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四·八]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四·九]　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五·七]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六·十七]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六·二十四]　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

[七·六]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

[八·四]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八·十三]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十三·二十五]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十四·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十四·三十六]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十五·七]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十五·二十九]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十五·三十二]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十五·四十]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十六·二]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十八·二]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十九·二]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鑒賞〕　道在孔子的價值體系中占據著非常突出的地位，他曾提出“朝聞道，夕死可矣！”可見道是人的生命的意義所在，它甚至高于生命。他還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道被置于君子的精神追求的首位。所謂“道”，是指最根本的法則，也是表示人們所當遵循的必由之路。所以朱熹解釋說，這里的“道”應該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既然仁的觀念是孔子的思想體系的核心價值和最高的道德標準，為什么在這里又將“志于道”放在“據于德，依于仁”之前呢？實際上這兩方面是不矛盾的。因為道是一個總名，是一個最抽象的概念，顯示一個根本的方向。而仁則是對于道的內容的具體規定。“道”是儒家君子所向往的理想目標與追求仁的必由之路，所以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實，從理論上說，道就是本體化了的仁道，道甚至就是仁的代名詞。在思想本質上，道、仁一體不二，道即是仁，仁即是道，而不是仁外有道、道外有仁。

孔子這句話是為了培養全面發展的人而提出來的，目的在于指導君子的人格修養、精神成長和技藝修習。很明顯，孔子對人的完善化的規定是相當全面的，細細體味，我們可以發現在上述這句話中道、德、仁、藝之間存在一種意義逐級深化、輻射與實踐可操作性的遞進關系。但是對于君子來說，首先要立志走正道，選擇一個正確的方向，并堅定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即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這樣就不會迷誤于世俗社會的種種誘惑，不至于走入歧路。根據孔子的思想，人們一旦“志于道”，就目標高遠，志趣高雅，不會為一時生活條件差而怨天尤人，牢騷滿腹。他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其實這種人并不是真正“志于道”。

道雖然是一個空名，但具有普遍意義，在孔子看來，大到政治事務，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時時刻刻都會遇到遵循道的問題，也就是說都會碰到方向道路的問題。在政治上，在任何情況下，君子始終都應當按照直道行事：“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如果統治者為非作歹，就不應當與之同流合污，因此，“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平時待人接物，唯以道為依歸，“道不同，不相為謀。”君子對于不合乎道的一切言行，都不能茍同，“說(同“悅”)之不以道，不說也”。在物質利益和功名利祿問題上，堅持按照道來決定取舍，正像孔子所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得”應作“去”)之，不去也。”總之，道是君子必須采取的人生價值取向，如此無論做什么都會心安理得，這樣才能成就一個真正的人。

孔子是個思想深邃的哲學家，他在竭力強調道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極端重要性的時候，又張揚人作為宇宙主體的作用。人并不是道的消極的遵循者，而是道的能動的弘揚者。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可以推廣、弘揚與運用道。道作為本體，它不是人格神，沒有意志，它自身一無所為，它既不能推廣、弘揚和利用它自身，更不能推廣、弘揚和利用人。人可以通達道，但道自身卻不可能通達人。朱熹注釋說：“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四書集注》)因為人心是有知、有覺、有識的，而道體卻無心，也無為，所以，只有人才能夠發現、把握和通達道體，只有人能夠按照自己的目的役使萬物，萬物卻不能反過來役使人。只有人才是道的自覺的實行者，而道引導人的巨大作用正是人的主體作用的一種表現。

既然道是由人發現、總結、表述、實行和弘揚的，那么人們就不能把它變成某種外在于人、高于人的固定不變的法則，人們不應當無條件地服從一種所謂的“永恒法則”，不應當用一種僵死的準則來束縛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孔子主張：“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人能弘道”還表明，道并不是高不可攀，而是老百姓能夠加以實行的；它不像基督教的那種道，只是神的思想，而是發自人心，同普通人民的生活密切相關。因此，“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忠恕違(“違”意為“去”)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中庸》)。而儒家之道運用范圍無限廣大，所蘊涵的思想又極其精微，“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這段話可以說是對孔子所說的道的一個極其精彩的詮釋和發揮。儒家的道并不神秘，它的所有的作用都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發展的結果。

“人能弘道”思想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它確立了人在世界上的主體地位和宇宙的立法者的作用。按照儒家的道德觀念，每一個人都具有仁心，最高法則不是由神來頒布，而是來自這種仁心。因此，每一個人也都是一個自由的德性主體，在孔子看來，仁的發現、推展與實現完全是一種主體自為的結果，只能依靠主體自身完全發乎內在的精神自覺，而不應該借助于任何外在力量的強制與逼迫。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沒有發自主體內心的仁的覺悟和自覺欲求，就不可能推行和實施禮樂文明。禮樂文明的實質并不在于它們擁有一整套的儀軌律令，或能夠形成連貫流暢的聲音韻律，而在于它們完全發源于人自己的內在仁心。禮不己出，則為非禮。樂不由衷，則無異于噪音。盡管仁、禮、樂可以作為五德、六德而并行，但在發生起源與本體地位上，仁高于禮，仁決定禮，而不能相反。“為仁由己”(《顏淵》)是“人能弘道”的另外一種表述，它極大地凸顯了人之為人的德性自覺與主體責任，仁的主觀規定性恰好為后世儒家高度的道德自律奠定了堅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