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金元詞·金元詞的北宗風范

任何創新都離不開對傳統的繼承，北方金元詞壇的“重建”，并非一片空白之上的“新造”。建立金國的女真族雖然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但金源文化包括詩詞在內的文學創作卻是直接承繼了北宋的傳統。與南宋詞一樣，產生于北方的金元詞也是北宋詞的嫡嗣。對于南、北詞壇與北宋詞壇的這種承繼關系，鐘振振曾借用白居易詩句形象地描述為：“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①

金朝詞壇主要從兩個方面繼承了北宋的詞學傳統。一是在創作隊伍方面“借才異代”?！督鹗贰の乃噦鳌吩疲?/p>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藉圖，宋士多歸之。

金人滅北宋后，“漢化”的一個重要措施便是積極招納前朝人才，其中便包括了許多能詩善詞之士。事實上，開啟金詞“山林”的宇文虛中、高士談、吳激、蔡松年等皆為“宋儒”。此外，曾作為當年詞文學創作中心的中原地區，必定還有未能南渡的大量不知名的能詞之士。正是這些“異代”之士構成了最初北方詞人隊伍的骨干，促成了北方詞壇的重建。二是在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方面承接于北宋詞學。詞文學發展至北宋末年，基本上形成了兩種有代表性的詞體范式： 以周邦彥為代表的講究格律、詞情婉麗的“本色”之詞，和以蘇軾為代表的注重“言志”而風格豪放的詞中“別體”。北宋后的北方金元詞，從總體上講，是對蘇軾一脈“別體”傳統的繼承和光大。

詞壇中心的南移和北方詞壇的重建，使12、13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出現了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中獨立發展的南北兩個詞壇。雙方雖然同宗北宋，但在創作方向上都未走北宋“老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創作面貌，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中華書局《詞話叢編》)稱：

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方剛……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南或失之綺靡，近于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

陳匪石《聲執》也指出：“金據中原之地，郝經所謂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者，迥異于南方之文弱?！彼麄兌甲⒁獾搅吮狈皆~風迥異于南宋與地理文化環境之間的必然聯系。

造成金元詞風格固然是南北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不同，同時也是詞體內部原本存在的南北文化質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展和分化的必然結果。唐宋詞被視為“南方文學”^①，其柔弱香軟的風格與作者多為“南人”和江南水鄉“斜橋紅袖”的創作氛圍有密切關系。而蘇軾“豪放”之作的文化色彩則與眾不同，如《江城子·密州出獵》，作者曾“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②，《念奴嬌·赤壁懷古》被認為“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③。東坡這類富于“陽剛”之氣的審美風格，實際上正是以“東州壯士”和“關西大漢”為象征的北方文化質素的體現。在東坡之前，詞壇上也偶有這類“豪放”詞出現，所寫情事恰恰也都與作者的北方經歷或北方的史跡有關^④。晁補之(濟州人)和賀鑄(衛州人)寫有一些或曠逸或豪雄的學蘇之作，而二人也皆為“北人”。賀鑄著名的《六州歌頭》(少年俠氣)即為西北邊事而發。應該說，“豪放”體本身更多地體現了北方文化精神，北方地理文化環境更適宜于“豪放”體的產生。北方文化質素雖然客觀存在于北宋詞的創作中，但一直十分微弱，在南北統一的條件下，尚難以進一步壯大并從總體上改變詞體的“南方文學”特色。然而隨著政治上的南北分治，南北文化的差異被進一步強化，南北詞壇對于接受北宋詞傳統，出現了明顯不同的價值取向。有別于南宋詞壇崇尚清真詞的主流傾向，北方金元詞壇主要繼承和發展了具有北方文化特質的“東坡范式”，在審美特征、主題傾向、詞體形式等各方面都呈現出鮮明的“北方文學”特色。

如何概括和描述南宋和金元詞的這種不同的地理文化特質，我們不妨借用清人論詞的觀點。浙西派詞人厲鶚受禪宗和畫論的啟發，“以詞譬之畫”，曾將詞分為南宗和北宗，指出：“稼軒、后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①

厲鶚從地域文化角度立論以揭示不同詞風的差異，無疑是別具只眼，但其所論囿于南宋詞壇，則未免畫地為牢。稍晚的張其錦在《梅邊吹笛譜跋》^②中發揮厲鶚之說，其目光較其前輩要開闊一些。他進一步將視野延伸到了宋后直到清代詞壇，認為“元代兩家并行”，清朝諸名家皆“上宗南宋”。張氏從詞史演進的角度勾勒出了一條南北二宗流衍變遷的線索，然而他對兩派的考察同樣局限于南宋詞壇。如果沿著厲、張二氏的思路，我們追索12、13世紀完整的中國詞壇，便會發現：厲、張二氏關于南宋詞壇的分析雖然無差，但更大范圍的“北宗”詞派——亦即“北宗”主體，原本存在于北方的廣袤大地上。這就是說，當時的中國詞壇實際上存在著體現著不同地域文化精神的兩個體派——南宗詞派與北宗詞派。

南宗詞派和北宗詞派主要是一種文化地理意義上的劃分。南宗詞中有豪放曠逸之情，北宗詞同樣也不乏婉約清麗之辭，但不同的文化精神則分別為它們打上不同的地域底色。南宗詞與北宗詞分別為當時南宋和金元詞壇的主流，但其精神輻射卻又往往不受地域所限。如上述厲鶚、張其錦雖然忽略了北方詞壇的存在，但他們對南宋詞壇南北宗的分析卻是合乎實際的，豪雄悲壯的稼軒詞極大地撼動了當時詞壇，但終南宋一代卻不預 “雅詞”和“正宗”之列;相反，在北方辛詞卻備受推崇，元好問稱：“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①元代北方詞人劉敏中又進一步補充曰：“最擅名者東坡蘇氏，辛稼軒次之，近世元遺山又次之。三家體裁各殊，并傳而不相悖?！?sup>②——辛——元，三者一脈相承而為詞壇翹楚和正傳，顯然這里表現了北宗詞派對稼軒的認同和接納。就詞學淵源和詞體特征而言，稼軒詞與北方的金源詞壇確實有著直接的傳承關系，實質上是北宗精神的南移，與北方詞壇的主流派共同構成了當時詞壇上的北宗體派^③。

從總的創作態勢上講，金元詞無疑屬于北宗詞體系，這不僅表現在它的流變過程大部分是發生在北方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基本風格范式體現了一種北方文化所賦予的審美特質。元實現天下混一后，南宗詞再度復興，金元詞的發展流程中又匯入了以張翥為代表的南宗詞派，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這并不足以改變金元詞總體上的北宗詞屬性。在金元兩代詞壇上，就數量而言，無論是詞人還是作品，北宗體派都有著明顯的絕對優勢，占據著詞體創作的主體地位;就藝術水平而論，北宗詞雖未能達到南宗詞的高度，但從創始至繁盛，從稚嫩到成熟，開創了一片詞體藝術新天地，形成了詞壇上的一個新體派，其創新的力度和收獲則是元后期的南宗詞所無法比擬的。

注釋

① 《論金元明清詞》,見《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編印。① 楊海明《唐宋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② 宋蘇軾《與鮮于子駿書》,《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排印本。③ 宋俞文豹《吹劍續錄》,《說郛》卷二四引清陶氏刊本。④ 如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劉潛(一說李冠)的《六州歌頭》(劉項起吞并)等。① 《張今涪紅螺詞序》,載《樊榭山房全集》卷四,上海涵芬樓《叢書集成初編》本。② 《清名家詞》卷六,上海書店1982年影印本。① 《遺山自題樂府引》,《疆村叢書》本。② 《中庵集》卷九,《四庫全書》本。③ 詳說見趙維江《吳蔡體與稼軒體》,載《宋代文學研究輯刊》第3期,麗文文化公司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