，你完全可以接受，否則，你決不能抱有非分的企圖。孔子自己在可以得到富貴的機會面前的態(tài)度是“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在物欲橫流的當(dāng)今社會，孔子的這種態(tài)度尤其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效法。

人的天性中有好利的傾向，孔子深知這一點，所以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里仁》)。他看到人們在平時一事當(dāng)前，往往都首先想到對自己有什么好處。他清楚地意識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或在重大關(guān)頭、關(guān)鍵時刻，要奉義而行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提出“徙義”。“徙”表示遷移、接近，“徙義”就是“徙于義”，意為合乎義，即改變自私自利的傾向，以實際行動行義。孔子認為所謂“崇德”就是“主忠信，徙義”(《顏淵》)，他自己平時最關(guān)注、最擔(dān)心的四件事情中，有一件就是“聞義不能徙”(《述而》)。可見，“徙義”是儒家道德修養(yǎng)的基本功夫。

義是孔子經(jīng)常要求統(tǒng)治者做到的道德規(guī)范，他要求治國者“務(wù)民之義”(《雍也》)，就是要致力于合乎人道的事情。義對于朝廷來說，就是要維護道義，從事正義的事業(yè)，不能為非作歹，損害百姓。他認為統(tǒng)治者只有為了高尚目的，奉義而行，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所以他說：“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敬。”(《子路》)孟子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仁者無敵、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思想。

對于普通人來說，孔子認為不論人們怎樣生活，都必須有某種意義，也就是說對社會，或他人，或?qū)ψ约旱倪M步有一種好處，使人生有一種價值。他對那種終日飽食，無所用心的人十分反感。為了激發(fā)這種人對生活的興趣和熱情，他說： 不是有下棋這樣的游戲嗎？玩玩這個也比那種無所事事的生活強多了(《陽貨》)。還有一種人，看似與上述這種人不同，他們十分活躍，到處表現(xiàn)自己，“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即賣弄小聰明)”，在孔子看來，這也是一種庸俗無聊的趣味，他以為，對于染上這種毛病的人是很難辦的(以上見《衛(wèi)靈公》)。

義代表了一個崇高的理想和目的，是致力于實行一種高尚的、神圣的事業(yè)，因此必定表現(xiàn)為一種極大的精神力量。《論語》正是這樣描繪君子的行義行為。一個人為了實行自己所信守之義，要不屈服于任何外界壓力，不論它是兇殘的暴力，還是世俗之見。對于暴力，孔子提出：“志士仁人，無求身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wèi)靈公》)他以為見義不為，是膽小鬼的表現(xiàn)(《為政》)，而行義的人生是無畏的。

孔子義的觀念在《孟子》書中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它注重培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和不怕犧牲的豪杰精神。由于孔孟仁義思想的滋養(yǎng)，在中國形成了重民族大義和社會正義的傳統(tǒng)，各個朝代在重大歷史關(guān)頭涌現(xiàn)的志士仁人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就是這一偉大傳統(tǒng)的生動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