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三·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四·一]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四·二]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四·三]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四·四]　子曰：“茍志于仁矣，無惡也。”

[四·六]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四·七]　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五·八]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六·七]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六·二十二]　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

[六·三十]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

[九·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十二·一]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十二·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讱乎？”

[十二·二十二]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十三·十九]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十四·四]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十四·六]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十四·七]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十五·三十五]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十五·三十六]　子曰：“當仁不讓于師。”

[十七·六]　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十七·十七]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鑒賞〕　《論語》一書言“仁”有58章，提到“仁”字109次；還有相似含義的“愛”字，書中出現9次。《論語》以大量的文字，自始至終把仁愛規定為人類精神、文化一切領域、以及人類整個文明的最高價值。仁的觀念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整本《論語》實際上從頭到底都是闡述仁的觀念和哲學。

仁在孔子之前已成為倫理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但它只是指人的一種美德，與其他美德，如與智、勇并列。而在孔子那里，仁成為他的學說的最高范疇，列為各種美德之首，是一種最高的美德。所以他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

總的來說，仁就是“愛人”，仁愛就是對他人的熱愛、同情、關心和幫助。仁具有博愛的精神，所以孔子提出：“汎愛眾而親仁”(《學而》)，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孔子對于理想人格最簡明扼要的說明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其中“修己以安百姓”被說成是最高尚、完美的品質，他說連堯舜這樣的偉大的圣人在這方面也有所欠缺。而孔子在弟子的請求下談自己的志向時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所有這些都體現了仁愛的精神。

但是，在《論語》中，仁的內涵極其豐富，而不只限于愛人，孔子把仁同人的各種美好的品質聯系在一起，如弟子樊遲問何為仁的時候，孔子回答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而在另一弟子子張問仁的時候，他說能行“恭寬信敏惠”于天下，可以說是為仁了。此外，他還說過：“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可見，仁涵蓋了各種美德，是人的所有美德的總稱。實際上仁是指理想人格，它的含義是難以窮盡的，因此，孔子從不給仁的概念一個統一的、固定的定義，而是根據各種具體的情況來揭示仁的意義。

孔子把仁作為人的一切美好品質的總根源，這就深刻地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 愛是一切美德的基礎和發展動力，從中可以展現出一切美好的人格和品質，使人性綻放燦爛的精神花朵。仁愛的精神應在各方面表現出來，子女對父母的愛是“孝”，弟對兄的敬愛之情稱為“悌”，孔子對這兩種愛極其重視，竭力提倡。書中將孝悌規定為仁之本。愛人就能體諒他人，理解他人，所以孔子提倡寬容，反對對犯錯誤的人采取過于嚴厲的做法，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泰伯》)愛人就要不惜犧牲個人利益，敢于承擔責任，“當仁不讓于師”；愛人就要給人以實際好處，救人急難，這就是“惠”，孔子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堯曰》)；愛人就要對一切事情采取負責的態度，因此，在仲弓問仁時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顏淵》)。

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是一個非常崇高的道德標準，所以他從不輕易地許人以仁。有人問孔子，當時人們非常景仰的一些品德高尚的杰出的政治家是否可以說是有仁德了，孔子在肯定了他們的優點以后，逐一否定他們達到了仁。曾經有人一一列舉他的幾個品質和才能都非常卓越的弟子，問他們是否可以說達到了仁的標準，孔子還是加以否定。即使他評價最高的弟子顏回，孔子認為“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就是說其余的弟子只能在短時間內做到仁而已。

盡管仁的標準非常高，孔子還是強調“仁”應當成為君子做人的根本，應當確立為終身目標而加以追求。《論語·泰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不僅如此，君子時時刻刻都要力求按照仁德對待一切。他曾經說過： 君子離開了仁德，如何成名呢？君子即使在吃一頓飯的工夫也不能離開仁德，就是在最急迫的時刻也一定要按仁德行事，甚至在流離失所的時候，也一定要按照仁德去做(《里仁》)。為了實現仁，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甚至應當犧牲自己的生命：“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他認為仁的標準雖然很高，但是只要人們真正有決心和自覺性，是可以做到仁的，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實行仁的方法也不繁難，是每一個人都能掌握的，它就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將心比心，把自己的美好的愿望推廣到他人身上。

孔子的仁愛觀念的特有價值是，仁不只是個人的品質，而且是人類文明一切領域的最根本的指導方針。在政治上孔子主張行仁政，提出治國之道在“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從這個基本點出發，他主張對百姓要“寬”，說“寬則得眾”(《陽貨》)，因此反對依靠殺人來治國(見《顏淵》第十九章)，他正是用是否愛民、是否給人民造福來評價各國的政治狀況，以及過去和現實中的政治人物的功過的。有人因齊國管仲不隨其主赴死難而非議他，認為他不仁，孔子卻不這樣看，他從其政事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看，贊揚管仲輔佐齊桓公一匡天下，使老百姓免于戰亂之苦，享受到實際的好處(《憲問》)。另外，孔子用這種眼光肯定同時代鄭國杰出的政治家子產，說子產“養民也惠”(《公冶長》)。

在經濟上仁愛的觀念表現為“富民”的思想。孔子在衛國時看到這個國家人口眾多，弟子問他在這樣的情況下首先要做什么，他回答說：“富之”(《子路》)，這反映了他在經濟上的基本主張。《論語》提出實行低稅賦財政政策，堅決反對統治者與百姓爭財富，認為只要百姓富裕了，政府自然不會匱乏，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

在法律上孔子出于仁愛的思想，同情當時法律打擊的對象。在他看來，百姓犯法有許多是統治者造成的。他認為消除罪惡主要不是靠暴力和殘忍的手段實行懲罰，而是靠教育和感化。在他看來，刑罰是不得已而用的，最好是不用。他曾對人說過，在審理案件上他沒有什么特別的才能，同別人差不多；如果要說有什么不同之處，那就是努力使訴訟這類事不發生(見《顏淵》第十三章)。他這樣描繪仁政的效果：“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子路》)如果不事先教化百姓而殺人稱為“虐”，列為四種惡政之首(見《堯曰》第二章)。

仁的概念集中地概括、突出地表達和有力地張揚了人的價值，根據這一觀念人是高于一切的，一切應該為了人。《論語》把仁當作人的各種社會、文化創造的精神基礎和價值導向，從而從根本上確立了人在世界上以至于宇宙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孔子的仁的觀念，不僅對于提升中國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使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這是孔子對中華文明作出的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