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金蓮與玉樓猜枚,被玉樓贏了一二十鐘酒,坐不住,往前邊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才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倒自在,就不說往后來接我接兒去?!币騿枺骸澳愕耍俊鼻锞盏溃骸暗诉@一日了?!眿D人走到炕房里,摟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干凈手兒,你倒茶我吃!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教他另拿小銚兒燉些好甜水茶兒,多著些茶葉,燉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屋里睡哩,等我叫他起來?!眿D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罷?!边@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里,見春梅歪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噦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唬人剌剌的!”一面起來,慢條斯禮撒腰拉袴,走來見婦人,只顧倚著炕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教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朵上墜子,怎的只帶著一只,一只往那里去了?”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只金玲瓏墜子。便點燈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床腳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乞帳鉤子抓下來了,才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著,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吃茶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干凈。”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撾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兒干凈,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來,我說娘在后邊還未來哩?!?/p>
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里袖了幾個果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里!”這婦人一面叫秋菊問他:“果子在那里?”秋菊道:“有,我放在揀妝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一數,只是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娘遞與拿進來,就放在揀妝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漒嘴!你不偷,往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賊奴才,你看著手拈搭的,零零落落只剩下這些兒,干凈吃了一半。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那臜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這手!”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贝好酚秒p手推顙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擰著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即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徑里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凈,那討酒來!娘信他,不是他吃了?娘不信,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里不定的?!眿D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掏他袖子。秋菊慌用手撇著,不教掏。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盡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個嘴巴,便罵道:“賊奴才痞,不長俊奴才!你諸般兒不會,像這說舌偷嘴吃偏會!剛才掏出皮來,吃了,真贓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要打你,——你爹睡在這里,我茶前酒后: 我且不打你,到明日清凈白省,和你算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怱怱的,好生旋剝了,教一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忍疼,他也懼怕些。甚么斗猴兒似湯那幾棍兒,他才不放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的臉脹腫的,谷都著嘴,往廚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擘兩半,又拿了個蘋婆、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边@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屜內。婦人把蜜蒸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待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币源藡D人不分,都留下了不題。
【賞析】
作為一部“暴露”小說,《金瓶梅》更多地是用客觀而冷靜的態度來描敘它筆下的人物、事件和場景。但是書中偶爾留存的說書人的口吻如“看官聽說”等,仍然明確地表示了小說對于其中人物等的評價。當然,它大多數時候,都呈現出一種不摻雜作者評論,直陳其事,不避丑惡,甚至因此而被稱為“自然主義”的風格,比如使它得“享”“淫書”惡謚的性行為的描寫等等,都是完全出之于純粹客觀的再現。不過,通過富有深意的人物描寫、情節設置等,作者的評價立場還是不難被讀出來。由于作者無法避免的時代與階級局限,他對于自己筆下人物的描寫,或許經常會有那么一些讓我們感到不快的情感。比如本段中采用的“三個女人一臺戲”的表演形式,帶有總結性質地講述了潘金蓮及她的兩個丫環春梅和秋菊之間的故事,而她們各自的性格、表現及最終的命運,在小說家的筆下的形態,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明代社會道德觀與價值觀的不乏典范意義的標本。
很可以肯定地認為,潘金蓮房中的一主二仆所構成的三角關系,是作者一種頗有深意的安排。單從名字上看,春梅與秋菊,就是經常會在詩文環境里成對出現的兩個意象,把這兩個以此意象命名的人物放在一起,而且是一同放在小說中最重要的女主角的身邊,寫出二人與女主人的關系,及其各自性情、命運的截然不同,顯然不能用“隨意”二字來解釋。
一部大書讀至此處,我們早就知道,龐春梅本是請媒人薛嫂介紹買來,侍奉吳月娘的丫頭,潘金蓮嫁入西門慶家之后,“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著叫娘?!痔娼鹕徚鶅摄y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兩人的身份、地位略有不同。不過,更重要的不同,是她們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因為“素質”的高下之分,而有了顯著的差別:“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為人濁蠢,不任事體,婦人(指潘金蓮)打的是他。”(第十回)后來龐春梅被西門慶“收用”,從此搖身一變,成了潘金蓮口中的“小肉兒”、“好姐姐”,她也成了這個家庭,甚至這個世界上惟一一個與潘金蓮有著深厚感情和密切關系的女人。既與潘金蓮“打成一路”,龐春梅也就在主子與其他婦女的斗爭中充當了“急先鋒”。激打孫雪娥,是春梅起事;摳打如意兒,也是春梅打頭陣。直至她最后因與陳經濟的奸情而被吳月娘逐出家門,卻因禍得福,最終“婢作夫人”,達到了其人生最輝煌的頂點。而秋菊,則始終是一個因“濁蠢”而不斷遭受虐待的奴仆的典型: 在臭名昭著的“醉鬧葡萄架”之后,潘金蓮的繡鞋掉了一只,遷怒于秋菊,開始了第一次對秋菊的折磨——讓她在院子里頂著石頭跪。從此以后,打板子,頂石頭,對秋菊來說是家常便飯。她是潘金蓮的“出氣筒”,每當潘金蓮使性子,沒好氣,對秋菊照臉就是“兩耳刮子”;在第五十八回中,潘金蓮因為對李瓶兒無法遏制又無處發泄的妒嫉,就趁鞋上踩到了狗屎,對秋菊進行了駭人聽聞的摧殘:“提著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揾著搽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采過跪著。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點般鞭子輪起來,打的這丫頭殺豬也似叫?!驂蚣s二三十馬鞭子,然后又蓋了十欄桿,打得皮開肉綻,才放起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边@一非人的場景,又使我們想起在潘金蓮未嫁西門慶之前對武大郎的遺女迎兒的摧殘,兩段情節遙遙相對,同寫出金蓮之殘暴,下人(迎兒也是被金蓮作丫環使的)之悲慘。
可是,在作者對這種慘無人道的暴行客觀而冷靜的描述中,我們實在很難看出他對于這個人物的同情。他告訴讀者更多的,恐怕是“性格決定命運”這句現在被我們說濫了的人生感悟。雖然,這句話太過忽略了時代與階級的種種條件,有把末節當主干的嫌疑,也反映了小說家無可避免的時代和階級局限,但看本段中秋菊的表現: 揉著眼睛開門,卻否認睡著;偷吃柑子不認賬,卻被人把柑子皮從袖中翻出——我們盡可以為她的悲慘身世一表同情和義憤,但她的不夠機敏,的確給當時的評家留下了口實:“人之憎惡一人,雖極偏極暴,亦必有繇。人因其偏暴,往往轉為蠢人護短。”與小說作者應該有共同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崇禎本批評者,正是在這一點上為潘金蓮辯護,而跟小說家一樣斥秋菊為“濁蠢”,聲稱不能因為有人對蠢人兇暴殘橫就無條件地去同情蠢人,或為蠢人之“蠢”辯解。每每這樣的兇暴殘橫,都是有原因的。其原因,不言自明,當然是因為蠢人之蠢!
明了此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金瓶梅》會安排那么多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最終只能得到一個悲慘的結局。只要人天生不夠高貴,或者不夠機靈有趣,哪怕是“貴”為西門慶第四房小妾的孫雪娥,甚至西門慶的女兒西門大姐,都無一例外地成為自身性格缺陷的犧牲品和人生的失敗者。
反觀春梅,卻從作丫環起就有一股天生的傲氣與高貴。以至于在她被西門慶“收用”之后,無論西門慶還是潘金蓮,都不再拿她當作一個普通的丫環看待,反倒要時時討其歡心。即從本段來看,性欲弛張的潘金蓮本來迫不及待地要回房與西門慶淫樂,但一見春梅正與西門慶摟抱在一起,居然主動“讓賢”——這可是她在西門慶的其他女人身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等她在“后邊”與孟玉樓等人熬到夜深回房,秋菊因為開門遲而痛遭她的詈罵,而對春梅,卻因為沒能制止秋菊叫醒她而表示了道歉。緊接著的分果子,也顯然是要討春梅的歡心。龐春梅以丫環身份面對主子時,無論是西門慶還是潘金蓮,都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甚至對對方的主動示好都可以洋洋不睬。潘金蓮打了偷吃一個柑子的秋菊,卻把剩下的水果幾乎平分給龐春梅,可春梅瞧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屜內”,這同樣的動作還發生在第三十四回,西門慶把自己吃的茶遞給她吃,她卻“似有如無,接在手里,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其心氣之高,多少讓人感到些訝異。與她身份相仿的宋惠蓮和如意兒以及在名分上比她高的孫雪娥在得到主子一夕之歡的垂青后,那種得意忘形,似乎就早為她們后來的結局下了定論。正是這種帶有濃厚宿命論色彩的描寫,使得作者筆下的龐春梅,直到此時也完全沒有“金、瓶、梅”中另外兩個人物的穢惡,像以往的評論家所言,對她的“淫”只是暗暗摹寫——像此段情節中寫她與西門慶行房,就是通過她睡在西門慶的腳頭的情景暗示而已,大可與當初西門慶“收用”她的情節作一對映。當然張竹坡還是從這里讀出了小說更多的結構意義:“此回特寫春梅與西門一宿,與收春梅文字一映,為后文之春梅出落春信,又結西門慶之春梅也。夾敘秋菊,以與上無數打秋菊一總為含恨地也。總之此回俱是照后作結的文字,看他一路寫去,有心者自見也。”也就是說,到此為止,潘金蓮房中的一主二仆(或一仆二主),有了一個大概的結束。
可幸的是,在小說家客觀冷靜但不乏階級偏見的筆觸下,我們還是發現了“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秋菊的可貴的一面,那就是不麻木。她與同樣“濁蠢”而遭受虐待的迎兒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堅持不懈的反抗精神。潘金蓮私琴童,被秋菊看見告訴小玉,輾轉傳到西門慶耳朵里,其直接后果,就是印證了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的傳言,潘金蓮在西門慶的馬鞭子之下,受到了生平最嚴厲的懲罰;而西門慶死后,也正是由于秋菊對她、春梅與陳經濟的奸情一而再、再而三鍥而不舍的揭發,潘金蓮又與春梅雙雙被逐出家門,最終慘死在武松刀下。有因就有果,侮辱和損害他人的人,得到的也將是他人的侮辱和損害。這或許是這部小說告訴讀者的另外一個人生感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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