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的畫中多楊柳，就有人說我喜歡楊柳;因為有人說我喜歡楊柳，我似覺自己真與楊柳有緣。但我也曾問心，為什么喜歡楊柳?到底與楊柳樹有什么深緣?其答案了不可得。原來這完全是偶然的：昔年我住在白馬湖上，看見人們在湖邊種柳，我向他們討了一小株，種在寓屋的墻角里。因此給這屋取名為“小楊柳屋”，因此常取見慣的楊柳為畫材，因此就有人說我喜歡楊柳，因此我自己似覺與楊柳有緣。假如當時人們在湖邊種荊棘，也許我會給屋取名為“小荊棘屋”，而專畫荊棘，成為與荊棘有緣，亦未可知。天下事往往如此。

但假如我存心要和楊柳結緣，就不說上面的話，而可以附會種種的理由上去?；蛘哒f我愛它的鵝黃嫩綠，或者說我愛它的如醉如舞，或者說我愛它像小蠻的腰，或者說我愛它是陶淵明的宅邊所種，或者還可引援“客舍青青”的詩，“樹猶如此”的話，以及“王恭之貌”、“張緒之神”等種種古典來，作為自己愛柳的理由。即使要找三百個冠冕堂皇、高雅深刻的理由，也是很容易的。天下事又往往如此。

也許我曾經對人說過“我愛楊柳”的話。但這話也是隨緣的。仿佛我偶然買一雙黑襪穿在腳上，逢人問我“為什么穿黑襪”時，就對他說“我喜歡穿黑襪”一樣。實際，我向來對于花木無所愛好;即有之，亦無所執著。這是因為我生長窮鄉，只見桑麻、禾黍、煙片、棉花、小麥、大豆，不曾親近過萬花如繡的園林。只在幾本舊書里看見過“紫薇”、“紅杏”、“芍藥”、“牡丹”等美麗的名稱，但難得親近這等名稱的所有者。并非完全沒有見過，只因見時它們往往使我失望，不相信這便是曾對紫薇郎的紫薇花，曾使尚書出名的紅杏，曾傍美人醉臥的芍藥，或者象征富貴的牡丹。我覺得它們也只是植物中的幾種，不過少見而名貴些，實在也沒有什么特別可愛的地方，似乎不配在詩詞中那樣地受人稱贊，更不配在花木中占據那樣高尚的地位。因此我似覺詩詞中所贊嘆的名花是另外一種，不是我現在所看見的這種植物。我也曾偶游富麗的花園，但終于不曾見過十足地配稱“萬花如繡”的景象。

假如我現在要贊美一種植物，我仍是要贊美楊柳。但這與前緣無關，只是我這幾天的所感，一時興到，隨便談談，也不會像信仰宗教或崇拜主義地畢生皈依它。為的是昨日天氣佳，埋頭寫作到傍晚，不免走到西湖邊的長椅子里去坐了一會?？匆姾兜臈盍鴺渖希孟駫熘鴰兹f串嫩綠的珠子，在溫暖的春風中飄來飄去，飄出許多彎度微微的S線來，覺得這一種植物實在美麗可愛，非贊它一下不可。

聽人說，這種植物是最賤的。剪一根枝條來插在地上，它也會活起來，后來變成一株大楊柳樹。它不需要高貴的肥料或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陽光、泥土和水，便會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強健而美麗。牡丹花要吃豬肚腸，葡萄藤要吃肉湯，許多花木要吃豆餅;但楊柳樹不要吃人家的東西，因此人們說它是“賤”的。大概“貴”是要吃的意思。越要吃得多，越要吃得好，就是越“貴”。吃得很多很好而沒有用處，只供觀賞的，似乎更貴。例如牡丹比葡萄貴，是為了牡丹吃了豬肚腸只供觀賞，而葡萄吃了肉湯有結果的原故。楊柳不要吃人的東西，且有木材供人用，因此被人看作“賤”的。

我贊楊柳美麗，但其美與牡丹不同，與別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楊柳的主要的美點，是其下垂?；敬蠖际窍蛏习l展的，紅杏能長到“出墻”，古木能長到“參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見枝葉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記了下面的根，覺得其樣子可惡;你們是靠它養活的，怎么只管高踞在上面，絕不理睬它呢?你們的生命建設在它上面，怎么只管貪圖自己的光榮，而絕不回顧處在泥土中的根本呢?花木大都如此。甚至下面的根已經被斫，而上面的花葉還是欣欣向榮，在那里作最后一刻的威福，真是可惡而又可憐!楊柳沒有這般可惡可憐的樣子：它不是不會向上生長。它長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長得高，越垂得低。千萬條陌頭細柳，條條不忘記根本，常常俯首顧著下面，時時借了春風之力，向處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親吻。好像一群活潑的孩子環繞著他們的慈母而游戲，但時時依傍到慈母的身邊去，或者撲進慈母的懷里去，使人看了覺得非常可愛。楊柳樹也有高出墻頭的，但我不嫌它高，為了它高而能下，為了它高而不忘本。

自古以來，詩文常以楊柳為春的一種主要題材。寫春景曰“萬樹垂楊”，寫春色曰“陌頭楊柳”，或竟稱春天為“柳條春”。我以為這并非僅為楊柳當春抽條的原故，實因其樹有一種特殊的姿態，與和平美麗的春光十分調和的原故。這種姿態的特點，便是“下垂”。不然，當春發芽的樹木不知凡幾，何以專讓柳條作春的主人呢?只為別的樹木都憑仗了東君的勢力而拼命向上，一味好高，忘記了自己的根本，其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最能象征春的神意的，只有垂楊。

這是我昨天看了西湖邊上的楊柳而一時興起的感想。但我所贊美的不僅是西湖上的楊柳。在這幾天的春光之下，鄉村處處的楊柳都有這般可贊美的姿態。西湖似乎太高貴了，反而不適于栽植這種“賤”的垂楊呢。

1935年3月4日于杭州。

(1983年浙江文藝出版社《緣緣堂隨筆集》)

賞析豐子愷的愛楊柳是個事實，證據很現成：他屋旁植柳，名宅為“小楊柳屋”;喜歡畫燕子楊柳，人稱他“豐柳燕”;現在又來以“楊柳”為題作文，這還不算喜歡楊柳嗎?然而作者卻說，“為什么喜歡楊柳?到底與楊柳樹有什么深緣?其答案了不可得。”簡言之，作者說他與楊柳是“隨緣”，而不是“存心”“結緣”。這二者是有區別的，存心結緣是一心強調自己如何愛楊柳，擺出若干理由來證明之，盡列某騷人墨客曾詠贊過，或某古人曾被喻為楊柳(王恭被稱為“濯濯如春月柳”，曹操還把楊柳風流可愛比之于張緒等等)，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至于“隨緣”愛柳則是一種十分自然的關系。說人愛柳固然也可，說柳愛人亦未嘗不可，這樣一種物我同一、相知相契之關系多么神合。總之作者的愛柳不是因別人所愛而愛，而是“隨緣”而愛。這樣就清洗去了敷罩在自然外面的一層人工色彩，還其本來面目。有了這一層認識，再說楊柳，就會不落前人之窠臼了。

豐之愷之贊楊柳的確饒有新意。首先為楊柳之“賤”辯正。歷來人們認為楊柳“賤”，理由是它不擇地勢，插在地上便活;不需要管理便長成大樹。而其它花木則常常要澆肉湯，吃豆餅、豬肚腸，便被說成“貴”。越要吃的，他便越“貴”，越向人廉價地貢獻一切，便越“賤”。這種傳統的貴賤觀大為荒謬。顯然，作者表面說的是花木，卻關系到了社會問題：社會上那些顯貴者并非對人有多大貢獻，而只是能吃、能占、能給人添麻煩，能做到：他自己活著就不讓別人活得好;而那些被視作下等人的“賤”者，卻是所取甚少、貢獻最多的人。豐子愷的認識恰恰與此相反，他別具見地的貴賤論包含的辯證法觀點和人民性，十分可貴。

楊柳的可愛還在于一個重要性格：不忘根本。樹長多高，其枝葉也會下垂，想著泥土中養育它的根。越長得高，枝葉越下垂得低，同根本親吻，向泥土膜拜。不像其它植物枝葉花果蒸蒸日上，而高踞上邊，不理睬根。這些分析無抽象的說教色彩，而全是從形象入手，別有見地地加以描繪，把樹擬人化了。似乎樹具有人一樣的感情，有人一樣的性格。擬人的目的有時是為了把物寫活，但有時卻在借物寫入，這一點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

如果說，寫楊柳“不忘根本”的個性還屬一般地塑造楊柳形象，即一般地描畫出某一類人的品格特征，那么在1935年的社會背景下，“不忘根本”就又有極其現實的內容。作者在這里把全篇文章引向深化：“我以為這并非僅為楊柳當春抽條的原故，實因其樹有一種特殊的姿態，與和平美麗的春光十分調和的原故。這種姿態的特點，便是‘下垂’。不然，當春發芽的樹木不知凡幾，何以專讓柳條作春的主人呢?只為別的樹木都憑仗了東君的勢力而拼命向上，一味好高，忘記了自己的根本，其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這里又給楊柳枝葉下垂的特殊姿態賦予一種特別的時代性格，即當別的樹木都憑“東君”勢力拼命向上爬時，唯有它最顯示春之精神。“東君”是日神，楚辭《九歌》中有《東君》：“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比丈裼质呛沃?當指日本侵略者!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軍國主義大舉侵華，東北大片土地淪喪，至1935年日軍逼進華北。國內一些親日反動人物不僅不主張抗戰，反而想借日軍“勢力”撈得高官厚祿，“一味好高”，“貪婪”異常。本文寫到此，便大加諷刺鞭撻，顯示了作者的愛國主義精神。對于這一點，我們不必懷疑。只要看一看作者此后的隨筆是如何向日軍抗爭的，就會明白。

這篇隨筆在寫法上給我們啟發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隨筆雖有中心思想，但作者不是采取嚴密的推理形式，層層遞進或層層深入地寫出，而是信筆寫去，意象十分豐富;要講的道理，要表達的思想是水到渠成的，而且點到而止，不會反復地強化說明、論證。這就使文章開合自如，不顯得是在強力作文，而似乎是文與作者有一種天然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