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七·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七·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七·十七]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七·十一]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七·三十四]　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九·五]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九·六]　太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九·七]　牢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

[十三·十]　子曰：“茍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十四·二十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十四·三十二]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十四·三十五]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十五·三]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十五·二十五]　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十七·十九]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鑒賞〕　孔子生前在社會上享有盛譽，已經有人認為他是圣人，如魯國太宰稱他為“圣者”，這主要因為他博學多能。他的弟子則認為孔子非常偉大，如顏淵贊頌老師的道德學問“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子貢把別的圣賢比為丘陵，而把孔子比為日月，強調沒有一個人能夠比得上，他是無法超越的。

但是孔子本人一直十分謙虛，從來都是實事求是地評價自己。他首先拒絕圣人的桂冠，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就是在道德方面他也不認為自己有什么特別突出的地方，所以他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在這句話中前半句是為了突出后半句的意思，可見孔子對于自己真正感到自豪的是好學。

對于自己的好學，孔子多次提到，如他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時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他一再談到自己在學習中所獲得的巨大快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這兩段話生動地描繪了孔子學習時所感受到的精神愉悅。孔子不諱言富貴，曾對功名表示過興趣，而且一度做過高官，但是，通讀《論語》全書，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只是在談到求知、學習、研究的樂趣時，才真正由衷地表現出難以抑制的興奮之情。孔子一生經歷了許多磨難，在大部分時間中他的仕途極其艱難，但是一旦談到學習之事，他的歡愉之情就勃然而生，從而忘卻了自己的一切煩惱和痛苦。如果俗事纏身，放松了學問的研究和道德的修養，他的心靈就會非常不安，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些夫子之道充分地顯示了孔子知識分子的本色，一個純正的學者的靈魂，當今社會那些深陷于名利場中、心中只想升官發財、只求虛名的人是可以從孔子的榜樣得到啟示的。

但是孔子不是一個死讀書的學究，從他不經意表達的心意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有深沉的使命感的人，這在孔子的自我表白中顯得十分突出。他有時竟然把自己與天相提并論，有一次他不想多講話，子貢擔心如此就不能從老師那里獲得教導，然而孔子以天自比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顯示出不同凡響的氣度。他確實否認自己是圣人，所以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但是他接著又說，“抑為之不厭”，就是說他毫不懈怠地在朝這方面努力，實際上他是以圣人自期。他的精神常常與古圣人游，所以經常夢見西周初年的周公，到晚年時為自己因衰老而不能做這樣的夢而深感悲哀，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他深信自己被賦予拯救世人的使命。周游列國時他經過宋國曾遭到一個叫桓魋的將軍的圍攻，面臨生命危險，然而孔子的堅定信念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他治理社會的抱負很大，他說如果有人用他治理國家，一年便能初見成效，三年則能大有成就。

身處春秋末年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懷有文化傳統即將斷裂的危機感，因此有自覺地接續中華文化命脈的強烈責任感，并以這一傳統的挽救者自居。他從衛國到陳國時經過匡地，遇到當地人的攻擊，在危難之際，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保持了樂觀的態度。正是由于意識到自己對人類和傳統文化負有責任，所以孔子有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知之不可而為之”(《憲問》)，棲棲惶惶，不辭勞苦，為了救世而奔走；并且發奮忘食，孜孜不倦地整理古代典籍，總結前人的文化遺產；又以滿腔的熱情和極其負責的精神，培育英才，傳播傳統文化。這些終于成就了他作為文化偉人的歷史地位。

孔子的使命感是同他的天命觀相聯系的。他一貫主張“畏天命”(《季氏》)，自稱“五十而知天命”。在他的思想中，天命有時指天意，所以他講“天生德于予”，但是在更多的語境中他所說的天命是指非人力所支配的客觀必然性，可能是指社會和歷史的必然趨勢。在他擔任魯國司法部長之時，弟子公伯寮背叛老師，向魯國執政揭發忠誠于孔子的學生子路秉承師意為維護公室的權威而采取的一項重大行動計劃，孔子功敗垂成。由于按照天命觀看問題，他對此的反映很平靜，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因此他泰然自若地對待這一政治事件。

孔子既意識到自己肩負的天命，決心踐履天命，知其不可而為之，修身養性，重視人事，即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以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同時又意識到一個人一生要受到很多個人無法左右的各種外部因素的制約，因而順應歷史的必然性，也就是服從他說的天命。這就是中國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智慧。孔子是把兩種意識完美地結合起來的典范。如此他就能“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許多人對于他的這一情懷和人生態度不理解，所以他悲呼“莫我知也夫！”又哀嘆：“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十分向往隱者獨善其身、自由閑適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知天命，并且勇敢地承擔天命、踐履天命，這一點決定了他不可能選擇隱士的生活道路。知天命者時刻不忘、時刻不放棄自己的歷史使命，同時又時刻準備著承受失敗的命運，正是這兩種天命意識，構成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這種悲壯顯示了孔子崇高的尊嚴，凸現了他的偉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