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八九歲時就喜歡弄筆墨，算到現在，可以說以文字與世人相見，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了。這二十五年之中，通共寫過了多少東西，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壞的，我自己說不出，當然也更沒有第二個人能于說得出，原因是我每有所寫述，或由于一時意興之所至，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由于急著要賣幾個錢，此外更沒有什么目的。所以，到文章寫成，寄給了出版人，就算事已辦完。到出版之后，我自己從沒有做過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們借去看了不歸還，也就算了;小孩們拿去裁成一塊塊的摺猢猻，摺小狗，也就算了;堆在廢報紙一起，積久霉爛，整捆兒拿去換了取燈，也就算了。“敝帚千金”，原是文人應有之美德，無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緣故，在這上面總是沒有勁兒，總是太隨便，太“馬虎”：這大概是一種病罷?可是沒有方法可以醫治的。

我的第二種病是健忘：非但是讀了別人的書“過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過了三年五年之后，有人偶然引用，我往往不免懷疑：這是我說過的話嗎?或者是有什么書里選用了我的什么一篇，我若只看見目錄，往往就記不起這一篇是什么時候寫的，更記不起在這一篇里說的是什么。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時代做的東西，有幾篇玄同替我記得爛熟，至今還能在茶余酒后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誦，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至多亦不過“似曾相識”而已!

因為有這“隨做隨棄”，“隨做隨忘”兩種毛病，所以印文集這一件事，我從前并沒有考量過。近五年中，常有愛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問：“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可以印一部集子了，為什么還不動手?”雖然問的人很多，我可還是懶著去做：這種的懶只是純粹的懶，是沒有目的和理由的。但因為他們的問，卻引動了我的反問。我說：“你們要我印集子，難道我的文章好嗎?配嗎?好處在那里呢?”這一個問題所得到的答語種種不同。有人說：“文章做得流利極了。”有人說：“豈特流利而已”(但流利之外還有什么，他卻沒有說出)。有人說：“你是個滑稽文學家。”有人說：“你能駕馭得住語言文字，你要怎么說，筆頭兒就跟著你怎么走。”有人說：“你有舉重若輕的本領，無論什么東西，經你一說，就頭頭是道，引人入勝，叫人看動了頭不肯放手。”有人說：“你是個聰明人，看你的文章，清淡時有如微云淡月，濃重時有如狂風急雨，總叫人神清氣爽;決不是粘粘膩膩的東西，叫人吃不得，嘔不得。”有人說……別說了!再往下說，那就是信口開河，不如到廟會上賣狗皮膏藥去!

雖承愛我的朋友們這樣鼓勵我，其結果卻促動了我的嚴刻的反省。說我的文章流利，難道就不是浮滑嗎?說我滑稽，難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樣胡鬧嗎?說我聰明，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功力嗎?說我駕馭得住語言文字，說我舉重若輕，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學問，沒有見解，而只能以筆墨取勝嗎?這樣一想，我立時感覺到我自己的空虛。這是老老實實的話，并不是客氣話。一個人是值不得自己的嚴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后，雖然就未必等于零，總也是離零不遠。正如近數年來，我稍稍買了一點書，自己以為中間總有幾部好書，朋友們也總以為我有幾部好書。不料，最近北平圖書館開一次戲曲音樂展覽會，要我拿些東西去湊湊熱鬧，我仔細一檢查，簡直拿不出什么好書，于是乎我才恍然于我之“家無長物”。做人，做學問，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樣。若然蒙著頭向著夸大之路走，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嘗不可以。若然絲毫不肯放松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壞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實并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結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過一粒米大。我這樣說，并不是要叫人喪氣，從而連這一粒米大的東西也不肯去做。我的意思卻是相反：我以為要是一個人能于做成一粒米大的東西，也就值得努力，值得有勇氣。

話雖如此說，我對于印集子這件事，終還是懶;一懶又是兩三年。直到廿一年秋季，星云堂主人劉敏齋君又來同我商量，而我那時正苦無法開銷中秋書帳，就向他說：“要是你能先墊付些版稅，叫我能于對付琉璃廠的老兄們，我就遵命辦理。”劉君很慷慨的馬上答應了，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編了。但是，說編容易，動手編起來卻非常之難：這一二十年來大半已經散失的東西，自己又記不得，如何能找得完全呢?于是東翻西檢，東借西查，抄的抄，剪的剪，整整忙了半年多，才稍稍有了些眉目。可是好，飛機大炮緊壓到北平來了!政府諸公正忙著“長期抵抗”，我們做老百姓的也要忙著“坐以待斃”，那有閑心弄這勞什子?惟有取根草繩，把所有的破紙爛片束之高閣。到去年秋季重新開始作刪校工作，接著是商量怎樣印刷，接著是發稿子、校樣子，到現在第一冊書出版，離當初決意編印的時候，已有一年半了。

我把這部集子叫作“雜文”而不叫作“全集”，或“選集”，或“文存”，是有意義的，并不是隨便抓用兩個字，也并不是故意要和時下諸賢顯示不同。我這部集子實在并不全，有許多東西已經找不著，有許多為版權所限不能用，有許多實在要不得;另有一部分討論語音樂律的文章，總共有二十多萬字，性質似乎太專門一點，一般的讀者決然不要看，不如提出另印為是。這樣說，“全”字是當然不能用的了。至于“選”字，似乎沒有什么毛病，我在付印之前，當然已經挑選過一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選，而且在各篇之內，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刪削。但文人通習，對于自己所做的文章，總不免要取比較寬容一點的態度，或者是自己的毛病，總不容易被自己看出;所以，即使盡力選擇，也未必能選到理想的程度。這是一點。另一點是別人的眼光，和我自己的眼光決然不會一樣的。有幾篇東西，我自己覺得做得很壞，然而各處都在選用著;有幾篇我比較愜意些，卻從沒有人選用。甚而至于我向主選的人說：“你要選還不如選這幾篇，那幾篇實在做得不好”，他還不肯聽我的話，或者是說出相當的理由來同我抗辯。因此我想：在這一個“選”字上，還是應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標準呢，還是應以別人的眼光做標準呢?這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不如暫時不用這個字。說到“存”字，區區大有戰戰兢兢連呼“小的不敢”之意!因為存也者，謂其可存于世也。古往今來文人不知幾萬千，所作文字豈止汗牛而充棟，求其能存一篇二篇，談何容易，談何容易!藉曰存者，在我以為可存，然無張天師之妙法，豈敢作“我欲存，斯存之矣”之妄想乎?

今稱之為“雜文”者，謂其雜而不專，無所不有也：有論記，有小說，有戲曲;有做的，有翻譯的;有莊語，有諧語;有罵人語，有還罵語;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狀;稱之為“雜”，可謂名實相符。

語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決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數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傳，那已是千僥萬幸，心滿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卻不妨在此地說一說。我以為文章是代表語言的，語言是代表個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該赤裸裸的把個人的思想情感傳達出來：我是怎樣一個人，在文章里就還他是怎樣一個人，所謂“以手寫口”，所謂“心手相應”，實在是做文章的第一個條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說的話譯成了文字;什么“結構”，“章法”，“抑，揚，頓，挫”，“起，承，轉，合”等話頭，我都置之不問，然而亦許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對面談天一樣：我談天時喜歡信口直說，全無隱飾，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喜歡開頑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往往要動感情，甚而至于動過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說這些都是我的好處吧，那就是好處;你說是壞處吧，那就是壞處;反正我只是這樣的一個我。我從來不會說叫人不懂的話，所以我的文章也沒有一句不可懂。但我并不反對不可懂的文章，只要是做得好。譬如前幾天我和適之在孫洪芬先生家里，洪芬夫人拿出許多陶行知先生的詩稿給我們看。我們翻了一翻，覺得就全體看來，似乎很有些像馮玉祥一派的詩;但是中間有一句“風高誰放李逵火?”我指著向適之說：“這是句好句子。”適之說：“怎么講法?”我說：“不可講;但好處就在于不可講。”適之不以我說為然，我也沒有和他抬杠下去，但直到現在還認這一句是好句子。而且，我敢大膽的說：天地間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假使并不是好文章，而硬做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顆明珠，緊緊握在手中，不給人看，你這個關子是賣得有意思的;若所握只是顆砂粒，甚而至于是個干矢橛，也“象煞有介事”的緊握著，鬧得滿頭大汗，豈非笑話!我不能做不可懂的好文章，又不愿做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只能做做可懂的文章，無論是好也吧，不好也吧;要是有人因此說我是低能兒，我也只得自認為活該!

還有一點應當說明，就是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是隨著時代變遷的，所以梁任公以為今日之我，可與昔日之我挑戰。但所謂變遷，是說一個人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所發生的自然的變化，并不是說抹殺了自己專門去追逐時代。當然，時代所走的路徑也許完全是不錯的。但時代中既容留得一個我在，則我性雖與時代性稍有出入，也不妨保留，藉以集成時代之偉大。否則，要是有人指鹿為馬，我也從而稱之為馬;或者是，像從前八股時代一樣，張先生寫一句“圣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著寫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這就是把所有的個人完全殺死了，時代之有無，也就成了疑問了。好像從前有這樣一個笑話，說有一個監差的，監押一個和尚，隨身攜帶公文一角，衣包一個，雨傘一把，和尚頭上還戴著一面枷。他恐防這些東西或有遺失，就整天的喃喃念著：“和尚、公文、衣包、雨傘、枷。”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著，把他的頭發剃了;又把自己頸上的枷，移戴在他頸上，隨即就逃走了。到明天早晨，他一覺醒來，一看公文，衣包，雨傘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頭，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那里去了!所謂“抓住時代精神”，所謂“站在時代面前”，這種的美談我也何嘗不羨慕，何嘗不想望呢?無如我不愿意抓住了和尚丟掉了我自己，所以，要是有人根據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數點而斥我為“落伍”，為“沒落”，我是樂于承受的。

把這么許多年來所寫的文字從頭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煙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從頭再走一次，這在我個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幾篇文章之收入，并不是因為我自己覺得文章做得好，而是因為可以紀念著某一時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種經驗;或者是，因為可以紀念我對于文字上的某一種試驗或努力——這種試驗或努力，或者是失敗了，或者是我自己沒有什么成功而別人卻成功了;嚴格說來，這種的試驗品已大可扔棄，然對于我個人終還有可以紀念的價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書按年歲之先后編輯，原擬直編至現時為止，合出一厚本，將來每次再版，隨時加入新文，后因此種方法，于出版人及讀者兩方，都有相當的不便，故改為分冊出版，每三百余面為一冊。

承商鴻逵兄助我校勘印樣，周殿福、郝墀、吳永淇三兄助我抄錄舊稿，書此致謝。

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劉復識于平寓

(1934年《人間世》第5期)

賞析《自序》一文寫于1934年4月12日，三個月之后(7月14日)作者即因回歸熱病逝。這該是他回顧自己文學創作道路的最后一篇文章，其價值自不應低估。在這篇“自序”中，他闡述了自己的文學觀念，謙遜地評估了自己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成績，回顧了自己的文學創作道路。他認為“把這么許多年來所寫的文字從頭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煙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從頭再走一次”，當年戰斗的意緒雖然縈回于心間，然而早已時過境遷了。

“自序”文字活潑自如，詼諧幽默，率真任性，一無遮蔽，一如他的為人。率真，是本文突出特點。心口如一，絕無矯飾，是他執筆為文的準則，也是他的文章的風格特色。對于這一準則，本文有精要概括，就是“以手寫口”，“心手相應”。他認為“文章是代表語言的，語言是代表個人的思想感情的，所以要作文章，就該赤裸裸的把個人的思想感情傳達出來：我是怎樣一個人，在文章里就還他是怎樣一個人”，這“實在是做文章的第一個條件”。統觀全文，從構思到行文，確實體現了這樣的藝術主張。第一、二段概述自己對待作品的兩種態度：“隨做隨棄”、“隨做隨忘”，近于自嘲，又不失之輕佻，語調自然，如對朋友談心;第三、四段恰當地估計自己，不夸大也不貶抑，娓娓道出同意出版文集的矛盾心情;第五、六、七自然段瑣細地記述編輯經過，文近散漫，卻不顯蕪雜;第八、九、十段，講自己的文學觀，插入一些詼諧的俚語、傳聞、故事，于詼諧幽默之中寓含自己的觀點，也許未必十分確當，但和盤托出，無意“隱飾”自己的“落伍”，一任大家批評，表現的是一種坦蕩的胸襟。文如其人，清淺而又真摯，內容或有瑕疵，其人卻率直可親。

劉半農曾經是新文化運動中一名勇敢的戰士;在新文化運動退潮期他轉向研究語言，消退了當年的熱情。也許，他從文化戰線退出的抉擇并不可取，但我們不應因此而掩蓋他早年的戰斗實績。魯迅講得好：“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于中國更為有益。我愿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尸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

應該以這樣的態度全面地看待他回顧自己創作歷程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