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觸到契訶夫的作品，是那篇寫于一八八三年的《詢問》。這是安多薩·契洪捷時代的產物，也就是作者自以為是“小笑話”的作品。據同時代作家蒲寧的回憶，當時有人不承認這些作品的價值，甚至說：“不能想象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會允許這么個庸俗的綽號來接替他們的名字。”魯迅于翻譯契訶夫的《壞孩子》等八篇初期作品后，在《前記》里寫道：“雖作者自以為‘小笑話’，但和中國之所謂‘趣聞’，卻又截然兩樣的。它不是簡單的只招人笑。一讀自然往往會笑，不過笑后總還剩下些什么——一就是問題。”的確，我在很年輕的時候讀到的《詢問》，就給了我這樣的感覺。

當時，我大概只有十五六歲吧，剛從浙東農村來到省會杭州，進一所培養從事所謂“民眾教育”工作人員的“實驗學校”，記不清是在英語課本或英語活頁文選里，靠翻英語字典讀了一篇《詢問》的英譯。一位剪平頭、爆眼睛的鄉紳，來到一個衙門里，想向坐在辦公室里的文官老爺查問一件案子。他恭恭敬敬地對一位穿制服的青年說道：“請問，我可以……在您這兒查一查我的案子嗎?”接著就報了自己的姓名和要查的案子。可是，那青年文官是如此地專心致志于抄寫文件，竟然完全沒有聽見。于是，鄉紳又說了一篇，依舊得不到文官的理會。沒有辦法，只好再說第三遍，第四遍。文官還是沒有聽見。鄉紳就從口袋里掏出一張一個盧布的鈔票，放在文官面前攤開的冊子上;文官皺皺眉頭，闔上了本子，仍然不加理會。鄉紳又拿出一個盧布，照樣被文官收去了，也照樣毫無效果。鄉紳嘆了口氣，“從桌旁走開，呆呆地站在房子中央，他的兩只手絕望地垂在兩邊”。正在這個緊要關頭，救星來了，聽差托著茶杯路過，留意到他臉上的狼狽相，就走到鄉紳面前，低聲問道：“怎么樣?您查過沒有?”“我去查問來著，可是他不理我。”“您給他三個盧布好了。”“我已經給了兩個啦。”“再給一個就行了。”果然，在他這樣做了以后，文官的“鼻子放光了，轉紅了，臉皺起來，牙齜出來，做成一個笑臉，”而且出聲問道：“哦……您有什么事嗎?”“我要查一查我的案子。”“遵命!遵命!您要查的是古古林那件案子吧，對不對?”可以想見的，“文官活潑起來，仿佛給一陣旋風吹動了一樣。”不僅很快就把事情全辦好了，甚至還對鄉紳談起天氣，問到莊稼，陪他下樓，“露出和氣而恭敬的笑容，看起來隨時準備在鄉紳面前下跪似的”，因而又得到了第四個盧布的饋贈，那張鈔票仿佛經過“魔術家的手法”“在空中一閃就不見了”。……

雖然我用了這么一大堆的文字來復述它，其實小說本身寫得非常精練，還不到三千字。的確，我讀完后禁不住笑將起來，笑了之后在心里留下了一點什么東西，總覺得不很痛快似的。這種不很痛快的感覺，是和當時我在生活里碰到的一件事情有關系的。

童年時期，我是在一個鄉村私塾式的國民小學里讀書的，從“子曰”“詩云”到“人、手、足、刀、尺”，一連讀了五六年，受夠了一位私塾教師的戒尺之苦。他老人家雖然眼花耳聾，打起別人手板的勁兒倒還十足。可是，我的一個年齡相若的表哥，卻由他父親送進了鎮上的“縣立”小學，不但名聲好聽得多，那里的新式教師是不用戒尺的，犯了過錯只出告示“記過”，要文明得多了，使我在年節里見到剃著洋發的表哥時簡直抬不起頭來。因此，在我九歲那年，母親一去世，我就啼啼哭哭吵著要進城去讀“縣立”的高小，爭取畢業出來能和表哥一起讀本縣的最高學府——“縣立”的初中。這個目的終于達到了，我和表哥在一所充當校舍的文廟里同了三年學，成為一對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初中畢業后，我們一起投考省城那個官費的“民眾教育實驗學校”時，他不幸落了榜，只好到杭州附近一所小學里去當教師。這對他當然是個打擊。他要謀求彌補。于是，有年暑假，他從父親手里接過一雙火腿，這是我們家鄉的名產，經過一番包裝，帶到省城里去送一位帶點親戚關系的法官。在鄉下人眼里，省城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那里的法官自然更是高不可攀;可是，憑著這份厚禮，他決心去攀一攀，去試一試自己的命運。我們一起跑兩天旱路(那時還沒有鐵路)，趕到鄰縣的縣城去搭開往杭州的小火輪。旱路足足有一百二十里，那雙重甸甸的火腿由兩人分段背著。在閃光的希望的鼓舞下，路途上的辛苦自然就無所謂了。到了杭州，急如星火的表哥當晚就拉我去送火腿，滿以為法官總是住在法院里的，好不容易到了那里，穿制服的警察卻連大門也不讓進。左說右說，又好不容易才問到了法官的住家。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出了多少汗水，又好不容易在一條小巷子里找到目的地。面對著一個黑漆單扇的小門，分明上面有個拉鈴的把手，可表哥為了表示尊敬，不敢拉鈴，只用手指輕輕地敲了敲門。一次，兩次，三次，最后終于把門敲開了，卻受到一只高大狼狗的襲擊，一雙火腿掉到了地上，沿路小心保護的包裝也弄散了。在狼狗的吠叫聲中，一個聲音從一條窄窄的門縫里冒將出來：

“是什么人深更半夜的敲門呀?”

我們結結巴巴地說明了來意。

“送火腿給老爺呀?”聲音仍然很難聽，“是你老子打官司嗎?”

我們趕快說明，不是為了打官司，只是為了表示敬意。

“不打官司，好，把火腿給我!”

我們剛把火腿塞進門縫，還在為包裝的散落而道歉時，砰的一聲，門已關上了。

仿佛給雷震了一下，我們都發了愣。等到定定神往回走了幾步，表哥才想起，火腿的包裝上沒有寫字，那位只有聲音的人也沒有問我們的姓名，法官老爺知道是誰送的呢?沒有辦法，他只好再去敲門，要我在遠處墻角邊等著。過了半晌，他回到我身邊，垂頭喪氣地喃喃道：“唉，門不肯開，我又不敢用力敲!算了，當作火腿在小火輪上給人偷了!”

在這件可笑的往事里，有那么一種令人可悲的東西，使我終生難忘。當官的受賄，有求于他們的行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出身平民知識分子階層的契訶夫，就很熟悉這類現象，很熟悉《詢問》中的青年文官這類人物。出現在契洪捷時代的作品，例如《勝利者的勝利》、《一個官員之死》、《變色龍》和《普里希別夫中士》等等，所寫的雖然不都是受賄的故事，但對那些小官吏們的精神狀態的刻畫，已經是像魯迅所說的，“不免使人笑”，而又不能“一笑就了”的。盧那察爾斯基在一篇談論契訶夫的文章里，批駁有些人說因為專制制度和資本主義在俄國已經消亡，因此“契訶夫在很大程度上過時了”的觀點，寫道：

“我們正生活在頗為沉郁的小市民氣氛中，無論在農村，在外

省，在首都，它都使我們感到窒息。它把庸人抓在它的魔掌里，它還牢牢地抓住了工人，甚至革命者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也常常處于它的惡勢力之下。我說過，我們大致勝利了，這并不是說，我們徹底勝利了。……”

這段精辟的話，是不是直到今天的中國也還是頗為適用呢?這實在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1959年10月上海

(1985年花城出版社《書和生活》)

賞析作者是碩果累累的小說家。所以這篇隨筆也就帶有濃重的“小說味”——前半部分可以看作契訶夫小說《詢問》的縮寫;后半部分的《送火腿》(姑妄稱之)活脫就是一篇第一人稱的小小說。《詢問》中的行賄者頗不得法，而受賄者卻又斤斤計較見錢眼開;而《送火腿》中的行賄者則頗有點“自以為得計”，篤定厚禮一送便會吉星高照，受賄者則頗具“大家風度”，絕不似前面那個低檔次的青年文官。《詢問》的行賄結局是“皆大歡喜”，而《送火腿》的行賄者卻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兩篇“小說”對照鮮明，有異曲同工之妙!讀后使人忍俊不禁卻又“不是簡單的只招人笑。一讀自然往往會笑，不過笑后總還剩下些什么——就是問題。”

文章的題目是“官和賄”，初讀似乎讓人不得要領，以這題目作文章是應該來一番高談闊論的。但作者卻不以宏論取人，偏偏平鋪直敘，如拉家常，扯出兩段故事，這故事又很是引人入勝，讓你不由得跟著作者“亦步亦趨”，議論文不以議論文作，來一個小說反串，這便是它的獨到之處。

文字精當，議論風生固然可收醍醐灌頂頓開茅塞之效，引而少發乃至引而不發亦能步入“此時無聲勝有聲”的佳境達到“盡在不言中”的目的。作者以小說見長，把“小說”引入隨筆，既可揚長又獨辟蹊徑，這不能不說是作者的高明之處。何況，“官和賄”這類文章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熱門話題”，話題一熱門也就有“濫熟”之嫌，“炒剩飯”是往往要倒人胃口的，作者駕輕就熟又不落窠臼，這就使老話題作出了新文章。所以，這篇發表于30多年以前的文字，今天仍能讀出深刻的新意來。